宋時輪和同志持槍對峙，事件驚動毛主席，總政治部：要嚴肅處理

毛主席在建國后曾說過：“冀東大暴動，是很震動的大事”，可見他對冀東人民武裝起義的評價很高。

在這場重大的抗日運動中，開國上將宋時輪分量極重，他是前線部隊的最高軍事指揮，一度領導著超過七萬人的武裝力量。

這是在抗戰初期，麾下能擁有這么多人手，宋時輪地位也是水漲船高。只可惜由于多重因素影響，我軍只能從冀東撤離。

這個結局給宋時輪造成很大的打擊，深深影響了他的情緒，以至于他后來回延安前，還鬧出過對同志拔槍相向的事來。

當年中央對冀東地區寄予了厚望，最初的戰略，是毛主席親手部署的。

1938年春，日寇為進攻徐州，從華北抽調大量部隊南下，毛主席看出敵空虛之處，立即做出安排，準備在冀東建立起以霧靈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4月1日，120師雁北支隊司令員宋時輪接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前去平西與鄧華支隊匯合，之后共同開赴冀東。

5月25日，兩個支隊成功會師，根據總部指示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宋時輪擔任司令員，鄧華擔任政委，班子組建完畢不久，第四縱隊就朝著冀東挺進。

最初宋時輪和鄧華都比較樂觀，因為冀東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李運昌等人在冀東地區工作多年，已聯合當地抗日志士組成統一戰線，正在準備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武裝暴動。

第四縱隊此行的一個任務，就是保證這次暴動能夠成功，并讓八路軍在冀東站穩陣腳。

他們抵達冀東不久，暴動就開始了，在第四縱隊的配合下，波及范圍覆蓋了20多個縣、大量村鎮，參與人數超過20萬。

這規模之大、人員之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八路軍憑借此次事件的影響，也在冀東打出了名號、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

最可喜的是，當地還建立起一支由我黨領導的抗日聯軍，人數超過了7萬。

抗戰初期能拉起一支超過七萬人的武裝，那是相當輝煌的成績。不過事情往往有兩面，這些人員成分復雜，訓練、紀律、思想等方面參差不齊。

為解決這些混亂，組織隨即成立冀熱察寧軍區，以宋時輪為司令員、鄧華為副司令員，下設五個軍分區，實行統一指揮。

組織問題初步理順，接下來就要解決如何在冀東徹底立足的事宜。冀東就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是華北的咽喉，日寇絕不會放棄。

且冀東地形多平原，利于機械化作戰，這對八路軍來說是很大的麻煩。

為應對日寇接下來的攻勢，第四縱隊黨委多次開會討論發展方針，宋時輪提出，應集中兵力北出長城，在都山一帶創建發展，黨委討論后同意了該建議。

由于武器裝備的落后，我軍歷來都是先在山區去打開局面，這并不算錯。

可此次的情況比較特殊，都山地區位于偽滿邊境，日寇從九一八后就努力經營，將這里打造成全面侵華的橋頭堡，戒備異常森嚴。

雖然此處有大山做依托，但群眾基礎并不牢固，第四縱隊的判斷沒有結合實際，很快就吃下了苦果。

得不到群眾支持，就意味著無法獲得后勤支援，第四縱隊在短時間內又沒辦法自行開墾謀生，最終僅堅持了一個多月就撤回平原地區。

走到這一步時，又剛好到了九月中旬，這正值華北平原高粱、玉米收成之際，若青紗帳一倒，部隊更難以躲藏，生存岌岌可危。

第四縱隊立即開會討論，商議出的結果是先將5萬主力帶回平西整訓，留3萬部隊堅守，到明年再過來繼續發展。

他們把這個想法匯報給上級的晉察冀軍區，這么大的事聶榮臻也沒法做主，就進一步上報給了中央。

聶帥的電報是9月26日發給中央的，直到10月8日中央才回復，說冀東部隊應盡可能爭取建立根據地，如果到了萬不得已時，方可轉移回平西。

然而，這個指示尚未傳達至冀東，第四縱隊就遭到日寇襲擊，宋時輪本人負傷，電臺也被打壞。

如此一來，他沒辦法收到中央的命令，就按照自己遇到的情況做出決策，率部撤過潮白河以西。

10月9日，第四縱隊與冀東抗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開始往平西轉移，會上沒有任何人反對，所以部隊立馬開拔。

然而，幾萬人的部隊在平原中行進，對日寇來說就是送上門來的目標，其多次對第四縱隊發起進攻，造成了很大的傷亡。

除了戰場上的犧牲外，部隊的士氣低落也造成了很嚴重的問題，一路上有很多人自行離隊。

據《宋時輪傳》所述，冀東暴動后改編的23總隊跑了1000多人，39總隊3000多人全都跑了，最嚴重的一個晚上，有6000多人擅自離開。到最后，成功抵達平西的僅剩4000多人，十不存一。

當初轟轟烈烈的冀東大暴動，最終只剩下這個局面，宋時輪是要負一定責任的。中央和北方局都進行了批評，尤其是“未得到上級批準就自行撤離”這點，措辭格外嚴厲。

宋時輪內心也是有愧疚的，被批評后更是郁悶，一心只想打回冀東證明自己。

同樣的，中央也沒有放棄冀東地區，于1939年2月成立冀熱察挺進軍，讓120師副師長蕭克擔任司令員，旨在建立起統一領導冀東、平西、平北的冀熱察根據地。

然而，蕭克剛到任不久，便將冀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高志遠處決了，此舉讓宋時輪、鄧華大為不滿。

高志遠是冀東大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初能有那么大的聲勢，背后主要是他的功勞。

作為冀東本土人士，高志遠和麾下冀東抗聯的人都想重返家鄉，一再向上級提出請求。然而在蕭克看來，自己才剛剛上任，麾下就有人想脫離單干，未免有拆臺之意。

沒過多久，有人揭發高志遠和吳佩孚有勾結，企圖投靠日本人當漢奸，蕭克便將高志遠抓了起來。

宋、鄧跟高志遠一同戰斗過，很熟悉對方的為人，就去找蕭克說明情況，直言就算高志遠真的有什么問題，也可以送回延安學習。然而蕭克沒有理會，他回憶錄中寫了處理結果：

“專門召開公審大會，由公訴人楊春甫提出公訴，地下黨員陳飛等人提供證據，高志遠供認不諱。審理完畢，根據當時國民黨的法律以漢奸罪論處，執行死刑。”

高志遠死后，冀東抗聯瞬間跑了大半，宋時輪和鄧華也產生離開的想法。

當時宋時輪胃病又比較嚴重，就向組織打報告“請求回延安休養與學習”。在他啟程趕往延安的當天，很多同志都來送行，敘舊完畢后，宋時輪讓警衛員拿槍備馬出發。

然而，這個舉動讓政治部的一名同志產生了誤會，以為宋時輪是想槍擊一位前來送行的領導，那人為保護首長的安全，沖上去把槍給搶了下來。

宋時輪本來因為幾件事心情就低落得很，見那人的動作也誤會了，只當是要繳自己的械，立馬就過去把槍又奪回來，并上膛瞄準對方，將其給嚇跑了。

眾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給搞懵，一場歡送會，最終也不那么歡樂。

等宋時輪到達延安時，持槍對峙事件早已上報中央，毛主席和總政治部黨委都認為此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必須嚴肅處理。

再聯系宋時輪之前在冀東“回師前未經中央批準即行動”的錯誤，便在1940年8月17日給予宋時輪處分。

后來在整風時期，宋時輪說出自己當時的心態，因為跟那名同志先前就存在過節，槍對軍人來說又如同命根子，所以一時就魯莽沖動了。他檢討說：

有一點成績就自大，不知道自己吃幾碗飯，老子天下第一，個人英雄主義盛行，導致了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我的思想中占上風……這些東西是必須被打倒、根除的。

只要勇于承認并加以改正，那就依然是好同志。日本投降不久，宋時輪再度調往前線，在戰場上打出了華野名將的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