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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指的是中國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七位名士的合稱,他們分別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他們常聚于山陽縣(今河南修武一帶)竹林之下,縱酒放歌,談玄論道,因其曠達不羈、反抗禮教的精神風貌,而被后人稱為“竹林七賢”。
在國畫中,“竹林七賢”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人物畫題材,更是一個承載了深厚哲學思想、美學追求和文人理想的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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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材的精神內核與文化寓意
與“歲寒三友”托物言志不同,“竹林七賢”是直接以人物為載體,展現一種特定的精神生活狀態。其核心寓意包括:
對個體精神的追求與解放:在魏晉那個政治動蕩、司馬氏集團高壓統治的“亂世”,七賢以竹林為庇護所,他們的相聚代表了在政治壓力下對個人精神自由的執著追求。畫家描繪他們,即是歌頌這種不隨波逐流、保持獨立人格的精神。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學實踐:這是嵇康提出的著名主張,意為超越儒家禮教的束縛,回歸人的自然本性。畫中七賢或袒胸露腹,或縱情酣飲,或彈琴長嘯,這些不拘禮法的行為,在畫家筆下成為了一種美學化的“任自然”的理想生活圖景。
文人雅集與知音之交的典范:七賢的竹林之游,被后世視為文人雅集的開端。他們因共同的志趣和思想而聚,超越了世俗的功利關系。因此,這一題材也象征著高雅的友誼、精神的共鳴和文化的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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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才情與風度的集中展示:七賢各有鮮明的個性與才華:
嵇康:善琴,風度翩翩,常被描繪為撫琴或鍛鐵的形象,象征剛烈與高潔。
阮籍:善嘯,好酒,常以“青白眼”示人,畫中多表現為飲酒、長嘯或駕車漫游至窮途而哭的曠達與苦悶。
劉伶:酒仙,身后常跟一持鍬童子,言“死便埋我”,是放浪形骸的極致代表。
阮咸:善彈琵琶(后世以其名命名“阮咸”,即今天的阮),常與酒宴、音樂相伴。
山濤、向秀、王戎則各具特色,或沉穩,或博學,或聰慧。畫家通過組合不同人物,能構建出豐富的敘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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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國畫藝術中的表現手法
環境營造——“竹林”的象征意義:
竹林不僅是物理背景,更是核心意象。它象征著清幽、高潔、脫俗,為七賢的活動提供了一個與污濁塵世隔絕的“烏托邦”空間。
畫家用墨色的濃淡干濕來表現竹林的深邃與清氣,竹葉的疏密穿插與人物的動態相呼應,共同營造出一個超然物外的精神家園。
人物刻畫——“以形寫神”的極致:
這一題材是考驗畫家人物畫功力的試金石。畫家不僅要畫出七賢不同的外貌特征,更要通過姿態、表情和動作,精準地傳達出他們各自獨特的“神韻”與“氣質”。
例如,嵇康的“龍章鳳姿”與傲岸,阮籍的“魏晉風度”與憂思,劉伶的醉態與狂放,都需要畫家有極深的文化理解和筆墨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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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與敘事——從群像到情節:
群像式構圖: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七賢分散于竹林之中,或坐或臥,或飲或談,構圖講究疏密有致,氣韻連貫,形成一個和諧而充滿張力的整體。
情節性構圖:畫家會選取經典故事片段進行描繪,如“嵇康撫琴”、“阮籍青白眼”、“劉伶醉酒”、“山濤啟事”等,使畫面更具戲劇性和敘事性。
筆墨意趣——寫意精神的體現:
尤其在文人寫意畫中,畫家不再追求精細的寫實,而是用灑脫、簡練的筆墨,逸筆草草地勾勒出人物的神采。這種“不求形似”的畫法,恰恰更能表現七賢那種不拘小節、灑脫自由的精神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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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材的演變與影響
早期:可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壁畫、磚畫(如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風格古拙,人物形象已非常鮮明。
宋元以后:隨著文人畫的興起,這一題材愈發受到青睞。畫家們借此抒寫胸中逸氣,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人格的向往。
明清時期:陳洪綬、任伯年等大家均有精彩創作。陳洪綬筆下的七賢,形象奇古夸張,極具裝飾性和個人風格,強化了其“高古”的特質。
“竹林七賢”題材的影響也遠播至工藝美術領域,在瓷器、漆器、竹木雕刻上隨處可見其身影,成為中國文化中“名士風流”的永恒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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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國畫中的“竹林七賢”,是歷代畫家用筆墨構建的一個精神桃源。它不僅僅是對一段歷史的追憶,更是后世文人對一種理想生活狀態和人格境界的永恒渴求。當我們欣賞一幅《竹林七賢圖》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七位歷史人物在竹林下的閑適,更是一種對抗世俗、回歸本真、追求心靈自由的宏大宣言。這正是該題材歷經千年而魅力不減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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