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貿易時，白人為啥要把黑人衣服扒個干凈，連遮羞布也不舍得給

1759年冬，葡萄牙船“圣?若昂”號在幾內亞灣裝船時，甲板上排著兩百余名被綁縛的黑人。桅桿下，奴隸商人抬頭掃了一眼，隨手一揮，水手們熟練地撕掉俘虜身上僅剩的破布。那一瞬間，寒風灌進船艙，卻沒人停手。黑奴被迫赤裸，背后折射出大西洋三角貿易最冰冷的邏輯：利潤壓倒一切。

往前推兩百年，15世紀后期的里斯本碼頭已出現零星黑奴身影。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種植園迅速擴張，勞動力缺口成倍放大，“航運—奴隸—殖產”鏈條雛形漸顯。到17世紀，荷蘭、英國相繼加入，一個以糖、棉花、煙草為核心商品的全球循環完成閉合。運輸環節成為決定收益的關鍵，船上哪怕多塞一具軀體，回到布里斯托港就意味著多幾英鎊入賬。于是，贖不贖給遮羞布，成了資本算術里最先被抹掉的項。

表面看，扒衣是為了“檢查貨物”。買主要確保肌肉結實、皮膚無瘡、牙齒完好——一張簡陋的“體檢表”直接影響拍賣價格。倫敦保險公司要求在裝船前記錄每一處傷痕，防止日后索賠糾紛。為避免奴隸藏匿石塊或鐵片伺機反抗，船長更樂于讓俘虜寸縷不掛。簡而言之，安全、保險、售價三重需求促成了這套赤裸流程。

然而，更深層的考量是馴服與羞辱。歐洲思想家曾用“文明—野蠻”二元論為殖民霸權背書。剝衣不僅奪走物質遮蔽，更在精神上刻意制造等級差距，將黑人降格為可以堆放、貼標簽的“貨架商品”。當物品屬性強化到極致，反抗意志往往隨之瓦解——這正是奴隸主竭力追求的心理壓迫。試想一下，在上千海里漫長航程中，一個連遮羞布都被剝奪的人，如何維系自身尊嚴？

航程安排更顯殘酷。18世紀英國船常用“緊裝法”，成年男性肩貼肩躺在60厘米寬的木架間，赤裸能省去衣物占用的那幾厘米。船艉止水區潮濕悶熱，衣服不僅無用，還會吸水發霉，增加疾病風險。對船主而言，減少腐敗氣味能避免衛生官員上船檢查拖延放貨，節約停港費用。有人統計，一條四百噸位的奴隸船，每次靠取消衣物可額外塞進三十至四十名成年人。放到當時的拍賣市場，相當于增加約8%的利潤率。

傳播疾病也是不得不提的因素。梅毒、天花、鉤端螺旋體在悶熱船艙里肆虐，衣服一旦被染便無法及時清洗。“干脆別給”成了簡單粗暴的預防措施。倫敦海事檔案記載，1713年至1775年間，中程航線平均死亡率從23%降至14%，其中“減布”被寫進船長操作手冊，成為改善存活率的一個“技術”改進。冷冰冰的數據背后，是對人命價值的精確折算。

為了減少潛在抵抗，船長會將同部族成員錯位擺放，并在夜間加大鐵鏈重量。身體裸露使任何暗藏的小工具都難逃水手視線，潛在叛變因此成本高昂。1781年臭名昭著的“宗號事件”中，船員為索賠將患病黑奴拋入海中，正是因為裸身束縛，施暴者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殖民法庭最后裁定該船主獲賠貨損保險金，可見彼時制度對“貨物”定義的冷酷。

經濟賬之外，還隱藏著另一重利益糾葛——海關稅。部分殖民地按照奴隸人頭征稅，衣物、簡單隨身物品需額外計費。為了壓縮開支，船商干脆剝掉衣布，就連女性也不例外。北卡羅來納殖民地1767年關稅表注明：“若進口奴隸無攜帶衣料，可免附加貨稅。”短短一行字，把赤裸合法化。

值得一提的是，當大西洋彼岸的啟蒙風吹起，歐洲人道主義者并非毫無聲音。1788年英國國會辯論奴隸運輸法案時，有議員提出“必須為黑奴提供最基本的遮體布匹”，但提案很快在利益集團阻撓下胎死腹中。會議記錄里，一位布里斯托商人冷笑著說：“你們看，這塊布值兩便士，卻要擠掉我半磅糖的利潤。”短短一句，折射資本與道義的尖銳沖突。

19世紀初，英、美相繼立法廢除跨大西洋奴隸貿易。運輸終止后，是否給黑奴穿衣在法規層面逐漸失去討論空間。但剝衣象征意義仍長久留存，帶來了制度歧視、種族隔離等延伸問題。黑人群體對身體自主權的訴求，后來在民權運動里徹底爆發，與早期航船甲板上的那場集體剝奪存在清晰因果鏈條。

回看全程，扒掉衣物既是壓縮艙位的一連串算計，也是心理馴服、法律規避、疾病控制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資本邏輯與種族偏見捆綁，才讓一個微不足道的遮羞布顯得“太奢侈”。在利益天平上，黑奴的身體始終被折算成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的數值，直到鏈條斷裂之前，這條殘酷公式從未被真正撼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