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爾被希特勒處決時，他單獨把15歲的兒子叫到身邊

隆美爾被希特勒處決時，他單獨把15歲的兒子叫到身邊，對他說：“我將在接下來的十五分鐘內離世，希特勒指責我叛國，如果我承認，我的罪行將被嚴格保密。你和你媽媽將能夠獲得陸軍元帥的全部撫恤金。為了你們，我必須飲下毒藥。你要照顧好你的媽媽，繼續活下去。”隨后，隆美爾坦然接受了死亡。
1944年10月14日，德國小鎮埃爾里根，剛過中午，隆美爾家門前停下兩輛黑色轎車，沉悶的引擎聲讓空氣都變得緊繃。
穿著軍服的布格道夫和邁賽爾快步進門，帶來一種無法忽視的壓力，隆美爾的妻子露西，在廚房聽到門鈴響，手里的杯子差點掉地上，她不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場面，但這一天她心里發毛。
隆美爾坐在書房里，桌上散著幾本作戰筆記，他面前的那杯咖啡已經涼透了。
他抬頭看見副官們進來，沒問緣由，只是讓他們坐下，對方沒有拐彎抹角，開門見山：“元帥，元首有話要我們帶給您。”氣氛一下子變冷，空氣像結冰一樣凝固。
“要么喝下藥水，要么去柏林受審。”副官的眼神沒有溫度，這句話說得干脆，像是在宣布一場無聲的處決。
隆美爾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但他的聲音很平靜：“我能和家人告別嗎？”對方看了他一眼出去了。
他把曼弗雷德叫到樓上那個不大的書房，兒子還帶著少年人的稚氣，一進門就下意識把門帶上，眼里滿是疑惑和不安。
隆美爾示意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卻在書桌邊停下，手指下意識地摩挲著桌角的磨痕。
屋里很靜，曼弗雷德坐在椅子上，聲音低低的問：“爸，剛才他們到底說了什么？
隆美爾沒有立刻回應，像是在權衡要不要開口，沉默持續了幾秒，他終于轉過身來，目光落在兒子的臉上。
那一刻，他的表情不像一位元帥，更像一個普通的父親，眼里帶著疲憊和一種難以啟齒的溫柔。
“曼弗雷德，”他用德語輕聲喚了兒子的名字，嗓音有點沙啞，“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你必須知道。”
“你得聽我說，”隆美爾終于直視兒子，聲音很低，像是怕被外面的人聽見，“我馬上要離開你們了——這一次，不是去前線，也不是出差，而是……真的要走了。”
他深吸了一口氣，仿佛要把所有的不舍和愧疚都壓進心里，“記住，無論發生什么，你都要照顧好你媽媽，也要好好活下去。這是我現在唯一能為你們做的。”
他心里清楚，父親是戰場上的傳奇，但此刻，父親的那份沉默，讓他只覺得恐慌。
隆美爾壓低聲音，把事情的原委講清楚，他沒有說“背叛”二字，卻把選擇擺得很明白，他告訴兒子：“如果我承認他們的指控，你和你媽還能安穩地活下去；如果我不承認，你們會受牽連。”
屋子里一陣沉默，曼弗雷德攥緊拳頭，想說什么，卻什么都說不出來，他只覺得頭皮發麻，手心冒汗，他想反抗，想沖出去找母親，但隆美爾用眼神制止了他。
“以后，你要照顧好你媽。”隆美爾輕聲說，眼睛里有光，但更多是疲憊。
短短十分鐘，父子倆沒再說別的話，隆美爾只是拍了拍兒子的肩膀，像平時一樣叮囑他別忘了關窗，那一瞬間，所有的英雄氣概都變得家庭化，變得瑣碎。
樓下，露西靠在門邊，聽見丈夫的腳步聲，她什么都懂，卻一句話也沒問，隆美爾只是和她輕輕擁抱了一下，卻沒有再說“再見”。
之后，副官遞過那枚裝著氰化物的膠囊，隆美爾接過，沒有遲疑，副官猶豫了一下：“您還有什么要說的？”隆美爾只是搖頭：“不用了。”
吞下毒藥后，隆美爾的手微微顫抖，很快，強烈的窒息感襲來，他沒有喊叫，也沒有掙扎，只是用力地閉上了眼睛，幾分鐘后，一切都安靜下來。
車里的副官檢查了一下，大氣不敢出，隆美爾的頭靠在椅背上，臉色發青，眼神卻很平靜，副官隨即向總部發電報：“任務完成。”
與此同時，露西和曼弗雷德等來的只有一張冷冰冰的死亡證明，當天晚上，隆美爾的遺體被簡單處理，家里沒有哀樂，也沒有送別儀式。
幾天后，德國官方發布訃告，稱隆美爾因“戰爭傷病”不治身亡，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人群蜂擁而至，鮮花、花圈堆成小山，樂隊奏響哀悼曲，可只有家人知道，這一切只是掩蓋真相的“表演”。
告別儀式結束后，曼弗雷德和母親在空蕩蕩的屋子里坐到天亮，誰也沒再提那一天發生的事。
在那個年代，很多話只能爛在肚子里，隆美爾沒法公開反抗，只能在家庭和戰場之間找一個平衡點，直到“720事件”后，自己被牽連進來，才不得不面對這道生死選擇題。
有人說，隆美爾是個理想主義者，不懂政治，但事實是，他的底線，比很多人都硬，他不是那種會把責任推給別人的人，家里的事、國家的事，最后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
隆美爾死后，家里一度風雨飄搖，曼弗雷德成年后進了政府，靠自己本事做到了斯圖加特市長，母子倆的生活才算安穩下來。
很多人都覺得，隆美爾最后的選擇，是“犧牲小我，成全家人”，其實說白了，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死，換家人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