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及中國香港的高校是如何分類的？

編者說

國務院、教育部多次明確提出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支持高校差異化發展，強調要破解高校趨同化難題。最新發布的《追蹤學生成長：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監測的探索與實踐》一書，分析了國外高校和中國香港地區高校分類體系背后的邏輯、目的和實施情況。本文對相關內容進行了摘選。

關于高校分類的理論探討，以及國內外高校分類的方法及其應用，國內很多學者已經作過翔實的介紹、研究與分析1，在此不再贅述。縱觀全世界的大學體制，無一例外地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分類。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學系統都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不僅學生人數成倍增加，而且各種類型，特別是私立民辦大學不斷涌現。這種變化造成高校系統的異質性顯著增強，亦催生了大學分類的需求。

從形成過程來看，有的分類是政府為方便管理而刻意打造的學術分類，有的分類是高校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聲譽等級，也有民間組織根據市場需求出臺的各種分類或排名。從分類標準來看，高校的使命、授予學位的層次、入學的選擇性、科研水準、服務對象、校園規模、學校聲望、辦學性質（公立或私立）等多種元素構成分類的基礎。

我們先就國外高校分類的實施情況，選擇美、英、德三個較具代表性的國家的高校分類進行解讀和梳理，然后對中國香港高校的類型進行比較。

（一）國外高校的分類

1.美國

卡內基高校分類（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2在諸多分類中出現較早，也最負盛名。這是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一種學術分類標準，于1973年首次發布后，在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2021年有數度修訂，其中 2005 年的版本作了較大的修改。這個分類雖然出自一個民間組織，其誕生時本來不帶任何官方性質，但由于它準確及時地描述了美國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成為高校管理的一個實用框架，因而被賦予一定的權威性。

卡內基分類最初在1973年發布的版本將高校分為五大類別，包括博士型大學、綜合型大學與學院、文理學院、兩年制學院以及職業學校和其他專門職業學院。每一大類中又根據學校的性質和規模細分小類。

在接下來的近半個世紀中，隨著美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急劇擴張，學生群體日漸多元，科研競爭加劇，教育經費緊縮，政府和社會對于高校的期待值也不斷提高。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審時度勢，每隔若干年就對其高校分類進行修訂，旨在真實反映美國高校的現狀，除了為社會提供高教發展的趨勢以外，也為政府制定與高教相關的政策提供依據。

從分類結果看，高校類型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細化。最近2021年發布的分類包括了七個大類：博士型大學、碩士型學院與大學、學士型學院、學士/副學士型學院、副學士型學院、特定領域學院和部落學院。其中每一大類又根據科研與教學的具體情況細分為小類。如大類博士型大學又分為極強研究活動、強研究活動、專業型大學等三小類，大類碩士型學院與大學分為大規模、中等規模和小規模三小類，等等。

有研究者在介紹卡內基分類時對其產生的原因語焉不詳，低估了它在美國高教發展史上的作用。卡內基分類是加州大學前總校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在20世紀70年代擔任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時出臺的，而克爾校長一生青史留名的杰作就是《加利福尼亞1960—1975年高等教育總體規劃》（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1960-1975，簡稱“總體規劃”）。3將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不難看出，卡內基分類其實是克爾校長離職后將“總體規劃”加以總結，為美國高校的健康發展繪制的一份藍圖。?

克爾的“總體規劃”將三個層次的高校管理框架（加州大學——研究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學院—專科學院）通過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有效地避免了三類高校之間無休止的爭斗。這個管理框架體現了三個層次高校之間的使命區分，而這種區分使得政府能以有限的資源滿足多方需求，在“追求教研卓越（excellence）”和“拓展入學機會（access）”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換言之，追求教研卓越和拓展入學機會這兩件事也許不可兼得，起碼對于一所大學來說難以兼得，但加州高等教育作為一個系統卻做到了兼得。

從這個角度看克爾的工作，卡內基分類的意義就顯得非同凡響了。這個分類既不是學者案頭的思辨，也不帶有居高臨下的傲慢，而是一個實踐者面對高教發展難題給出的解決方案。

2. 英國

英國高校的分類也沒有一個官方的版本。事實上，英國從來沒有專門對高校進行分類，而是任高校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類型集合：

● 古典大學（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

● 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倫敦政經學院等）

● 紅磚大學（伯明翰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利茲大學、布里斯托大學、謝菲爾德大學和利物浦大學）

● 平板玻璃大學（薩塞克斯大學、蘭卡斯特大學、東英吉利大學等）

● 新大學（曼徹斯特都市大學、威斯敏斯特大學等）

● 現代大學（伯明翰城市大學、南威爾士大學等）

以上這個清單幾乎就是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簡史綱要，代表著高校的歷史、文化、聲譽，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它們的學術水準和生源質量。與此同時，英國高校為了凸顯其傳統或地域優勢，自發形成各種聯盟，比如羅素大學集團?、古典蘇格蘭大學、威爾士大學聯盟等。這些組織雖然具有某些分類的特征，但未形成統一的分類標準。隨歷史進程自然形成的分類作為英國高校聲譽和地位的象征，近年來為高校推行國際化所用，成為國際招生宣傳的有效工具。

3.德國

與英國大學相比，德國高校的分類有較多政府干預的痕跡。1810年威廉·馮·洪堡（Wilhelm van Humboldt）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辦學主張，反對大學傳授實用的專門知識，將追求真理、傳授不含任何目的的“純粹科學”作為大學的首要任務。在這一思想影響下，德國形成了兩大類高校：學術型大學（wissenschaftliche Hochschulen）規模龐大，專業領域綜合（但一般不含工程技術專業），包括傳統型大學（Universitaten）、工科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n）、綜合制大學（Gesamthochschulen）等；而非學術型院校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由各類商業、農業、職業和專業技術學校升格而成的高等專科學校（Fachhochschulen），注重培養實用型人才，為學生的職業實踐做準備。?

德國高校的分類是德國人在解決追求科學真理與培養大國工匠這對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時所表現的智慧。讓學術型與非學術型大學各司其職，讓不同類型的人才各取所需，這樣的體制設計為德國在“二戰”后經濟與社會的迅速復蘇及其后的崛起提供了有效保障。德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制造強國，他們的高等專科學校功不可沒。

然而，隨著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德國高等教育昔日霸主榮光不再。為了提升德國高校的國際競爭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德國政府在 2005 年推出“卓越計劃”（Excellence Initiative）。?這個計劃反映了德國政府對于在各類高校間平均用力的資助模式的不滿，希望通過給頂尖研究型大學注入額外資金來推進大學間的分化，打造一小批常青藤式的大學。

（二）中國香港的大學分類

2004年1月中國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教資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對由特區政府資助的八所公立大學提出“角色差異化”（role differentiation）的要求。報告對于如何實現這個要求語焉不詳，但其中有一句話透露了政府想要對八所大學進行分類管理的初衷：“提供更多的公共資金給一些選定的學科和大學，使之能夠在國際水平上綻放光芒。”

此后十多年，教資會在大學撥款、學額分配和研究經費等方面不遺余力地推行“角色差異化”的政策，即給每一所大學分配一個角色，然后要求大學完全按照政府的旨意去開展研究與教學工作。具體說來，教資會指定香港大學（簡稱港大）、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和香港科技大學（簡稱科大）為“研究型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簡稱理大）和香港城市大學（簡稱城大）為“應用型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為“教學型大學”，嶺南大學為“文理學院”，香港教育大學為“師范學院”。

從高校管理的角度來看，教資會的分類便于政府集中精力和資源辦好三所世界一流大學，在分配研究經費、本科學額及博士學額等方面簡化行政手續，提高管理效率。對于這樣的安排，港大、中大和科大當然比較滿意，但城大和理大，特別是城大則與教資會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角力。

由于歷史原因，香港的大學國際化水準較高，學校領導在辦學理念上也比較開放。他們秉承當代高等教育領域里自由競爭的理念，不相信政府行政主導式的角色分配，認為這種長官意志不符合大學發展的規律。事實上，城大通過大學內部的“差異化”發展，突出工學院的優勢，不顧政府反對創辦動物醫學院，通過全球招聘形成某些領域的人才高地，并在國際招生質量和數量上直逼歐美名校。?理大也不甘示弱，與內地高校緊密合作，積極參與國家航天工程并取得輝煌成就，而且在某些應用學科達到世界領先的地位。

城大和理大所取得的這些成就，本來應當讓政府和全體市民感到驕傲，結果卻讓教資會陷入極其尷尬的局面。他們一方面在教學資源的分配上繼續向其指定的研究型大學傾斜，并一再敦促非研究型大學回到各自給定的角色，另一方面卻不得不肯定非研究型大學爭創一流的努力，并在某些方面給他們“松綁”。例證之一：在對城大創辦動物醫學院圍追堵截整整十年后，政府最后還是極不情愿地承認了它的合法地位，2019 年特首親自來到城大，宣布將動物醫學院納入政府資助的項目。

參考文獻：

[1]陳鋒正，苗彥愷，馮啟高，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中外高校分類發展研究[J]．山東高等教育，2022， 10(1): 11 — 17；曹賽先．高等學校分類的理論與實踐 [D]．華中科技大學，2004；王茹，高珊，吳迪．美國2015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介紹 [J]．世界教育信息，2017, 30(9)： 41 — 43.

[2]Carnegie Classifi 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24-10-11].https://carnegieclassifi cations.acenet.edu/.

[3]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60). 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1960-1975. Sacramento, CA: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McCormick, A. C. & Zhao, C. (2005). Rethinking and Reframing the Carnegie Classi-fi cation. Change, 37(5), 51-57.

[5]羅素集團成立于1994年，由英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組成，成立之初包含20所大學，之后擴充至24所。該聯盟被稱為英國的常青藤聯盟，代表著英國最頂尖的大學。

[6] 曹賽先．高等學校分類的理論與實踐 [D]．華中科技大學，2004： 22．

[7]Matthews, D. German Universities’ Path to Excellence [EB/OL]. (2019-07-31) [2024-10-11].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01/germanys-path-excellence-higher-education.

[8]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To Make a Diff erence,To Move With the Time [EB/OL]. (2004-01) [2024-10-11]. https://www.ugc.edu.hk/doc/eng/ugc/publication/report/policy_document_e.pdf.

[9]城大在QS排名中一直在全球前100名之內，在2020年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最國際化大學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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