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抗戰一開始國軍作戰不力？ 1938 年的兩場大戰揭示其中原因！

1938年5月15日黃昏，信號兵闖進豫東兵團指揮部，“長官，蘭封守不住了！”這一聲驚呼迅速傳遍各席參謀。僅僅三天前，蔣介石還在徐州電令“務必全殲土肥原師團”，如今前線急報，卻宣告計劃落空。時間點清晰而殘酷，蘭封會戰以失敗收場，二十幾萬兵力沒能吃下兩萬日軍，外界訝異，內部焦躁。

追溯到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國軍在正面戰場動作頻頻，卻鮮有大捷。淞滬、南京、徐州，一路退卻，直到1938年，接連兩場關鍵戰役——蘭封與武漢外圍——才讓問題集中暴露：人不是沒拼命，槍也不是沒子彈，真正拖垮戰局的，是指揮體系的頑疾。

中高層指揮員來源復雜，有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也有舊軍閥殘部整編的師團長。表面皆受中央軍委調度，底層卻仍存山頭派系。打仗需要統一意志，而派系林立的指揮鏈卻像插滿裂縫的竹筒，一壓就漏。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在前線電令常常難以直達基層，結果延誤寶貴戰機。

蘭封會戰最初部署并不差：薛岳指揮豫東兵團，東西兩翼合圍土肥原師團，企圖在蘭封地區形成“口袋”。然而突如其來的撤退打亂了節奏。桂永清左翼先撤，預定的口袋被撕開一道縫隙。薛岳急電桂部回援無果，只能命偏師堅守蘭封城拖延。龍慕韓率部據城未及兩晝夜，看到友軍仍未歸位而敵炮火愈烈，選擇突圍。事敗城失，龍被抓，成為替罪羔羊。

蔣介石震怒，軍法處置名單里最終只剩龍慕韓。桂永清依舊在軍報上占著“名將”版面，這種“重典只施于次要責任人”的做法，前線士兵看在眼里，難免心寒。“出大力卻擔大鍋”成了將士們的私下牢騷，士氣因此搖擺。

同年6月，另一場風暴在長江邊的馬當要塞成形。馬當扼守九江至武漢水路，防線一破，武漢門戶洞開。國軍第十六軍被指定防御核心，軍長李韞珩卻偏偏挑在決戰前夕舉辦軍官訓練慶祝會，多數連排長離崗，情報體系瞬間癱瘓。日軍突破外圍，海軍陸戰隊死守灘頭，卻等不來增援。

增援任務落在一七六師師長薛蔚英身上。李韞珩要求他走尚未偵查的小路實施包抄。薛蔚英對地形不熟，夜行晝伏，結果走迷。等部隊趕到，馬當已成焦土。兵敗之后，中央急令清查責任。李韞珩“革職留任”，薛蔚英則被以“支援不力”罪名就地正法，又是一樁典型的“問次不問主”。

有意思的是，前后兩起案件都選擇了中層指揮員示眾，上一層真正決策者卻往往全身而退。軍中逐漸形成一種詭異氛圍：愿扛槍的不愿扛責，愿用兵的怕被問罪，軍心波動直接體現在作戰狀態——戰線一觸即潰，頑強抵抗往往出現在孤軍分隊，而非整體協同。

國軍不是沒有敢死隊，也不是沒有血性。初入蘭封的士兵平均彈藥不過五十發，仍有部隊與日軍白刃相接；馬當要塞海軍陸戰隊死傷過半仍堅守火力點。但局部英勇無法彌補系統性裂痕，統帥部若不能用制度把血性轉化為勝勢，單憑熱血難改敗局。

蔣介石本人并非沒意識到問題，彼時他在武漢接見參謀時曾疾言：“后退一步，人人槍斃！”然而紙面嚴令抵不過人情與派系。桂永清背景深厚，李韞珩勾連地方軍閥，動之牽一發動全身。蔣介石選擇保山頭而棄紀律，短期看減少了內部震蕩，長期卻把軍紀鈍化至麻木。

值得一提的是，對比同階段敵后戰場的八路軍，雖裝備簡陋，卻在獎懲上簡單明快。八路軍戰士中流傳一句話：“打不贏可以學，再逃跑就吃槍子。”賞罰是否分明，直接關系部隊凝聚力。國軍高層的搖擺讓士兵難以分辨何為“正確執行”，出現了要么畏首畏尾、要么各自為戰的怪象。

放眼更大格局，1938年是中日戰爭的轉折口。日軍占領區急速擴張，后勤線越拉越長，只要中國戰線能堅持，日方消耗就會急劇上升。遺憾的是，國軍正面戰場的組織病讓這一戰略優勢延后來兌現。武漢會戰雖最終迫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但若指揮順暢、軍紀嚴明，結果本可能更有利。

那些年累積下來的觀念桎梏——派系優先、責任下壓、軍紀松弛——在1938年的蘭封和馬當集體顯形。兩場戰役不僅揭露戰術上的短板，更暴露了體制性痼疾。抗戰必須繼續，正面戰場亦不能棄守。然而要想真正提升戰力，龐大軍隊先得捋順責任鏈，把“保命哲學”變成“勝戰哲學”，否則兵多將廣，仍難逃疲于應付的困局。

戰爭歲月不會等待誰慢慢改革，落后的指揮體系終會被戰火倒逼著改變。1938年之后，國軍內部雖開始推行戰區合并、裁汰冗員、加強聯合作戰演習，但派系與裙帶同樣在暗流里頑抗。歷史記下了龍慕韓、薛蔚英這些“替罪者”的姓名，也在提示后人：打勝仗靠的不只是兵力與勇氣，更取決于一條公正高效的指揮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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