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中華民族的祖脈、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

巍巍秦嶺，橫亙于中華腹地，以其獨特的地理存在，鑄就了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地理軸心與文化脊梁。廣義上的秦嶺，西起青海、甘肅兩省邊界，向東經甘肅進入陜西省，經陜西南部到達湖北、河南西部，橫貫青海、甘肅、陜西、河南、湖北、四川、重慶六省一市，綿延1600公里，覆蓋面積達40萬平方公里；狹義的秦嶺，是指位于陜西省境內的秦嶺中段山脈，也是秦嶺的主體，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米，為我國中東部最高的山峰。

2500多年前的《周易》把秦嶺稱作中華“龍脈”，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下“秦嶺，天下之大阻”，從此便有了“秦嶺”一名的正式文字記載。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強調：“秦嶺和合南北、澤被天下，是我國的中央水塔，是中華民族的祖脈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作為民族祖脈和文化象征，秦嶺孕育了“南稻北粟”的農耕文明格局，見證了周秦漢唐的盛世華章，涵養了蓬勃昌盛的中華文化，更以包容萬象的胸懷，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地理生態：

奠定中華文明延續的自然根基

▲秦嶺主峰太白山上的湖泊“大爺海”。圖源：新華社

山勢磅礴的秦嶺，不但在地理上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分水嶺，氣候上也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這道巨大的天然屏障，北拒凜冽的寒潮南下，南鎖溫潤的暖濕氣流北上，清晰劃定了我國溫帶與亞熱帶氣候的分野。復雜多變的地質地貌和氣候類型，孕育了豐富多樣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使得秦嶺成為一座生機勃勃的“生物基因庫”。在這片得天獨厚的生態家園，數千種生靈和諧共生，“秦嶺四寶”朱鹮、大熊貓、羚牛、金絲猴是其中的名片。

▲秦嶺大熊貓野化培訓基地，兩只大熊貓在雨中嬉戲。圖源：新華社

秦嶺以其充沛的降水，贏得“中央水塔”之美譽。秦嶺以北為黃河水系，以南為長江水系，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長江兩大支流漢江和嘉陵江都發源于此。秦嶺主峰太白山巔的冰雪融水，匯聚成水流清澈、水質甘甜的黑河（渭河南岸支流），滋養關中平原，成就了歷史上“八水繞長安”的豐饒圖景；而發源于秦嶺南麓的漢江，其上游的丹江口水庫，肩負起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重任，惠澤華北大地億萬民眾。

莽莽秦嶺，孕育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早在163萬年前，藍田猿人的篝火在公王嶺畔照亮人類早期的足跡；約百萬年前，漢江之濱的鄖縣猿人已開始打磨石器，敲響了舊石器時代的序章。新石器時代，秦嶺北麓的半坡先民，不僅燒制出精美的魚紋彩陶，更在黃土臺塬上成功馴化了粟，開創了北方旱作農業的篇章；而在秦嶺南麓的屈家嶺文化圈，先民們則培育了水稻，使用陶紡輪，編織出長江中游璀璨的農耕文明雛形。

▲出土于河南洛陽邙山的東漢陶獸型帳座。圖源：洛陽古墓博物館

步入國家文明階段，秦嶺的滋養作用愈發彰顯。周人依偎灃水，營建豐京與鎬京，成為早期國家都城的典范。其后，鄭國渠引涇河水灌溉關中，使“厥田惟上上”的關中平原一躍成為最早的“天府之國”，為秦朝的統一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在秦嶺另一側，蜀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馴服了岷江，造就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平原，使之成為支撐巴蜀文明的富庶糧倉。

經年累月，中華文明在秦嶺溫暖寬厚的懷抱中悄然孕育、賡續綿延。

王者氣象：

見證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演進

秦嶺的魅力，不僅在于其塑造了獨特的自然環境，更在于它作為地理樞紐，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國家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成為中華政治文明的重要搖籃。歷史上，秦嶺北麓的渭河谷地，如同一條璀璨的文明走廊，豐鎬、咸陽、長安、洛陽等古都次第興起，見證了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的興衰更替，成為國家制度創新的核心舞臺。

西周時期，周王朝在灃河之畔，以宗法制度為核心，構建起“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體系，并通過分封制將禮樂文明輻射四方。春秋戰國時期，崛起于西陲的秦朝，推進“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統一舉措，將巴蜀、嶺南（百越）等廣袤疆域納入中央集權政體之下，開創了“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大一統”國家格局，奠定了此后兩千余年大國治理的基本框架。其時，秦朝都城咸陽立于秦嶺之下，秦嶺隨國威而聲名遠揚。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承繼秦制的漢代，歷經“文景之治”“漢武盛世”等，為中華文明的輝煌打下了基礎。西漢開啟絲綢之路，設立西域都護府，將天山南北三十六國納入有效管轄，秦嶺山脈古道也成為聯系東西的重要紐帶。

及至盛唐，中華政治文明更顯成熟。面對吐蕃、南詔等邊疆地方政權，唐朝采用靈活務實的治理政策，秉持“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則，在尊重地方傳統習俗的基礎上實現政治整合。長安（今陜西西安）作為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片秦嶺拱衛下的政治中心地帶盛極一時。

秦嶺作為“天下之中”的戰略地位，更賦予其“四塞之固”的天然軍事屏障作用，使關中具備“進可攻、退可守”的絕佳地緣優勢，深刻影響了歷史進程。關中南有武關，溝通荊襄吳越，至今仍留有見證秦楚分野的古老“界墻”遺跡；北有蕭關，漢代是抵御匈奴的前哨，北宋時成為宋夏對峙前沿；東有潼關，扼守崤函古道天險，唐代安祿山叛軍在此折戟沉沙；西有大散關，是連接中原與巴蜀的戰略通道，成就了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壯志傳奇。

正是秦嶺這種獨特而強大的地理樞紐地位，極大地增強了以關中為核心的中華文明的輻射力與凝聚力。在這片山川形勝之地，先民們在與自然的互動中，在構建“大一統”國家的實踐中，逐漸凝練升華出中華政治文明深邃的精神內核：“民為邦本”的民本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這些源于秦嶺地理與歷史實踐的思想精神，最終熔鑄為中華文明的靈魂，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思想和制度根基。

文脈所系：匯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巍然矗立的秦嶺，代表著文明的高度、文化的厚度、精神的溫度。其山川之間，銘刻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根基，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在秦嶺書寫了濃墨重彩。

據學者章太炎考證，“華夏”二字本身便蘊含秦嶺印記：“華”源于華山仰韶彩陶的“花卉紋”，象征文明華彩；“夏”取自秦嶺南麓古稱夏水的漢江，寓意源遠流長。西周周公在灃鎬“制禮作樂”，建立以倫理規范為核心的禮樂文明體系。《尚書正義》所載“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確立超越血緣地域、以禮樂文明為內核的“華夏”認同標準和精神公約。西周祭器何尊銘文“宅茲中國”首次出現“中國”之稱，正是這一文化認同在政治上的莊嚴宣示。歷史長河中，“中國”內涵不斷拓展為禮樂文明所及的疆域與族群。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力行“斷諸北語，一從正音”的漢化改革；清朝雍正帝亦宣稱“中國之一統，始于秦……極盛于我朝”，皆彰顯少數民族政權對禮樂文明內核的高度認同。

▲鑄有“宅茲中國”銘文的何尊。圖源：寶雞青銅博物館

秦嶺亦是中華文脈藝魂的不竭源泉。從《詩經·秦風》“蒹葭蒼蒼”詠嘆灃河秋色，到漢代《上林賦》鋪陳終南奇觀；從李白《蜀道難》“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極言秦嶺之偏遠，到王維隱居輞川（今陜西藍田縣境內）時描繪的“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空靈景象，文學史上總不乏秦嶺的蹤影，有關秦嶺的篇章深刻塑造了中華詩文的美學范式。在藝術上，長安城見證了西域胡旋舞與中原霓裳羽衣曲的交融，“畫圣”吳道子“吳帶當風”的筆法融匯犍陀羅藝術神韻，周至景教碑的漢文與敘利亞文并立，無不體現秦嶺懷抱下文化的碰撞與交響。

秦嶺的峰巒云霧，更是儒、釋、道思想文化交匯淬煉的熔爐。終南山間，三教共生交融：儒家精神在此深植，從周公制禮奠基倫理，到孔子倡“仁”，直至張載立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鑄就士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擔當；道家智慧于此發軔，老子在樓觀臺著《道德經》，“道法自然”啟迪天人和諧，“無為而治”詮釋順應之智；玄奘攜657部佛經歸駐大慈恩寺，始創唯識法相宗，推動佛教中國化，終南山匯聚佛教各大宗派祖庭。

山不厭高，有容乃大。秦麓南北，涇渭兩岸，不同時期、不同區域文化輻輳融匯，構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游牧文明曾長期在這里存在，秦國崛起后便開啟了長達2000多年的農耕文明時代；關中文化是其底色，巴蜀、荊楚、中原、西域等文化類型為這里增添了繽紛的色調，共同描繪了中華文明的瑰麗畫卷。

和合南北：

寫就血肉相連的民族融合史詩

秦嶺北麓，“七十二峪”縱橫交錯，如血脈般貫通南北，天然構筑起一張“北連大漠、南通滇越”的文明融合網絡。而分布其間的秦嶺古道，不僅是地理通道，更是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的關鍵紐帶。

商於古道綿延600余里，武關城下的“秦楚分界碑”，無聲訴說著楚地華美織錦與關中精巧刺繡在此交融的歷史；子午道千里蜿蜒，成就了“涪陵荔枝三日抵長安”的傳奇，蘇軾“自言長安遠，不信有荔枝”的題刻，正是這條南北珍奇流通之路的生動注腳；金牛道險穿劍門關，見證了諸葛亮木牛流馬在米倉道上奔忙的智慧，也承載著陜南紫陽茶與巴山鹽鹵互換的民間生計。這些密布的山川廊道，與橫貫歐亞的絲綢之路、連接藏羌的藏羌彝走廊在秦嶺區域交匯重疊。正是這種獨特的樞紐地位，使秦嶺成為“西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南嶺走廊”等走廊輻射力的交匯點與驅動核心。

▲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魚紋彩陶盆。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秦嶺南北，堪稱書寫了半部中華民族的交融史詩。早在先秦時期，秦人便以天水為中心融合羌戎部族，其后“并巴蜀、平百越”。漢唐盛世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級的融合中心：西市之中，粟特商人的店鋪與莊嚴佛寺比鄰而居；朝堂之上，匈奴王子金日磾官至光祿勛，位極人臣；宮廷宴樂，《十部樂》中有八部源出西域，胡音漢韻齊放異彩。北魏孝文帝以秦嶺東麓的洛陽為都，推行“禁胡服、改漢姓”的政策，加速了鮮卑等北方民族融入中華文明的進程。宋元之際，秦嶺一線的榷場成為經濟融合的窗口，宋金在此“歲易戰馬萬匹”，維系著戰略物資的流通；而蜀茶經此輸入吐蕃，解決了高原民族的疾困，深化了漢藏依存。及至明清，移民大潮涌動，百萬荊楚、客家移民涌入商洛、秦巴山區，他們帶來的儺戲在山鄉回蕩、客家山歌響徹山谷，豐富了秦地的文化肌理。一部血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史詩，在秦嶺的懷抱中寫就。

這種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在機制，根植于三重相互支撐的深層邏輯——

統一政權是融合的基石。歷代中央政權依托秦嶺地理優勢，構建起“大一統”的治理體系。秦置巴郡、蜀郡，將西南廣袤地域納入郡縣制管轄；唐代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立府州，以“甥舅之誼”密切與吐蕃等部族關系，維系邊疆穩定；明代在南方邊疆地區推行土司制度，體現了“因俗而治”、尋求統一與多元平衡的政治智慧。

經濟共生是融合的保障。漢江漕船滿載江南稻米，逆流而上，經秦嶺水道輸入渭河平原，滋養關中；隴山古道則源源不斷地將河西良馬輸運至關中，鞏固國防；跨越秦嶺的“茶馬互市”，更是將內地的茶葉與邊疆的馬匹緊密聯結，成為維系漢、藏等民族共同生計的生命線。

文化浸潤是融合的靈魂。漢字書寫系統沿金牛道南下，深刻塑造了滇地的文化面貌；武當道教文化依托秦嶺通道南播，影響遠及東南亞。更為深刻的是超越時空、跨越族群的文化互鑒與融通：三星堆神秘的神樹紋飾，在周原遺址的青銅器上覓得蹤影；敦煌壁畫中飛天的曼妙體態，融入大唐仕女畫的豐韻之美。

秦嶺，正是通過制度之維、經濟之網、文化之魂的三重驅動，成為中華民族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偉大地理樞紐和歷史見證者。

▲秦嶺牛背梁國家森林公園。圖源：新華社

“一座大秦嶺，半部中華史。”秦嶺，以山為骨、以水為血、以文為魂，將自然根脈與文化精魂熔鑄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當太白山雪水匯入長江黃河，當古道駝鈴化為“一帶一路”列車轟鳴，這座“中華民族祖脈”的根魂之光，正照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守護秦嶺，既是留存綠水青山，更是賡續文明薪火——唯此，方不負“中央水塔”之澤被、“和合南北”之天德。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區域國別學院、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吳艷

制作 |劉藝璇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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