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北洋當兵吃餉能養一家人，到老蔣時從軍就連飯都吃不飽了？

1915年初冬，天津海河邊吹著臘風，一名剛領餉的北洋士兵把五塊大洋塞進信封，抬頭沖郵局伙計笑道：“麻煩快點寄回滄州，家里急用。”信封里那幾塊閃亮的銀元，足以讓父親添藥、讓弟弟交學費，還能在春節前修好漏雨的屋頂。二十多年后，1942年的同一片華北平原，一張油污斑斑的法幣在國民黨士兵陳二手里揉成一團，他卻連一碗高粱米都買不起。對比之強烈，令人困惑：為同一面旗子流血，為何命運天差地別？

答案首先埋在白銀與紙鈔之間的鴻溝里。北洋時期，軍閥沒本事印鈔票，只能用硬通貨。北方各鎮一等兵月餉約四兩白銀，折六塊洋錢。那會兒河北農村全家辛苦一年也不過十來兩白銀，兵餉等于農村戶年收入的四成。銀元本來就保值，再加上市場上糧食稅收都按銀兩計價，一塊錢買的就是實物，而不是空頭承諾。

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實施廢兩改元，緊接著推出法幣。當時蔣介石的算盤很清楚：用國家信用替代白銀，好讓中央財政擺脫銀本位束縛，順帶填補連年內戰的軍費缺口。紙面上看，二等兵七元月餉似乎與北洋時代基本接軌；但抗戰全面爆發后，法幣供給猶如泄閘洪水。1937到1948年底，法幣發行量擴大了四千倍，物價卻如草花瘋長。市場哄抬之下，軍餉數字再怎么上漲也追不上米價的腳步。1948年滬寧一帶，一碗陽春面已賣到兩千元法幣，士兵領餉仍舊數百元，結果只能啃野菜。

貨幣崩潰背后是財政支撐體系的差異。北洋軍閥地盤小，卻有實打實的課稅抓在手里：鹽稅、關稅、鴉片稅全都可見可摸。段祺瑞、張作霖為了搶兵源不惜高薪競價。一支師編三萬人，每月需銀十萬兩，軍閥往往靠借外債加上煙土稅彌補。鴉片確實罪惡，卻給軍中士兵拿到“可兌現”的補貼——河南鎮嵩軍的四兩煙膏，轉手就能換現銀。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則要同時對付內戰、抗戰、航運隔絕，外匯稀缺，僅能靠發行紙鈔與濫征苛捐巧取豪奪補窟窿。財政本就捉襟見肘，還得優先維持中央軍的裝備，美援也被層層截流，輪到普通步兵，只剩數字上漲。

招募方式變化也扭曲了軍餉邏輯。北洋軍閥實行募兵制，兵來得自愿，彼此談價碼。安徽、山東貧苦青年千里奔赴馮玉祥旗下，就圖一口飯。若開支縮水，兵可拍拍屁股換營頭。競爭機制逼得軍閥讓利。1933年兵役法出臺后，國民政府喊出“全民服役”口號，基層卻把指標攤派到戶。西鄉縣選丁現場，保甲長拿竹簽抽號，窮人無法出錢雇替丁，只能被麻繩捆走。軍隊與士兵之間的契約關系被行政強制取代，待遇不再靠市場調節，惡性循環隨之發生。

層層克扣更讓問題雪上加霜。湘西某師人事科冊面虛報千余名額，餉銀、口糧、棉衣統統落入科長腰包；川軍某旅后勤連夜把彈藥柴油私賣給商人，從兵身上榨油水比打仗還積極。1944年中緬前線，美軍觀察員筆記寫道：“中方步兵早飯僅稀飯半碗，午晚餐鹽煮菜根，無肉。”一句話勝千言。官兵待遇懸殊更生怨氣。北洋時期軍官雖也拿高薪，但整體倍數在十五以內；抗戰后國民黨軍長薪資可達普通兵三十倍，而軍長夫人赴陪都還能領“家眷補助”，基層只能眼巴巴。

有人說，戰爭烈度不一樣，抗戰本就難以保證后勤。然而北洋年代也并非歌舞升平。直皖、直奉之戰炮火連天，可只要銀元還在流通，社會秩序尚存，兵仍可領實值貨幣。抗戰時大片國土淪陷，海關稅源被日軍截斷，紙幣便失去金屬支撐。大背景決定了結果：一旦政府信用破產，再高額的名義軍餉也只是廢紙。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部隊都靠發餉維系。1927年秋收起義部隊改編時就宣布供給制：官兵同吃同住，同穿粗布灰衣，沒有月薪。古田會議進一步確立原則，軍事待遇與政治理念綁定。有意思的是，這支“零軍餉”隊伍卻靠紀律與土地政策穩住兵心，最后走出了延安梁山。外界嘲笑其“赤腳軍”，可從1934到1936年，十萬紅軍萬里征途，隊伍沒因物資斷供崩潰，正因官兵平等。

再把視線拉回陳二身上。1948年初春，他在豫西雪地里凍得發抖，口袋里的法幣足有一大疊，卻買不到半捆柴火。前線傳來命令要堅守，他抬頭望著灰天低聲嘀咕：“要是能換成兩塊大洋，回家就娶得起桂花了。”短短一句，把一個時代的悲涼都說盡。

歸根結底，北洋兵能養家，靠的是硬通貨、財政實稅與市場化募兵三根支柱；國民政府兵吃不飽，則毀在紙幣失信、強制征兵與系統性腐敗。面對這條分水嶺，豪言壯語再多也掩不住餓肚子的現實。歷史留下的冷數字，道盡槍口背后士兵的酸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