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育成為難題：中國總和生育率跌破1.1，政策該如何精準發力？

我國的人口會回到4億左右。韓國從總和生育率1.3降到1.0左右，用了17年的時間，而我們國家只用了3年的時間。因為高度競爭的教育體系、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的就業環境，大家都不想生孩子。韓國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韓國好的機會都出現在一些大的財團和公務員體系里面。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人口即命運。接下來，我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

我國人口在100年后會回到4億左右，回到100年前所說的“4萬萬同胞”。這是我4年之前所做的預測，當時受到一些質疑。4年過去了，新的數據出爐，如果說當時的預判還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那就是過于樂觀。

如果非年齡生育率和非年齡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變，而且不考慮國際移民，那么在83年之后，我國的人口會回到4億左右。同時，人口結構還將呈現一種嚴重的倒金字塔形態：0到14歲兒童占比將是6.4%，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將是45.7%。

如果我們和現在世界上的情況對比一下，目前（2024年），全世界超過4000萬人口的國家中，0到14歲人口占比最低的國家是韓國，為10.6%，他們的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約是20%。

那如果我們再來看看65歲及以上占比最高的，是日本，他們占比是29.6%，而他們0到14歲的人口占比是11.4%。也就是說，83年之后，我們的人口占比中，0到14歲的人口占比將更低，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將會更高。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形勢。目前，我們國家已經連續經歷了三年的人口負增長，而且人口變化的形勢特別快。比如說結婚對數，我們從2013年到2022年，已經連續9年下降。2013年的時候，是1346.9萬對；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就變成了683.5萬對。

2023年，因為疫情的緣故，出現一個后疫情補償性的結婚潮，此時結婚對數上升到了768.2萬對；但是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又進入了下降通道，只有610.6萬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指的是平均一位女性在15到49歲整個育齡期間所生育的孩子數量。國際上通常以2.1作為一個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說，如果平均一個女性在育齡期間生育的孩子數是2.1的話，才能維持人口總量的穩定，因為只有女性會生育孩子，而且還要考慮到死亡風險的緣故。

我們國家的水平是什么呢？

到了2021年，也就是七普的時候，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已經達到聯合國設定的超低生育率線，這個數字還不是一個探底的數字。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我們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1。在目前的勢頭下，這可能還是未來若干年里面最好看的數字。

要知道，韓國從總和生育率1.3降到1.0左右，用了17年的時間，而我們國家只用了3年的時間。2024年，我國人口總數是14.1億，而我們國家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只有15.6%。所以，大家可能還沒有完全感覺到人口總量減少以及老齡化社會所帶來的沖擊。

這原因是因為我們1962年到1970年代初，曾經有一個出生人口的高峰，出生的這些人還沒有到65歲。如果這一批人到了65歲及以上，那我們國家老齡化的比例將會大幅上升；如果這一批人死去，那我們國家的人口總量就會下降。這是一個無可質疑的人口規律。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人口總量減少還有老齡化會帶來什么問題呢？社會學之父、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人口即命運”，說的是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人口決定命運。

從長遠來看，人口總量減少和老齡化會不利于創新。比如說我們現在周圍的DeepSeek、AI智能體等等，都是年輕人的貢獻。試想想，如果有一天沒有足夠的年輕人來接棒，那么我們的活力、我們的創新在哪里？

人口總量減少和老齡化，還會不可避免地對經濟總量帶來影響、帶來沖擊。一方面是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是總需求的減少。同時，因為老齡化，養老金、醫療保險、護理服務等方面的支出都會大幅上升。而目前我國的社保是現收現付制，如果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人口，沒有足夠的年輕人，那么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會面臨巨大的壓力。

更關鍵的一點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沒有那么多，并且是嚴重老齡化的情況，那么它的話語權、在各方面的影響都會大幅減小。比如說我們現在經常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到了以后，這個最大市場的地位可能就難以為繼了。

那么有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怎么辦呢？因為影響一個國家人口總量的因素，只有出生、死亡和移民。而預期壽命又不能無限提高，如果我們不考慮大規模的接收國際移民作為一個選項，那么唯一可能做的就是提振生育率，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國策。

從國際經驗來看，提高生育率需要有一整套一致且互相兼容的家庭、勞動力市場、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政策，而且這些政策需要回應民眾的不同需求，還需要保持相對的穩定。

我們來看看韓國、日本、新加坡這些東亞國家的例子。這些國家和我們的文化比較相似，他們也有超低的總和生育率。這些國家實際采用了非常積極的措施去鼓勵生育。比如說我們國家的入托率是比較低的，2023年，我們0到2歲兒童的入托率只有6%；而韓國，0歲兒童的入托率是24.9%，1歲兒童的入托率是86.2%，2歲兒童的入托率是92.8%。

盡管這樣，他們的收效依然不大，因為這些國家沒有達成一些根本性的改變，包括高度競爭的教育體系、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的就業環境、家庭和撫育責任中的兩性不平等等等，而且工作合同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困難。

2024年6月，韓國政府宣布國家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將啟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解決低出生率的問題為止，而他們的目標只是總和生育率達到1.0。他們的三大核心任務是實現工作與家庭兼顧、改善養育環境、解決居住問題，同時還要毫不動搖地推動各方面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地區均衡發展、教育、醫療等等。

在此之前，韓國的低生育率老齡社會委員會是一個咨詢機構的角色，他們沒有策劃政策的權限，也沒有執行預算的權限。但是這一次，韓國政府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副總理級別的機構——人口戰略企劃部，專門負責制定關于人口問題的中長期國家發展戰略，包括應對低生育率、老齡化以及制定移民政策等方面的內容。

我們應該以此為鑒，在我們國家的人口形勢還沒有這么嚴重的時候，就把人口問題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戰略高度。接下來，我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

第一點，就是要改變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在教育中大力鼓勵合作。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組建家庭、養育孩子，都是需要包容和合作的行為。而我們現在的孩子，從小就處在高度內卷的環境中，他們很少有機會、有時間去和同齡人自由玩耍、合作，去學會建立長期的友愛關系。很多初高中學生已經明確表示以后不想結婚、不想生孩子，當他們長大以后，就會更難順利地組建家庭、養育孩子。

現在，有一些游戲公司和AI聊天公司，會專門針對孤獨成長的00后——之所以說孤獨成長，是因為雖然他們在集體環境中長大，但實際上很多事情都要孤獨面對，沒有合作的環境。所以這些公司會為孤獨成長的00后設計一些定制角色，貼合他們的情感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情緒價值。

但是這些是虛擬的情感支持，并不能幫助這些年輕人在現實中順利組建家庭、生育和養育孩子。因為在現實中，人和人之間有很多不同和差異，組建家庭、養育孩子需要更多的妥協、包容與合作，而這些都需要時間和機會去積累、培養。

那我這里不得不談一談普職分流，或者現在叫普職協調發展。理想狀況下，一部分孩子動手能力強，喜歡接受職業教育；另一部分孩子愿意更多思考理論問題，前者可能適合職業高中教育，后者可能適合普通高中教育。這是根據孩子自身的興趣、特點，讓他們找到符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但是現實生活中，如果一個孩子中考分數低，很多就會到職業學校去，這就給大家造成一種普職實際上是上下分層的感覺，造成特別焦慮的氛圍。相對于普通高中教育體系，我們的職業高中教育體系還不那么完善，而且職業教育體系的很多教學內容，還沒有和社會未來的需求相吻合。在這種情況下，讓一部分孩子被迫接受職業教育，會給這些孩子和家庭帶來非常大的壓力，甚至讓小學生就焦慮，讓教育從幼兒園就開始卷，變成一場功利性的零和游戲。

即使我們已經實行了“雙減”政策，但是因為現在的課程內容實際上越來越多、越來越難，所以家長考慮到以后孩子還要進行普職分流，就不得不親自上陣輔導孩子作業，或者讓孩子上很多課外班。在課外班和家庭作業的學習中，孩子就不得不刷很多題，這帶來的問題是沒有足夠的時間思考、社交，沒有時間和同齡人交往。

基礎教育實際上應該提供一種更加從容的環境，讓接受基礎教育的孩子有更多時間深入思考、和別人合作探討，甚至進行一些創新。在基礎教育階段形成的刷題和內卷的習慣慣性，會延續到大學階段。

比如說，理論上，大學階段學生應該接受更加精深的知識，同時考慮未來的發展方向，但現實中，很多同學繼續保持內卷狀態，修很多課、拿很多學分，把分數變得越來越高，力求在各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還有一些孩子，在初高中階段已經耗費了太多心力，一到大學就想著躺平，因為脫離了家長的管束。

另外一些孩子可能習慣了刷題，一直想著能不能通過刷題來提升自己對各種知識的理解，而沒有形成自己知識結構的意識。但真正要掌握高階知識，并把這些知識轉化成創造力，或者發展成生產力，實際上需要的不是應試技巧，而是融會貫通、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還要進行很多合作。而所有這些，實際上都需要時間來積累、培養，這也需要基礎教育階段的配合和正確引導。

再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孩子到了15歲左右，大腦才會發育得相對成熟。但是我們現在的普職分流放在中考，也就是說很多孩子在15歲的時候就要面臨普職分流，這意味著他們在大腦還沒有完全成熟、沒有什么社會歷練的時候，就需要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所以我看不到在中考階段進行普職分流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

相對來說，我國的高中教育體系比較成熟，比職業教育體系要成熟得多，而我們國家的線上教育技術又非常成熟。所以中國如果想的話，完全可以把高中納入義務教育階段，把普職分流的節點放在高考之后。在那個時候，孩子會更加成熟，也更有能力、有資格為自己的未來做規劃，做出屬于自己的人生選擇。隨著未來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識水平越來越高，優質的職業教育實際上應該以高中階段的知識為基礎。

第二點建議，是要創造多元發展和合作的環境，減少內卷。僅僅改革教育還不夠，因為如果未來的出路、機會少，家長還是會把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投給孩子，那時候養育孩子就變成一件苦差事，養育一個已經很難，養育兩個更加難。我們之前說到過，平均一個女性在育齡階段需要生2.1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總量的穩定。那么如果大多數家庭都只能最多養一個孩子，那這是一個不太可實現的目標。

我們需要給孩子創造多元發展和合作的環境。在機會方面，我們還應該營造好的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這樣就能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即使有一些人被裁員，也能比較快地找到工作。

韓國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韓國現在是世界上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所以韓國政府采用了各種各樣的方式，甚至有些聽起來比較奇葩的方式去鼓勵生育，但是他們的內卷依然嚴重，生育率依然沒有得到提升。韓國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做了大約60年，想通過各種方式降低內卷，但是還是沒有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韓國，好的機會都出現在一些大的財團和公務員體系里面，大家都會從小就去爭這樣的出路。所以，創造多元發展的環境和更多的機會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提早規劃移民。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但我們可能要提前進行規劃。現在各個省市已經在進行“搶人大戰”，實際上反映的就是地方層面的發展焦慮。在國家層面來說，這也并非一步不能走的棋。

就說日本，日本的民族結構比我們還要單一，以前他們的社會也完全不能接受移民，但是后來因為老齡化、少子化，他們也不得不逐步增加接受外國移民的數量。近些年來，日本其實已經成為移民大國。2024年，日本政府推出新計劃，計劃在5年之內將接收具有特定技能的外籍勞工的人數總量提升到80萬。

中國完全可以以此為鑒，除了引進高級人才，還可以考慮一些特定的行業。比如說家政行業，我們的人均收入比香港要低得多，但是我們的家政服務價格比香港高，而且質量還比香港的要低，這其實就是因為香港有菲傭。如果我們國家在未來希望考慮規模性移民，就建議重點考慮一些在血緣、文化等方面和我們比較相似的國家，減少移民帶來的沖突。

這個話題比較敏感，而且考量的維度很多，我們在這里就不再做陳述。愿我們國家能夠及時應對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問題，推動人口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