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陳官莊的槍聲終于歇了。
杜聿明集團全軍覆沒,淮海戰役以國民黨軍五十五萬人被殲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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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封求救電報變成無線電里的嘶嘶雜音時,曾被蔣介石稱作“福將”的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早不在徐州也不在南京。
他剃了那撮標志性的上將軍胡,化名“王文明”,揣著三根金條、五兩鴉片、七塊美鈔,帶著三姨太黃佩芬和四個孩子,在上海楊樹浦碼頭擠上了開往香港的英國貨輪。
回望浦江兩岸的燈火,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黃埔操場上的誓言“誓死保衛校長”,嘴角扯出點自嘲的笑:原來“死”是別人的,“保衛”的卻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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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峙的潰敗從來不是突然的,早就在他軍事生涯里埋了伏筆。
1937年保定失守,他跑得比子彈還快,“長腿將軍”的名號就這么傳開了;1946年定陶之戰,整三師被全殲,他連夜退回鄭州,同僚又送他個“劉跑跑”的綽號。
國民黨里能打的將領不少,但蔣介石偏偏舍不得丟他這顆“棋子”在蔣的邏輯里,聽話比能打更重要。
所以1948年10月,何應欽說“徐州易攻難守,非福將不可守”時,蔣介石又把劉峙推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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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剛發表,南京街頭就有了順口溜:“南京大門本姓蔣,派個豬倌來站崗。”
劉峙聽見了也只咧嘴笑:“豬有豬福。”可這次,福氣沒再幫他。
11月6日戰役打響,他先讓李延年“死守海州”,兩天后又電令“星夜回徐”;黃百韜兵團被圍碾莊,他回電“徐州萬不可失”,死活不調兵東援。
等杜聿明飛到前線,他干脆把指揮權一推,借口“蚌埠籌糧”帶著副官坐小飛機溜了。
66天的大戰,他名義上在任58天,實際在徐州待了不到12天,留下的只有一疊前后矛盾的電稿和杜聿明那句“軍心將散”的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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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前最后一次見他,把電報揉成團砸在他臉上:“誤我徐州,害我60萬子弟,你百死莫贖!”劉峙跪在地上,就反復囁嚅“學生罪該萬死”。
第二天,國民政府公報撤銷他一切職務,通令“永不錄用”。
被撤了職的劉峙沒敢去臺灣。
他心里清楚,自己已成“失敗圖騰”,去了臺灣大概率會成“整肅”的標本。
無奈之下,他以“肺病咯血”為由留港“就醫”。
從奢靡到被舊部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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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香港時,他還算瀟灑,買了半山羅便臣道一幢三層洋房,門口掛塊“文明商行”的銅牌,每天西裝革履出入皇后大道的舞廳、告羅士打酒店,花大價錢包養上海來的舞女,像是要把半生晦氣都撒在燈紅酒綠里。
本來想靠著家底逍遙幾年,哪想到亂世里的繁華根本靠不住。
1950年4月,一群淮海戰場退下來的舊部穿黑衣堵在門口,點名要“欠餉”。
劉峙仗著保鏢拔槍對峙了半小時,最后還是交了50根金條“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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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魂還沒定,港英警方又找上了門,懷疑他“私藏武器、意圖擾亂治安”。
原來是同僚李彌的殘部想拉他當“滇緬游擊隊”的招牌,他不敢答應也不敢拒絕,偷偷買了20條步槍“防身”,結果人贓俱獲。
在交10根金條罰款后,他徹底囊空如洗,洋房也抵押給了銀行。
更要命的是臺北那邊,《香港時報》連載“劉峙禍國記”,直指他“臨陣脫逃、私吞軍餉”,那文章是陳誠系“太子派”寫的,明擺著要“借頭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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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峙讀得冷汗直流,當夜就收拾細軟,決定遠走南洋“至少得找個不講國語的地方”。
香港待不下去了,劉峙一路輾轉到了南洋。
1950年9月,他一家乘荷蘭郵輪“芝利華”號抵達雅加達。
為了避人耳目,他剃了光頭、穿起紗籠,改名“劉中興”,在城西巴眼亞比租了間木板屋,靠三姨太給人縫衣服、自己給華僑子弟補數學過活。
雅加達“劉中興”
誰能想到,這位昔日“二級上將”還挺有教書天分,把枯燥的算術編成軍事“沙盤”,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
三個月后,附近的“中華會館學校”聘他當“副教務長”,月薪150盾,相當于當地中學教師的最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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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日子剛有點起色,麻煩又找來了。
1952年3月,雅加達最大的荷文報紙《星洲快報》頭版登了廣告:“前中國徐州總司令劉峙將軍,本周日于中華會館講演《亞洲反共戰略》”。
消息一出全埠轟動,印尼情報局、中共駐雅加達領事館、臺灣“自由中國通訊社”三方都派人打探。
劉峙卻一頭霧水他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后來才明白,是當地國民黨右派想借他名號籌款,擅自登的廣告。
劉峙知道闖了大禍,連夜寫了3000字聲明,第二天登在《天聲日報》上:“劉某乃被褫奪公權之人,絕不過問政治;冒名者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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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風波才算平息,但消息還是傳回了臺北。
蔣介石拍著桌子大怒:“這蠢材在外頭丟人現眼,若被北京統戰,豈不反噬我?”當即命“國防部”第二組派專員赴印尼,“必要時強押回臺”。
1953年6月,臺灣特務找到了他,遞上兩張船票:一張去基隆,一張去舊金山,“校長請總座二選一”。
劉峙哪能不懂,所謂“自由選擇”其實就是“押解回臺”。
為了四個孩子的安全,他只能登船去基隆。
7月2日基隆港下著細雨,他剛踏上碼頭就被憲兵“請”進黑色別克,直駛士林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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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早背著手站在階前,一見他就厲聲喝道:“你還有臉回來?徐州60萬將士的冤魂就在你身后!”劉峙“撲通”跪地,額頭撞得咚咚響。
蔣介石越罵越氣,抓起手杖劈頭蓋臉打下去,他左頰頓時血痕累累。
直到宋美齡趕來才勸住。
罵了半小時,蔣最后一揮手:
“滾去寫懺悔錄,若再有一句怨言,送你去軍法處!”
之后,劉峙被安排了個“總統府戰略顧問”的虛銜,月領1200元新臺幣,實則軟禁在北投草山招待所,每天對著淮海戰役地圖寫“失敗檢討”,一寫就是三年,稿紙積了一尺厚,也沒第二個人看。
1956年他得了嚴重青光眼,視力只剩0.1,拒絕手術說“瞎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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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每天由三姨太攙扶著去草山后山竹林,聽晨鐘暮鼓,手抄《金剛經》。
有記者問他“再來一次徐州會怎么部署”,他苦笑:“先把指揮部設在飛機艙里,再給自己留一條跑道。”
1963年他徹底失明,蔣介石特許他遷往臺中眷村,和退役老兵同住。
白天坐在藤椅上讓鄰童讀報,夜里摸索著把淮海戰役地圖撕成碎片塞進枕頭。
有人勸他寫回憶錄,他搖頭:“寫什么呢?寫我如何逃跑?后人會笑也會哭,可我已無淚。”
1971年1月15日,劉峙在臺中醫院病逝,終年79歲。
劉峙死后,臺灣軍史館想為他立傳,終因“形象負面”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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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遺物里有枚淮海戰役紀念章,背面蔣介石親書的“忠勇”二字被他刮得模糊不清;還有張1948年10月31日的“剿總”合影,他站在蔣介石右側笑容可掬,卻被鋼筆狠狠涂黑。
只有那本手抄《金剛經》保存完好,末頁題著四句歪詩:“曾驅鐵甲下南昌,又向淮海餞夕陽。誰言福將終有福,半是塵土半滄浪。”
他想靠“聽話”在亂世里求安穩,卻偏偏被推到最關鍵的戰場,想在敗落后隱姓埋名過普通人日子,卻始終被歷史的繩子牽著。
從“福將”到“豬將軍”,從將軍到教書匠,他的末路漂流里,藏著的是一個舊時代軍人的狼狽與無奈,也照見了那個動蕩年代里,無數選錯方向者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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