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來,古巴政權一直將其政治生存建立在一個單一的敘事之上:美國的“封鎖”是對一切經濟失敗、一切短缺、以及摧毀古巴人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停電的普遍解釋。這一敘事被反復宣揚,最終在國際輿論的廣大領域中凝固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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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據可查的現實卻講述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若仔細審視實際的貿易流動、可核實的金融交易以及島內資源的真實分配狀況,政權的論證框架便轟然坍塌。哈瓦那將一切經濟后果歸咎于禁運的說法,在實證證據面前根本無法成立。
這種話語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背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策略。卡斯特羅家族的精英集團在數十年間將“把自身的行政無能轉化為地緣政治受害者地位”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把制度性腐敗包裝成英勇的抵抗,把掠奪性的本質偽裝成外部敵意的必然產物。這場敘事歪曲的行動取得了驚人的成功:當世界將目光投向華盛頓尋找“罪魁禍首”時,古巴悲劇的真正締造者卻在哈瓦那幾乎毫無懲罰地繼續統治。
聯合國大會今年再次就古巴提出的譴責美國禁運的決議進行表決。自1992年以來,這一年度儀式從未間斷:古巴會拿出所謂“天文數字”的損失數據,數十個國家會發表聲援聲明,而決議也將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然而,那間會議廳中不會討論的,是大量數據與文獻證據——涉及數億美元的貿易往來、超過許多國家儲備規模的金融資產,以及一個將自身無能轉化為地緣政治受害敘事的制度結構。
聯合國的投票,并不會決定美國禁運的命運——無論結果如何,禁運都將繼續存在。但它將決定另一件事:國際社會是否繼續為一種虛假的解釋背書——一種讓古巴政權完全擺脫對人民苦難的責任的解釋;而與此同時,這個政權卻隱匿著高達185億美元的資產——足以解決它口口聲聲歸咎于外部因素的那些危機。
美國農業部的官方記錄,與所謂“全面封鎖”的敘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24年,美國對古巴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額超過3.7億美元。出口商品包括冷凍雞肉、大豆、玉米和小麥——這些正是一個被“封鎖”的國家理應無法從其主要地緣政治對手那里獲得的基本物資。
這種貿易增長持續且顯著。2025年2月,美國對古巴的出口達到4700萬美元,創下自201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比前一年同月增長了75.1%。2025年1月至6月期間,總銷售額達到2.433億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長16.6%。按照當前趨勢推算,到2025年底,雙邊貿易總額預計將超過5.85億美元。根據USTEC的記錄,自2001年至今,古巴從美國的累計采購額已超過76.79億美元。
這一數字的真正意義在于:美國已成為古巴市場五大食品供應國之一。這一悖論不容忽視——那個據稱將古巴“封鎖”到饑荒邊緣的國家,卻在不斷、并且越來越多地向古巴出售雞肉、大米、牛奶和藥品。
貿易多元化的范圍遠遠超出了食品領域。2025年初,古巴從美國進口了價值1530萬美元的二手車輛、摩托車、太陽能電池板、農業機械、醫療設備、工業化學品和制冷系統。進口目錄五花八門,從約翰·迪爾拖拉機到圣餐餅,從高端咖啡、長粒米、強化奶粉到精選豬肉,應有盡有。
允許這些交易的法律框架已經存在數十年,足以駁斥“被圍困之城”的敘事。2000年的《貿易制裁改革與出口促進法》以及1992年的《古巴民*主法》都明確授權向古巴出售食品、藥品和人道物資。唯一的條件是:古巴政府必須現金支付。不能賒賬,不能分期付款,但也并不存在絕對的貿易禁令——尤其是對基本生活必需品而言。
2023年,華盛頓批準了總額超過8億美元的對古巴醫療產品出口,比2021年翻了一番。所謂的限制主要體現在金融層面:古巴不能向美國銀行機構申請貸款,也無法進入紐約的資本市場。然而,以現金購買基本商品從未被禁止。
這一技術性細節對于揭穿古巴官方敘事至關重要。古巴政權將禁運描繪成阻止一切商業往來的“封鎖”。但現實揭示出的是規模龐大、且日益增長與多元化的貿易活動。
古巴在國際市場上所面臨的限制有一個確切的名稱:信用破產。數十年來,古巴政權作為債務人的記錄堪稱災難性——屢次違約、無休止的債務重組,以及一種顯而易見的無力償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蓄意不履行其金融義務的態度。
“巴黎俱樂部”的數據清楚地揭示了這種動態。古巴在該組織的債務高達46.2億美元,是拉丁美洲第二大債務國,僅次于委內瑞拉。這個數字本身已經驚人,但若放在歷史背景下考察,其意義更為深刻。
2015年,巴黎俱樂部作出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決定:免除古巴85億美元債務,當時古巴的總債務為111億美元。也就是說,超過75%的債務被一筆勾銷。剩余債務則在極其寬松的條件下重組:每年僅需小額付款,期限延長至2033年,且前五年免息。能享受如此寬厚待遇的國家寥寥無幾。
古巴政權對此國際慷慨的回應,卻是系統性地違約。自2019年以來,哈瓦那已停止支付超過2億美元的約定分期款項。此后幾乎每隔幾個月便重啟談判——2023年9月、2025年1月……每次會議的劇本如出一轍:古巴要求“更多時間”,債權國表示“理解困難”,然后支付期限再次被推遲到一個無限期的未來。
這種違約模式遠不止于巴黎俱樂部。過去二十年,古巴所獲得的債務豁免清單令人瞠目:2011年,印度免除了60億美元債務;2013年,墨西哥取消了4.87億美元;2014年,俄羅斯取銷了350億美元——這相當于自蘇聯時代以來遺留債務的90%。此后,莫斯科還多次延長剩余債務的償還期限。
盡管被免除的債務總額超過540億美元,古巴仍然持續違約并積累新的債務。其當前外債總額超過400億美元,其中包括拖欠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西班牙、法國、奧地利、比利時和日本等國的款項,并與私人債權人存在正在進行的訴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CRF1基金案。該基金設立于開曼群島,因上世紀80年代提供的貸款在倫敦法院起訴古巴,索賠金額超過7800萬美元。而古巴政府拒絕承認該訴訟的合法性。
古巴的信用狀況如今已嚴重惡化,甚至連政權本身也無法再掩蓋。2024年7月,古巴經濟與規劃部長華金·阿隆索·巴斯克斯在全國大會上承認:政府的外匯收入“嚴重不足”,對外信貸渠道“幾乎不存在”。這一官方承認證實了國際金融界早已明白的事實——借錢給古巴,就等于白送。
記者諾拉·加梅斯·托雷斯報告稱,2023年和2024年的財務報表顯示,古巴軍方經營的商業集團GAESA持有至少185億美元的流動資產,其中145億美元存放在其自有銀行賬戶與金融機構中,可隨時動用。要理解這一數字的巨大意義,只需將其與哥斯達黎加、烏拉圭或巴拿馬等國的外匯儲備作比較即可。
僅在2024年第一季度,這一軍方集團就實現21億美元凈利潤。其主要企業Cimex(負責零售、銀行及對外貿易業務)貢獻了其中一半利潤。另一家關鍵子公司——旅游公司Gaviota——截至2024年3月,其銀行賬戶中擁有43億美元。僅這家公司所掌握的流動資金,就幾乎是政府估算為全國藥房全年供應所需資金3.39億美元的13倍。
經濟學家帕維爾·維達爾將GAESA形容為一個“平行的中央銀行”,完全在正式經濟體系之外運作。該集團奉行極端保守的外匯策略:囤積美元、以比索結算,從而使自己免受通貨膨脹與貶值的沖擊,而這些危機正在摧毀古巴經濟的其他部分。這種金融策略確保資源始終集中在軍方手中,而普通民眾則面臨各種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嚴重短缺。
GAESA的組織架構正如記者馬克·貝爾穆德斯所形容的,像一個多層嵌套的“俄羅斯套娃”式企業體系。雖然名義上隸屬于“革*命武裝力*量部”,但該集團卻控制著整個國家的戰略性經濟部門:旅游業、匯款渠道、零售業、電信、港口、海關與金融體系。泄露文件中識別出的至少25家下屬企業包括CIMEX、Gaviota、TRD Caribe、Almacenes Universales以及國際金融銀行等。
GAESA的運作幾乎在所有方面都籠罩在不透明的迷霧中。它既不向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匯報,也不接受任何民事審計機構的監督。前國家審計長格拉迪斯·貝赫拉諾在2023年公開承認,她無法對軍方企業集團進行審計,因為該機構不在她的管轄范圍之內。不久之后,貝赫拉諾被撤職,官方未作任何解釋。
泄露文件還揭示了這些巨額資金的去向。盡管收入驚人,GAESA在2024年3月至8月短短五個月內花費了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預算用于建造豪華酒店。在2021年至2023年間,全國政府投資的36%被投入酒店項目,而農業僅獲得2.9%,醫療項目更是只有1.9%。
這些數據的披露引發了古巴政/權的強烈反應。官方媒體網站Cubadebate發起針對諾拉·加梅斯·托雷斯的人身詆毀運動,指責她是“中情局特工”,并質疑她的學術資歷。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報道沒有反駁或討論調查中的任何一個數字。如果這些文件是偽造的、數據不實,政權完全可以公布自家的財務報表予以否認。但它選擇了進行人身攻擊,并對具體數據保持沉默——從而以沉默的方式間接承認了泄露內容的真實性。
從這些數據中,自然而然浮現出一個顯而易見、但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擁有185億美元即時流動資金的古巴,究竟可以做些什么?
讓我們先從醫療體系開始談起——這是政權一貫聲稱因“封鎖”而陷入崩潰的領域。政權估算,要讓全國所有藥房具備基本藥品的供應,每年僅需3.39億美元。按照這個標準,GAESA的流動資金足以維持這種藥品供應達54年之久,而且完全不需要新增一分錢收入。如今,古巴醫療系統中70%的基本藥品短缺。這種危機并非因為缺乏資源,而是因為資源被有意集中在軍方手中。
能源領域的情況同樣發人深省。根據保守的技術估算,要維持全國電網的運轉——包括維修、保養和燃料支出——每年大約需要2.5億美元。以GAESA目前的資金儲備,古巴本可以保障74年的穩定供電。但現實是,民眾卻要忍受長達20小時的日常停電,易腐食品損壞,經濟活動停擺,整片社區陷入連日黑暗。
外債問題也完全可以用這些資金立刻解決。古巴欠巴黎俱樂部的46.2億美元,僅占GAESA流動資產的25%。償還這筆債務并顯著削減其他國際欠款后,仍可剩余逾130億美元。只要有政治決心動用這些資金,古巴完全可以立即恢復國際信用,重新進入全球金融市場。
糧食進口的賬目同樣令人震驚。2024年,古巴進口食品的總額約為20億美元。憑借軍方掌控的流動資金,古巴本可保障九年以上的糧食進口需求,并同時投資農業復興,從根本上減少對外依賴。現實卻是,每十個古巴人中有七人因缺錢或缺糧而每天少吃至少一頓飯。
崩潰的生產基礎設施也有其修復成本。對老化工業體系進行現代化改造、更新公共交通車隊、重建農村道路以便農產品從田間順利運至城市市場——這些關鍵投資完全可以在現有資源范圍內輕松實現。技術評估表明,若要實現顯著的基礎設施轉型,五年內需要30億至50億美元。而GAESA手中現成的現金,幾乎是這一數額的四倍。
即使假設繼續依賴大量燃料進口,這些資金也足以在開發替代能源期間維持穩定的能源供應。古巴每年在石油及其衍生品上的開支約為30億美元。以GAESA的流動資金計算,足以支付六年多的石油進口費用。
這種現實徹底顛覆了官方關于“封鎖”的敘事——所謂的禁運,實際上成了一種用于內部政治操控的工具。當民眾被引導去責怪外部因素時,掌控GAESA的精英階層卻得以繼續積累財富,而無需面對資源分配的不公問題。
如今,89%的古巴民眾生活在極端貧困中,而與此同時,該國的軍方體系卻握有超過許多國家外匯儲備總額的流動資產。這一體制被刻意設計成這樣的結果:頂層的財富集中、底層的資源匱乏,再加上一套“對外歸罪”的便利敘事,足以為一切不公開脫。
“種族滅絕式封鎖”的敘事早已超越國內宣傳,成為一種精密的外交政策工具。每年,聯合國大會都會上演同樣的儀式:古巴提交一項譴責美國禁運的決議,并獲得壓倒性的支持。
這一年度性的外交勝利為古巴政權服務于多重戰略目的。
首先,它在國際層面上確認了“受害者敘事”的合法性,使古巴對其經濟困境的解釋獲得全球認可。
其次,它強化了政權“以小搏大”的政治形象——即大衛對抗歌利亞——這種姿態深深契合了全球南方許多政府的反帝情緒。
第三,它使古巴政權能夠把自己描繪成國際不公的受害者,從而贏得同情與外交讓步。
古巴在這些國際場合上所提出的數字常常高得驚人。外交部宣稱,禁運在“過去一年造成損失75.56億美元”,“累計損害超過1700億美元”。這些計算缺乏透明且可驗證的方法論,其中包含了諸如“利潤損失”之類的抽象概念,以及古巴在沒有禁運的假設情境中“可能獲得的收益”之投影。
這些數字在技術層面的脆弱,與其政治效果形成了鮮明對比。幾乎沒有政府質疑其計算方法,也很少有人要求提供實證證據。譴責禁運已成為一種外交儀式,許多國家機械地履行這一立場,而不再分析其事實基礎是否與現實相符。
然而,聯合國投票系統性地忽略了一項關鍵矛盾:
一個真正被“封鎖”的國家,如何能每年從所謂的封鎖者那里進口數億美元的商品?
又如何解釋美國是古巴市場前五大食品供應國之一?
若古巴真因禁運而受損1700億美元,為何政權卻握有185億美元的流動儲備,卻不用于緩解民生困境?
這些問題很少出現在多邊辯論之中。聯合國的投票格式只容兩種立場:要么反對禁運,要么支持禁運。至于禁運是否真的產生古巴所宣稱的后果、古巴危機中是否有更決定性的國內因素、執政精英是否應為人民的困境承擔主要責任——這些復雜問題都在這種二元簡化中被掩蓋了。
年復一年投票支持古巴決議的各國,其動機各不相同:
有的出于真誠的反帝團結;
有的希望與哈瓦那保持良好關系;
還有的純屬制度惰性,沿襲數十年前的立場而未加重新審視。
鮮有國家依據最新貿易數據或古巴政權財務資源的揭露,更新其分析。
這種國際默許帶來了實質且有害的后果。每一次未經審視的支持票,都在強化古巴政權對本國人民的統治地位。當聯合國以諸如187票對2票的比例譴責禁運時,哈瓦那政府便可將此結果作為“國際社會承認美國應負主要責任”的鐵證。每日被這種信息轟炸的古巴民眾,也因此更難質疑自身苦難是否源自國內的制度性責任。
古巴的外交策略亦巧妙地利用了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將禁運描繪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體現”,在許多與華盛頓關系緊張或心存怨恨的國家中引起強烈共鳴。古巴由此塑造出一種“抵抗象征”的形象,使其在聯合國的年度投票變成一場關于美國外交政策的公投,而非客觀評估古巴危機成因的討論。
當這一外交循環不斷重演時,古巴政權在紐約和日內瓦收獲象征性的勝利,強化了其國際合法性;維持著一種轉移國內經濟災難責任的敘事;并逃避了對自身行為的問責——例如,當民眾缺乏基本藥品時,政權卻坐擁185億美元的軍方儲備。
“受害者”早已不再只是宣傳口號,而是治理結構本身——一種外部歸責的統治機制:對外,它為失敗找到理由;對內,它以“外部敵人”的敘事壓制質疑與異議。
古巴政權的道德矛盾,在其大規模征募年輕古巴人充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雇傭兵這一行為中,表現得最為赤裸。哈瓦那當局一方面走遍世界各國首都,要求國際社會聲援所謂讓古巴人民“挨餓受難”的“種族滅絕式封鎖”;另一方面,卻同樣促成成千上萬本國公民被送往一場與他們毫無關系的戰爭中去送死。
多方來源所確認的數據令人毛骨悚然。烏克蘭官員在美國國會作證稱,俄羅斯已征募約兩萬名古巴人,其中七千人已被派往前線作戰。西方情報機構的估計則認為,實際人數可能高達兩萬五千人。如此一來,古巴成為莫斯科最大的外國戰斗人員來源國,甚至超過派出一萬兩千名士兵的朝鮮。
招募的運作機制徹底揭穿了古巴官方的說辭。哈瓦那堅持稱,這些是“人口販運網絡”,與政府無關、未經許可。然而,累積的證據使這一敘事不攻自破。俄航開通了從哈瓦那直飛莫斯科的新航線,恰恰與征募潮同步。軍隊合同都有西班牙語譯本。新兵的體檢在古巴設施中統一進行。出境者的護照系統性地缺少出境章——這是一種刻意的做法,用以掩蓋國家介入的文件痕跡。
而個體被征募的動機,正源自政權本身制造的經濟絕境。俄羅斯提供的月薪約為2000美元,而古巴的平均月薪僅為20美元。對一個看著家人挨餓、每天忍受20小時停電、對島內毫無未來希望的年輕人來說,俄方的報價堪稱天文數字——是其現有工資的一百倍。還能給家里寄錢。甚至,也許能獲得俄羅斯國籍,從此永遠逃離那個讓他們陷入貧困的體制。
烏克蘭當局在軍事行動中俘獲了多名古巴雇傭兵。這些戰俘的證詞在關鍵點上高度一致:許多人原以為自己是去俄羅斯做建筑工,到了才發現被送上前線。他們的護照被沒收;若拒絕簽署軍事合同,就被威脅監禁或驅逐出境。他們接受的訓練極其簡短,通常只有一周,隨后即被派往激烈戰斗地區。
據烏克蘭軍方從遺體中找到的護照信息確認,至少有40名古巴人在烏克蘭陣亡。實際數字可能是這一數目的數倍。2025年10月,俄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安德烈·卡爾塔波洛夫公開證實了大規模征募計劃。他宣稱:“真正的古巴愛國者不會被禁止去熱愛俄羅斯。”并補充說,莫斯科歡迎那些愿意加入俄軍“在反對全球法西斯主義的正義斗爭中并肩作戰”的人。莫斯科的這一官方聲明并未引發哈瓦那任何外交抗議,暴露了古巴政權的共謀。
根據古巴人人道組織的數據,古巴有89%的家庭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每十個人中有七人因為缺錢或缺糧而不得不放棄每天至少一頓飯。停電時間長達連續20小時。曾經被政權視為驕傲的公共醫療體系,如今缺少70%的基本藥品。人們在垃圾桶里尋找食物。
這一切發生的同時,GAESA卻坐擁185億美元的流動資金,興建空蕩蕩的豪華酒店,并維持著超過許多國家的國際儲備。這種貧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個體制刻意制造的結果——一個將權力與資本集中于軍方精英手中、而犧牲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體制。古巴政權的政治存續,建立在一個被事實徹底推翻的敘事之上。那個據稱解釋古巴悲劇一切成因的“種族滅絕式封鎖”,在面對真實的貿易流動、國家已證實的金融能力以及資源在國內的實際分配狀況時,徹底崩塌。
古巴仍與美國及全球保持活躍的貿易關系。每年從美國進口數億美元的食品、藥品、機械和技術設備。它還自由地從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購買商品。古巴面臨的所謂“限制”,并不適用于即時商業交易——只要能付現金,它幾乎可以買到任何產品。
資源是存在的,錢也在那里。摧毀古巴人民生活的人道悲劇,并非源自資源匱乏,而是源于政權對資源分配的有意政治決策。當醫院缺少基礎抗生素時,政府卻選擇建造空置的豪華酒店;當七成家庭因饑餓而少吃一餐時,它卻寧愿將數百萬美元存入不透明的賬戶;當民眾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時,它卻仍在銀行中保留185億美元的存款。
國際社會每一次在聯合國“機械地”投票反對制裁、而不檢驗支撐古巴立場的事實依據時,實際上都在幫助這一運作繼續下去。每一項無視實際貿易數據、無視GAESA存在及其數十億美元資產、卻照單全收古巴政權不透明數字的聯合國決議,都會強化這種虛假敘事。每一個基于這種扭曲現實而聲援古巴的政府,都在無意中幫助延續一個讓古巴人民陷入苦難的體制。
這種國際共謀的后果是具體而殘酷的。當世界譴責所謂讓古巴“挨餓”的封鎖時,2.5萬名年輕古巴人被征召為雇傭兵去烏克蘭送死——正是因為政權制造并維系了讓他們絕望的經濟環境。而當各國以“聲援被封鎖的古巴”為名投票時,GAESA卻繼續向無人入住的酒店項目投入數十億美元。
揭穿這一騙局,并不是抽象的學術行為,而是關乎古巴人民生死的現實任務。只要這種敘事仍未被數據和證據質疑,古巴人民就將繼續為此付出代價。世界每接受一次“封鎖論”作為解釋古巴危機的唯一原因,政權就多逃避一天問責。聯合國每一次不加審視的投票,都是在默許讓資源繼續集中于軍方手中,而讓人民忍受本可避免的貧困。
只要這種敘事操控機制繼續在國際舞臺運作,只要各國仍以意識形態立場取代經驗分析,只要對古巴政權內部責任的批評仍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那么,這一體制就不會改變。隨之而延續的,還有一個民族的苦難——被一群寧可積累權力與財富、也不愿顧及全民福祉的精英所劫持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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