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北京,紫禁城西側(cè)的太廟旁立起一方青石碑,為顯示隆重,在碑上是雕刻了乾隆親筆書寫的《薩爾滸之戰(zhàn)書事》。深切回顧了當(dāng)年努爾哈赤創(chuàng)業(yè)的歷程。
碑刻盛贊努爾哈赤 “同兄弟子侄之眾,率股肱心膂之臣,親冒矢石,授方略”,稱后金基業(yè) “實肇乎此”。彼時的乾隆或許不會想到,他口中的 “兄弟” 里,有一位曾與努爾哈赤并肩開國、地位僅次于大汗的人物,早已被從清史的記憶中抹去,這個人就是努爾哈赤的親弟弟,速爾哈赤(亦叫舒爾哈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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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畫像
這位比努爾哈赤小四歲的弟弟,曾是后金 “兵不滿百” 時最早的追隨者,打仗親兄弟,形容努爾哈赤兄弟早期創(chuàng)業(yè)的再合適不過了。他是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的 “達爾罕巴圖魯”,是明朝眼中與努爾哈赤平起平坐的 “三都督”。可當(dāng)后金的旌旗日益壯大,卻撕碎了兄弟情誼,最終將他推向囚籠與死亡。
萬歷初年的遼東,渾河岸邊的赫圖阿拉城還只是個不起眼的女真部落聚居地。速爾哈赤四歲那年,母親喜塔臘氏病逝,父親塔克世續(xù)弦后,兄弟倆成了家中的 “多余者”。為了糊口,年少的努爾哈赤帶著速爾哈赤走出城門,去山林里采人參、挖松子,再馱到撫順的馬市上販賣。寒冬里,兩人擠在漏風(fēng)的窩棚里取暖;遇到野獸,努爾哈赤舉著獵刀在前,速爾哈赤攥著木棍在后,這段相依為命的日子,成了兄弟倆最早的溫暖而又共患難的往事。
變故發(fā)生在萬歷十一年(1583)。他們的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世,在明軍征剿阿臺部時被誤殺。噩耗傳來,努爾哈赤攥著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鎧甲,紅著眼對速爾哈赤說:“此仇必報!” 這一年,努爾哈赤二十五歲,速爾哈赤二十一歲,兄弟倆帶著僅有的幾十人,正式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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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爾哈齊畫像
最初的征戰(zhàn)里,兄弟倆幾乎形影不離。萬歷十二年(1584)征哲陳部時,敵軍有八百人,而他們只帶了二十五人。眼看寡不敵眾,速爾哈赤跟著努爾哈赤沖在最前面,這場仗,兄弟倆硬是靠著悍勇?lián)敉肆藬耻姡贍柟嗟膽?zhàn)袍被鮮血染透,卻讓女真各部認(rèn)識到了速爾哈赤的勇猛。
隨著勢力漸長,兄弟倆有時分兵作戰(zhàn),卻總能彼此呼應(yīng)。
萬歷十五年對于明代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對于努爾哈赤來說也一樣。
這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 “淑勒貝勒”,立刻封速爾哈赤為 “船將”這不僅是因為速爾哈赤擅長水戰(zhàn),更意味著他掌握了后金的水師力量。努爾哈赤還特意賜他 “達爾罕巴圖魯” 的稱號,在蒙古語與滿語中,“達爾罕” 是 “神圣” 之意,“巴圖魯” 是 “英雄”,這份榮譽,在當(dāng)時的后金只有速爾哈赤能擁有。
此時的明朝,也開始注意到了這對兄弟根據(jù)《明神宗實錄》記載:“建州等衛(wèi)夷人都督努爾哈赤、速爾哈赤等一百員名,俱赴京朝貢,賜宴如例。” 明朝廷將兩人同稱為 “都督”,待遇毫無差別;遼東總兵李成梁更是看重速爾哈赤,特意讓兒子李如柏娶了速爾哈赤的女兒為妾 ,這份聯(lián)姻,讓速爾哈赤在遼東的聲望日漸攀升,甚至有歌謠在民間流傳:“奴酋女婿作鎮(zhèn)守,未知遼東落誰手!”
萬歷二十年代末的后金,速爾哈赤的地位已悄然與努爾哈赤形成 “平行”。朝鮮使臣曾出使赫圖阿拉,回去后詳細(xì)記錄了他的見聞:“奴酋(努爾哈赤)有諸將一百五十余員,小酋(速爾哈赤)有諸將四十余員,但服色與努爾哈赤一樣”,連衣服的規(guī)格都沒有差別,這在等級森嚴(yán)的女真部落里,本身就是一種反常。
他還注意到,速爾哈赤的府邸與努爾哈赤的 “汗宮” 僅隔一條街,規(guī)模幾乎相當(dāng);接待使臣時,速爾哈赤的宴席上,金銀器皿、牛羊數(shù)量,也與努爾哈赤的招待標(biāo)準(zhǔn)分毫不差。更關(guān)鍵的是兵力:當(dāng)時努爾哈赤直接掌控的軍隊約一萬余人,而速爾哈赤麾下有五千多人,且多是常年跟隨他征戰(zhàn)的精銳 ,這份實力,讓速爾哈赤越來越難掩飾自己的野心。
有一次,朝鮮使臣給努爾哈赤送完禮物后,又去拜訪速爾哈赤。速爾哈赤握著使臣的手,語氣帶著不容置疑的認(rèn)真:“日后你若送我禮物,不可將我們弟兄分出高下。”(《滿文老檔?太祖朝》)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了努爾哈赤的心里。在此之前,兄弟倆雖各有勢力,卻始終以 “共圖大業(yè)” 為念;可從這一刻起,速爾哈赤要的不再是 “輔佐兄長”,而是 “平起平坐”。這一點與努爾哈赤的其他阿哥們的矛盾點基本一致,直到皇太極才把這矛盾平衡,真正確立了“汗位”的權(quán)威,當(dāng)然努爾哈赤也正在做這件事情。
明朝的態(tài)度,更讓這份矛盾逐步激化。速爾哈赤排行第三,明朝官員私下里都稱他 “三都督”,與努爾哈赤的 “奴酋” 稱呼并列。萬歷三十一年(1603),明朝遼東巡撫趙楫給速爾哈赤寫了一封密信,信中稱 “汝與努爾哈赤同為我朝屬夷,若能約束部眾,恪守臣節(jié),朝廷必厚待之”。這份單獨的示好,讓速爾哈赤誤以為明朝會支持他與努爾哈赤分庭抗禮。
此后他開始在公開場合挑戰(zhàn)努爾哈赤的權(quán)威。萬歷三十五年(1607),后金與烏拉部在烏碣巖交戰(zhàn),努爾哈赤派兒子褚英、代善領(lǐng)兵,讓速爾哈赤率五百人策應(yīng)。可剛打起來,速爾哈赤卻帶著人在山下逗留,眼睜睜看著褚英、代善與烏拉兵廝殺。部將常書、納齊布勸他出兵,他卻搖頭說:“勝負(fù)未分,何必冒險?” 直到烏拉兵潰敗,他才象征性地追了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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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英畫像
消息傳回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怒不可遏,下令將常書、納齊布抓起來,要以 “臨陣退縮” 的罪名處死。可速爾哈赤卻闖進宮里,一把推開士兵,站在努爾哈赤面前,盯著他的眼睛說:“殺了他們,就等于殺我!”這句話,徹底撕破了兄弟間最后的關(guān)系,速爾哈赤用 “同死” 來要挾,本質(zhì)上來說是宣布:他的部將,只能由他來處置,努爾哈赤無權(quán)干涉。
努爾哈赤盯著弟弟看了很久,最終揮了揮手,赦免了常書、納齊布。但當(dāng)天晚上,他就下了一道命令:收回速爾哈赤麾下的精銳,將他的兵力削減到兩千人,且不再讓他單獨領(lǐng)兵 ,第一次向努爾哈赤傾斜,而速爾哈赤的怨恨,也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
失去兵權(quán)的速爾哈赤,像一頭被困住的猛獸。他常常獨自一人坐在府邸的院子里,看著遠處努爾哈赤的汗宮,嘴里反復(fù)念叨:“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滿文老檔?太祖朝》)他不甘心就這樣失去影響力,更不甘心屈居兄長之下。
萬歷三十七年(1609),他暗中聯(lián)絡(luò)了幾個對努爾哈赤不滿的部落首領(lǐng),又帶著自己的三個兒子,阿爾通阿、札薩克圖、穆爾哈齊,計劃逃往黑扯木(今遼寧鐵嶺附近),自立門戶。
計劃還沒實施,就被努爾哈赤察覺。努爾哈赤親自帶兵包圍了速爾哈赤的府邸,破門而入時,速爾哈赤正拿著地圖,跟兒子們商量逃跑路線。看到努爾哈赤,速爾哈赤反而平靜下來,他放下地圖,說:“兄長若容不下我,殺了便是,何必興師動眾?”
努爾哈赤沒有立刻動手。他把速爾哈赤關(guān)在府邸的偏院,卻下令將阿爾通阿、札薩克圖押到赫圖阿拉的廣場上處死 。殺雞儆猴,這是對速爾哈赤最狠的警告。看著兒子的人頭被掛在城樓上,速爾哈赤徹底崩潰了,他隔著院墻大喊:“我認(rèn)罪!求兄長饒過我的家人!”
幾天后,努爾哈赤去見速爾哈赤。兄弟倆相對而坐,沒有爭吵,也沒有眼淚。努爾哈赤遞給速爾哈赤一杯酒,說:“我們當(dāng)年帶著十三副鎧甲起兵,是為了給父祖報仇,為了讓女真不再受欺負(fù)。如今大業(yè)未成,你卻要自立,你忘了我們在窩棚里凍得發(fā)抖的日子嗎?” 速爾哈赤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卻什么也沒說。 他知道,兄弟情誼早已被破裂,再多的解釋也彌合不了分道揚鑣的創(chuàng)傷。
不久,努爾哈赤將速爾哈赤轉(zhuǎn)移到一個秘密的囚籠里,那是一個僅能容身的木制牢籠,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小口用來遞食物。《滿文老檔》里對這段日子的記載只有一句話:“舒爾哈齊被囚,逾年而卒。” 但明朝的《明神宗實錄》卻透露了更殘酷的細(xì)節(jié):萬歷三十九年(1611),遼東巡按熊廷弼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寫道:“奴酋(努爾哈赤)殺其弟速爾哈赤,秘不發(fā)喪,僅以‘病逝’告于部眾。”
這一年,速爾哈赤四十八歲。他死的時候,沒有葬禮,沒有悼念,甚至連一塊墓碑都沒有。只有明朝廷,以 “都督” 之禮,悄悄為他舉行了吊唁 。熊廷弼在奏疏中說:“速爾哈赤向來宣諭,無不聽命,今其死,遼東失一制衡之臣,可憂也。” 明朝的擔(dān)憂并非沒有道理:速爾哈赤一死,努爾哈赤徹底掌控了后金的權(quán)力,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牽制他,三年后,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后金,正式與明朝對立。
速爾哈赤的死,不是后金權(quán)力內(nèi)訌的結(jié)束,而是開始。
除了兄弟,努爾哈赤在創(chuàng)業(yè)的關(guān)鍵階段,甚至不惜連兒子們也要處理掉。
他的長子褚英,曾是后金的 “汗位繼承人”,但是由于開始膨脹,最終惹怒努爾哈赤,被努爾哈赤幽禁處死;次子代善,原本是汗位的熱門人選,卻因與努爾哈赤的大妃阿巴亥有染,被剝奪了繼承權(quán)。到了皇太極時期,他的弟弟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雖為清朝入關(guān)立下大功,也始終活在皇太極的猜忌之下;順治帝即位后,多爾袞以 “攝政王” 之名掌控朝政,死后卻被順治帝掘墓鞭尸。
最慘烈的,莫過于康熙晚年的 “九子奪嫡”。太子胤礽兩次被廢,大阿哥胤禔被終身監(jiān)禁,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被雍正帝改名為 “阿其那”“塞思黑”(滿語 “豬”“狗” 之意),最終慘死獄中。雍正帝即位后,雖然開創(chuàng)了 “秘密立儲” 制度,試圖避免兄弟相殘,卻仍無法徹底擺脫速爾哈赤留下的魔咒。 他的弟弟胤禵,只因曾是皇位競爭對手,就被軟禁了十三年。
乾隆四十一年,當(dāng)乾隆帝在《薩爾滸之戰(zhàn)書事》中贊頌 “兄弟子侄之眾” 時,他或許刻意忽略了速爾哈赤的存在。可他心里清楚,速爾哈赤的悲劇,是清朝開國史上無法回避的一頁。這位被遺忘的 “達爾罕巴圖魯”,用自己的生命證明在權(quán)力面前,親情弱不禁風(fēng)。
本文結(jié)尾處,也讓我想起乾隆的一個場景,乾隆在權(quán)衡后終于決定把颙琰的名字藏在“正大光明”匾額,并在天壇圜丘向天禱告,這個孩子如果有能力繼承國家大業(yè),則祈求上天保佑他諸事有成,如果并非賢能之人,則愿上天讓他短命而死,不至于繼承大統(tǒng),貽害社稷。《清高宗實錄》與江山社稷相比,親情永遠微不足道,輕如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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