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死得最冤的4位名將，曹魏東吳各一位，蜀漢2位，都是誰？

“公元234年盛夏，你若見過陸遜，一定想不到他竟然會哭著對友人說：‘功勞太大，原來也算罪過。’”

這句話出自《吳錄》殘卷。一個久經沙場的統帥，竟在風燭殘年時發出如此感慨，足見“冤死”二字在三國時代并非文學修辭，而是真真正正壓在人心頭的現實重負。要弄清楚曹魏、東吳、蜀漢各有哪些名將含恨而終，得先問一句：他們到底冤在哪里？

先看曹魏張郃。建安二十三年秋，張郃奉命北上阻擊諸葛亮。按理說，他手握精銳、名望卓著，守城或設伏都綽綽有余，可司馬懿偏要讓他在木門道一線“迎擊”。那地方山窄谷深，只要蜀軍架好弩車，魏軍陣型就會被撕開口子。張郃一眼看出問題，仍咬牙執行——他明白，陽奉陰違在曹魏絕無好下場。“莫非丞相要借刀？”副將低聲提醒，他搖頭苦笑。箭雨傾盆而下時，張郃右膝中箭，跌坐塵土。垂死之際，他只抬手指向北方營壘，想說的是“別讓兄弟們白死”，卻被后人扭曲成“再戰亦可”。冤不冤？一身功勛擋不住權臣算計，這算第一重。

東吳陸遜的悲劇更具諷刺意味。夷陵之戰火燒連營，江邊漂滿蜀軍盔甲，他卻把戰功推給前線將卒，刻意收斂鋒芒。原以為低姿態能避禍，沒想到適得其反。赤烏七年，孫權因淮南失利遷怒于他，朝堂上呵斥：“孤國多難，你卻避居后方！”陸遜伏地謝罪，回府便吐血三斗。半月后，他向子侄交代后事——“名列龍虎，卻要死于疑猜，你等務必記住今日之痛。”孫權終于下詔“賜死”，措辭冠冕堂皇：以示法度。江東豪族私下議論：再高明的謀略，也敵不過君主一句懷疑。這是第二重冤。

蜀漢兩位名將，居然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末路。從關羽說起。建安二十四年秋收時節，襄陽、樊城外洪水漫堤，魏軍潰散。關羽捉于禁、斬龐德，一時間聲望直逼五虎之首。可與此同時，東吳密信飛至曹魏，朱然向曹操保證：“若羽孤軍深入，江東自可取荊州。”于是，“禪讓名義”成了綁在關羽身上的枷鎖。江陵后方失守，他回撤至麥城，望見被吳軍控制的江面，只剩一句沉悶嘆息：“成敗原在一念。”最終，他與子關平突圍不成，被俘就地斬首。冤在何處？兵敗并非軍事失誤，而是盟友暗算——第三重冤。

至于魏延，此人最具爭議。蜀漢章武元年，劉備白帝托孤時曾說“丞相才高八斗，魏延可為翼”。可諸葛亮對他始終敬而遠之。北伐期間，魏延屢請走子午谷奇兵，又數次請求調撥兵糧，皆被婉拒。街亭失守后，蜀軍撤往漢中。魏延判斷形勢不妙，主動請纓斷后，確保主力安全。誰料“斷后”被曲解為“尾隨叛逃”。諸葛亮病逝五丈原，楊儀掌握軍權，立刻下令：“斬魏延者，封亭侯。”馬岱領數騎追至漢中北口，時已深夜，火把搖曳。魏延回身喝道：“我若反，何不取成都？”馬岱未答，一斧劈下，將其首級懸于槍頭。冤死的第四例由此誕生。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可以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共性：這四人出身、功績與性格各異，但死因皆與“猜忌”二字脫不開干系。張郃死在司馬懿的算盤里，陸遜亡于孫權的猜疑，關羽為江東的暗箭所中，魏延則倒在內部派系斗爭。換句話說，只要處于權力夾縫，再耀眼的武功都不夠用來自保。

有人或許要問，三國風云近兩千年，冤死者何止區區四人，為何偏選他們？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的事跡有確鑿史料支撐；二是他們地位夠高，結局卻慘，讓后人印象深刻；三是三國鼎立格局下，每國一到兩員大將的隕落，對戰略平衡產生直接影響。張郃沒了，曹魏西線再難主動出擊；陸遜一死，東吳從此無人能統合陸、諸二姓士族；關羽被殺，蜀漢再無荊州跳板；魏延伏誅，北伐銳氣全失。四具尸骨，四處缺口，最終串成晉統一的通道。

有意思的是，東漢末年的政治文化里，“功高震主”并不是死刑判決書，卻常常成為刀柄。劉備對關羽、張飛的倚重眾所周知，可他臨終仍要一再囑咐“勿失荊州”。孫權早年禮待陸遜，稱兄道弟，可一旦身處晚年多疑階段，昔日情分頃刻蒸發。司馬懿自稱忠臣，卻暗中排除異己，為家族鋪路。歷史仿佛在提醒：武力只能開疆拓土，政治才決定生死。

從軍事角度審視，這四位名將并非完人。關羽輕視后方防御，魏延性格剛烈，陸遜缺乏自保韜略，張郃對權謀洞察不足。假如他們能稍稍放低鋒芒，或許結局不同。但試想一下，若無那份驕矜與銳氣，他們還會成為各自時代的王牌嗎？

最后，必須提一句被忽視的數據：據《三國志》和裴松之注，關羽去世時年僅五十八，陸遜五十三，魏延五十七，張郃六十出頭，在古代將領中都屬壯年。壯年死于非戰斗因素，于國家于個人都是巨大損失。人亡了，功業也就停在原地；局勢卻不會等待，權力真空必被他人填補。

因此，四位名將的冤死不僅是一段個人悲劇，更像三國政壇的體溫計：凡是猜忌加深的時期，高層總要有人付出生命。刀光劍影固然兇險，心計暗箭更加難擋。今天翻閱史書，那些灑落竹簡上的血痕依然清晰，只因它們來自熟悉的人性弱點——權力、疑心、榮譽、怨懟，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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