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辦電話卡讓消費者自證清白，有悖法治精神

每經評論員 徐肖逍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11月4日通報，針對近日媒體報道的江西省南昌、九江、景德鎮等地有電信、移動、聯通營業網點存在外地身份證辦理電話卡需預存高額話費、提供工作證明等問題，江西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視，已責成相關企業全面開展排查整改。

此前，有媒體報道，外地身份證在江西多地辦理新電話卡門檻明顯“加碼”，在部分地方電信營業廳，甚至本地戶籍也需要提供工作證明、社保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銀行流水等其中之一。

辦張新電話卡，營業廳竟然要無犯罪記錄證明，這聽起來匪夷所思，其本質就是要求消費者自證清白。為什么有這樣的要求？多名營業廳工作人員均以“落實反詐工作”為由進行解釋。然而，相關工作人員卻無法提供對應的政策文件。

事實上，公安部等12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顯示，“無犯罪證明”僅適用于“升學、服現役、就業”等法定情形，異地辦理電話卡明顯并不在此列。

顯然，江西部分通信商營業網點的做法于法無據，所謂“反詐工作”的理由，恰恰意味著法治精神的嚴重缺失。

眾所周知，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項重要原則。要求用戶在辦理電話卡時出具無犯罪證明，實質上是對這一原則精神的挑戰。這種做法無異于將每位普通用戶預設為“潛在犯罪分子”，構成了對消費者人格尊嚴的隱性侮辱。

不容忽視的是，過多隱私信息的索取也涉嫌侵犯消費者權益。這不僅違背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更可能為數據濫用和信息泄露埋下隱患。在數字時代，隱私權是消費者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哪怕是以公共利益為名的權力越界，也會破壞社會信任的根基。

在很大程度上，“反詐”是企業“懶政”的借口。這些年來，電信詐騙頻發，國家大力推行反詐工作本意為提升消費者風險防范意識。這要求運營商本應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風險監測、完善實名核驗，而不是通過增設消費者負擔來規避自身責任。要求用戶提供額外非必要資料，無異于將本應由企業承擔的風險管控成本，粗暴轉嫁給消費者。這種“寧可錯殺一千”的思維，暴露的是管理能力的退化。

一些通信營業廳對外地身份證辦卡“層層加碼”，本質上構成了一種地域歧視。當人員流動成為社會常態，異地辦卡的高門檻不僅阻礙人才流動，更變相剝奪了外來務工人員、學生群體平等享受通信服務的權利。而預存千元話費的要求，更將經濟困難群體擋在數字社會門外，加劇了數字鴻溝。

需要指出，一些地方營業廳執行標準混亂、口徑矛盾，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營業廳也出現要求不一的情況，這也暴露出監管的缺位。

辦電話卡要無犯罪記錄證明，到底要證明什么？實際上什么也證明不了，既證明不了安全、有效，也證明不了合法性和治理水平。

這套“證明邏輯”的荒誕之處在于：它要求消費者自證清白，卻無法證明自身的正當性；它聲稱為了公共利益，卻在傷害消費者權益；它本應服務用戶，卻又給用戶設置重重障礙。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不能以“安全”為名隨意要求消費者自證清白。運營商作為市場主體，在參與社會治理時，應恪守法治邊界，以技術手段提升風險識別能力，而非將管理責任轉嫁給用戶。

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通過法治規范與技術升級，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時，維護個體的基本權利與尊嚴。這，才是應被證明的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