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6成人口，正在生產力層面被‘淘汰’”

美國著名投資人、橋水基金創始人雷·達利歐近期在財富全球論壇（Fortune Global Forum in Riyadh）上發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警告：

美國經濟正在形成一種對頂層1%精英勞動力的“致命依賴”，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60%正在生產力層面被“淘汰”。

01

美國經濟

三重結構性撕裂

要理解達利歐警告的嚴重性，我們要把美國拆成多個“美國”來看。

達利歐所描述的，也正是一個內部已經高度分化、數據極具欺騙性的“拼合體”，這種內在的斷裂，我們可以通過3個相互關聯的維度進行觀察：

第一個斷裂：生產力——問題根源。

一切都要從創造財富的能力——生產力說起，這道鴻溝是所有后續問題的根源。

達利歐反復強調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約60%的美國成年人閱讀能力僅相當于或低于小學六年級水平。

也就是說，在目前這樣一個由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復雜信息流驅動的現代經濟體中，美國超過一半的勞動力在知識經濟的主賽場上，幾乎不具備有效的競爭資格。

圖源：US Census Bureau Employment (NAICS/SIC)

這導致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現實：

一方面，是頂層約300萬人的“超級生產者”，他們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和高端專業服務領域，貢獻了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分。

他們不僅自身具備極高的“認知資本”，更重要的是，他們是新一輪技術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人工智能工具極大地放大了他們的生產力邊界，形成了一個“強者愈強”的正向反饋循環。

另一方面，是占勞動力主體（約60%）的龐大群體，他們的傳統技能在自動化浪潮面前迅速貶值。而且由于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的缺失，他們無法跨越進入新經濟的門檻，其生產力增長長期停滯，對整體經濟的貢獻日益邊緣化。

數據顯示，這一技能鴻溝每年給美國造成的GDP損失高達2.2萬億美元。

達利歐將這群人描述為“在經濟上越來越沒用”。

雖然刺耳，但卻是事實：一個龐大的人口群體，正在與國家經濟增長的主引擎脫鉤。

而這種由人力資本決定的生產力分化，也解釋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即使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但普通工人的實際時薪卻幾乎停滯不前的現象。

第二個斷裂：財富——生產力分化的必然結果。

生產力上的巨大差異，無情地轉化為財富積累上的極端不平等。

美聯儲的金融賬戶數據顯示，這一趨勢在后疫情時代被急劇放大——

截至2025年，美國最富有的0.1%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已經超過了最底層50%家庭財富總和的4.6倍。從2020年初到2025年中，頂層0.1%的家庭財富幾乎翻了一番，而底層50%的財富增長很大程度上被創紀錄的通貨膨脹所吞噬。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說到：當資本回報率（r）長期高于經濟增長率（g）時，財富會不可避免地向少數擁有資本的人集中。

頂層精英的財富增長主要來源于股票、基金等金融資產的快速增值，而中下層民眾的財富則主要捆綁在升值緩慢（甚至在加息周期中貶值）的房產和被通脹侵蝕的儲蓄上。

更危險的是，達利歐警告說，這種財富結構催生了的“依賴性風險”——美國經濟的消費引擎，正越來越依賴頂層少數人的支出。

數據顯示，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增長率遠超中低收入群體。這意味著，美國經濟的穩定性被捆綁在了一個極不穩定的基礎上——少數富人的消費信心和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一旦發生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導致頂層資產大幅縮水，他們的消費收縮將迅速傳導至整個經濟，尤其對那些依賴高端消費的服務業、奢侈品行業造成毀滅性打擊，從而引發遠超其人口比例的連鎖反應。

第三個斷裂：地理——經濟分層的空間投射。

生產力和財富的斷裂，最終映射到地理空間上。

穆迪分析公司的州際經濟報告為這一現象提供了堅實的數據支撐：全美50個州中，有22個州實際上處于經濟衰退，13個州增長停滯，只有16個州在維持增長。

然而，這16個州的增長也并非均衡的。

絕大部分的經濟活力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超級都市圈”，如加州的硅谷、紐約的華爾街、德克薩斯的奧斯汀等。

比如，自2019年以來，全美高達70%的AI領域風險投資都流向了舊金山灣區。

而根據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5年9月發布的報告，從2024年中到2025年中，僅一年時間，美加地區擁有AI技能的科技工作者數量激增了超過50%，達到了51.7萬人。而舊金山灣區、紐約和西雅圖這三大都會區，就吸納了全美35%的AI專業人才。

這些“繁榮孤島”吸引了全國乃至全球最頂尖的人才、資本和技術，其人均GDP和創新產出遙遙領先。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闊的“鐵銹地帶”、中西部農業州和南部農村地區，它們正在經歷長期的產業空心化、人口流失和經濟萎縮，成為一片“停滯海洋”。

這種地理上的經濟隔離，是美國社會和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生活在“繁榮孤島”和“停滯海洋”中的人們，不僅經濟狀況天差地別，他們接觸的信息、擁有的機會、信奉的價值觀也日益分道揚鑣。

當一個國家內部民眾的經濟體驗出現如此巨大的鴻溝時，任何關于國家整體利益的政治共識都將變得極其脆弱，社會信任的基石隨之瓦解。

02

歷史與未來

很多人認為達利歐不是理論家，但他的分析總是“有用”，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總是將其分析框架置于一個宏大的歷史周期框架中。

在他看來，美國當下面臨的內部斷裂，是歷史上所有帝國由盛轉衰的典型模式的重演。

根據他的“大周期”理論，一個帝國的衰落通常由三大力量共同驅動：

巨額的債務、劇烈的內部沖突（由財富和價值觀鴻溝引發）以及強大外部對手的崛起。

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

美國目前正完美地契合這三個條件。

超過35萬億美元的國家債務已不堪重負；內部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對立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在外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正在多個領域發起挑戰。

三重斷裂所構成的，正是一種慢性的、侵蝕國家根基的系統性風險。它使得美國經濟變得異常“脆弱”和缺乏“韌性”。

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其韌性來源于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他們是消費的主體，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而當這個基石被掏空，整個經濟結構就如同地基不穩的大廈，外表依然光鮮，卻經不起任何重大沖擊——無論是另一場金融危機、一場大規模的地緣政治沖突，還是一次嚴重的自然災害。

經濟將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任何外部壓力都可能導致其內部矛盾的瞬間激化，甚至引發社會秩序的崩潰。

03

路線之爭

那如何“開藥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與解決方案。

達利歐的方案帶有明顯的務實主義和“工程師思維”色彩。

他主張繞開意識形態爭論，采取“機械化”的改良措施。其核心思想是，承認并繼續依賴頂層1%的創新引擎，但必須通過有效手段“抬高”底層60%的“地板”，以修復經濟的平衡。

具體措施包括：與生產力指標掛鉤的自動化稅收激勵、覆蓋全國的基礎技能（尤其是AI素養）再培訓計劃，以及鼓勵勞動力向高增長地區流動的政策。他堅決反對激進的財富再分配，認為這會損害頂層精英的創新積極性，無異于“殺死會下金蛋的鵝”。

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則認為，達利歐的診斷只觸及了癥狀，卻回避了病根。

他們認為，問題的核心不是底層民眾的“技能缺陷”，而是過去40年來，系統性的政策選擇（如大幅為富人減稅、放松金融監管、削弱工會力量）導致了權力和財富向上層過度集中。

因此，解決方案必須是結構性的：

推行更高額的累進稅和財富稅，加強對大公司的監管，重建工會力量，從而從根本上扭轉資本回報遠超勞動回報的局面。

在他們看來，不觸動頂層的既得利益，任何旨在“抬高地板”的措施都只是杯水車薪。

當然，在這兩種主流觀點之間，還存在著其他探索。

例如，“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倡導者，比如OpenAI的創始人Sam Altman就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不可避免，直接向民眾發放現金是維持社會穩定和基本消費需求的唯一有效途徑。

另一些偏保守派的學者則主張，問題的關鍵在于恢復“工作的尊嚴”，應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制造業回流，創造更多中等技能的就業崗位，而非依賴福利體系。

但美國經濟的斷裂，究竟是一個可以通過優化和改良來修復的“技術性”問題，還是一個必須通過深刻的利益調整和權力再分配才能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探究，非常有價值。

04

不止美國要面臨的問題

理解達利歐的警告及其背后的深刻分歧，提供了一個穿透宏觀數據迷霧、理解美國真實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框架。

在評估美國市場、政策走向和社會穩定性時，需要擯棄單一整體的簡單化思維，而采用一種“分層”和“分地域”的精細化視角。

其中，美國的“群島經濟”格局意味著投資機會和風險的高度集中。

投資于那些“繁榮孤島”中的高科技、高增長領域可能回報豐厚，但同時也必須警惕，整個經濟體的脆弱性可能隨時引發系統性風險，導致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對于依賴廣大中下層消費的行業，則需要對其長期增長潛力進行重新評估。

更重要的是，美國面臨的挑戰具有普遍性。

人工智能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革命，正在全球范圍內加劇技能和財富的分化。如何在一個技術加速變革的時代，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經濟社會結構，防止社會因斷裂而失序，是所有國家都必須回答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