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命八大臣斗不過一個慈禧，不是慈禧厲害，而是時代變了

咸豐帝留下的顧命八大臣是輸在了太有權有勢還占理，并且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所以敗給了慈禧太后，或者說敗給的并非是慈禧太后，而是敗給了時代之變。

首先我們來看看咸豐帝的臨死安排，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額駙景壽、兵部尚書穆蔭、吏部侍郎匡源、工部侍郎杜翰、太常寺少卿焦佑瀛八人輔佐，贊襄一切政務，由他們實際代行皇權。

又授予慈安太后“御賞”印章，授予年幼的同治帝載淳“同道堂”印章，由其母慈禧太后掌管。凡是顧命大臣所擬圣旨，要在起首蓋“御賞”之印，末尾則蓋“同道堂”之印，也就是說要以兩宮太后來監(jiān)督顧命八大臣，起到政治平衡的作用。

表面來看，咸豐帝的安排沒毛病，顧命大臣有八位，權力稀釋，有親（宗室親王、大臣，還有咸豐帝親姐夫）有賢（軍機大臣），比之康熙朝的輔政四大臣（同氣連枝的兩黃旗大臣有索尼、遏必隆、鰲拜三位，正白旗大臣只有蘇克薩哈一位）成分更復雜，人數更多，內部可以形成相互牽制，跳出這個體系之外，兩宮太后又可以再形成一個牽制。

同時兩宮太后主要起到的是監(jiān)督作用或者說牽制作用，并沒有實力挑戰(zhàn)顧命大臣的體系，而且皇帝嫡母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又可以形成互相牽制之勢，不至于出現后宮干政的情況。

但咸豐帝，還有顧命八大臣忽略一個最大問題，那便是古代王朝的運轉依靠的人治而非制度之治，在缺乏制度的保證背景下，想要平衡各方勢力，就要方方面面考慮到，很明顯咸豐帝和顧命八大臣都沒有考慮全面。

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在熱河避暑行宮，不在京城，忘記了京城還有諸王大臣，更忘記了京城還有一位正因為負責英法議和而威望大起的恭親王奕訢，忘記了這兩者都沒有在皇權交替之際分潤到權力，低估了其威脅，沒想到在京諸王大臣會與恭親王聯合起來。

也是忘記了慈禧太后可不是省油的燈，不會任其擺布的，心中總是以為她不過是小女子也，不值一提，結果沒想到慈禧太后可以與慈安太后聯合起來，再與恭親王聯合起來，最后推翻了顧命大臣的體系。

而且顧命八大臣之間看似可以相互牽制，但實際上早就以咸豐帝的第一心腹大臣肅順為首。

肅順是能臣干吏，幫咸豐帝刷新吏治不說，更是晚清少有的清醒人，認為旗人長期在溫柔鄉(xiāng)中難以堪當大任，反而是漢員才可以力挽狂瀾，因此對于漢臣極為賞識，向咸豐帝推薦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漢臣，為平定太平天國，還有之后的同光中興，也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但他有個致命問題，就是恃才傲物，太過專橫跋扈，太過目中無人，所以他成為顧命大臣之首，不只是使得那些沒有分潤到權力的諸王大臣不安，也是使得本可以置身事外的勢力不安，很多人估計私底下都認為他就是下一個擅權的鰲拜，像權力欲望不大的慈安太后之所以聯合慈禧太后和恭親王，推翻丈夫咸豐帝的臨終安排，有個重要原因就是連她這種人都受不了肅順的專橫跋扈。

可以說咸豐帝對于顧命大臣的安排，是太不理智了，讓肅順一家獨大，促成了其他勢力的聯合。還有就是咸豐帝太猜忌六弟恭親王，肅順太忌憚恭親王，因此君臣二人在“親”的人選之中，沒有選擇咸豐帝的至親六弟恭親王，而是以咸豐帝的姐夫取而代之，看似是避免了恭親王成為下一個攝政王多爾袞，但也將恭親王變相逼為沒有分潤到權力的各方勢力的最大代表，無形中樹立了一個大敵。

更要命的是，他們意識不到時代變了，清朝自雍正帝建立軍機處，乾隆帝進一步完善開始，皇權已經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峰中的巔峰，在完善的體制之下，皇帝哪怕繼位之前沒有歷練過，沒有自己的班底，但只要繼位就可以馬上行使皇權，可以馬上大權在握。

雖然到了道光帝時期，因為這位皇帝太過平庸，加上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皇權有所衰落，但依舊處于巔峰狀態(tài)，所以咸豐帝繼位以后，皇權可以說依舊是沒有威脅的，是一家獨大的。

但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fā)，清軍的無力，東南半壁江山的被占據，只能開放地方團練，曾國藩的湘軍之崛起，已經意味著皇權的式微不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更是京城被攻破，咸豐帝都倉皇逃到了熱河避暑行宮，如此驚天巨變，已經使得皇權實際上滑下山巔。

得益于皇權的完善和余威，咸豐帝即使在避暑山莊也依舊可以掌握全國局勢，也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所以他一時感受不到皇權的控制力在變弱，當然他也沒有時間感受，因為逃到避暑行宮以后，咸豐帝的心可以說死了，開始自暴自棄，本就患病的他自然是病情加重，不久便是死去，所以面對時代之變，他依舊用之前的落后版本應對，自然是失敗的安排。

執(zhí)棋者咸豐帝看不明白，肅順自然也看不明白，雖然他比咸豐帝精明，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就是太過自大。

時代變了，是怎么個變法呢？

這么說吧，在皇權獨尊的時代，皇帝說什么就是什么，大臣只是執(zhí)行者罷了，根本沒太多的自主權，等到皇權衰落以后，大臣自主權也相應大了不少，甚至有時候會跳出皇權的控制，諸如清末的東南互保事件。

所以我們看清朝歷史，為什么晚清有那么多名臣呢，不是曾國藩就是左宗棠，不是左宗棠就是李鴻章，而之前怎么沒有這種個性鮮明的名臣呢，因為之前大臣沒有什么自主權，只能是“千篇一律”。

大臣的自主權變大以后，就可以做很多之前不敢做的事情，比如摻和進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皇位交替風波之中。

像兩宮太后和恭親王聯合以后，獲得了掌握京畿與直魯重兵的兵部侍郎勝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有著武力為后盾，才成功推翻了顧命八大臣，并且穩(wěn)住了局勢。

在皇權巔峰的時代，他們不可能擁有那么大的自主權，皇家內部的事情他們只能是看客，即使讓他們參與，也只是執(zhí)行的角色，但是皇權衰落以后，他們就有那個自主權和膽子了，成為了不可忽視的一股重要力量。

可以說咸豐帝和顧命八大臣的失敗，是敗給了自以為是，敗給了太占據上風了，又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因此自大之下，栽了一個跟頭，也深刻改變了晚清的結局。

如果顧命八大臣處于時代變局之前，又處于權力中樞的京城，那么即使兩宮太后、恭親王、其他諸王大臣有再多不滿，即使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再厲害，也掀不起什么風浪，可惜的是，時代變了，咸豐帝還渾然無知，以落后的版本應對，自然是以失敗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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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薦本人新書《大清300年》，一本書看懂“先天不足”的清朝是如何從“八家分權”走向“一家集權”，如何使皇權一步步成為古代王朝的巔峰中的巔峰，又如何因為太平天國的沖擊，以放權于地方的“慢性毒藥”來延續(xù)帝國生命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