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去世，以見證抵抗遺忘

在北京深秋那抹斜照進書房的晨光里，泛黃信紙上歪斜卻用力的字跡，仿佛在默默訴說著一段段沉重而又充滿力量的故事。一封來自武漢的信，承載著韓籍 “慰安婦” 洪愛珍對童增深深的感恩，“童先生，您是我們的大恩人……” 2025 年 10 月 23 日，童增，這位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奠基者，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 69 歲，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卻如同一根深深釘進歷史的樁，難以磨滅。

1990 年，本在安穩生活中的童增，因一篇關于韓國 “慰安婦” 向日本索賠的報道，內心掀起了波瀾，從此踏上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他憑借對國際法文獻的鉆研，發表了《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首次系統區分 “戰爭賠償” 與 “民間賠償”，宛如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打破了長久以來的沉默，點燃了民間正義的呼聲。盡管起初投稿大多石沉大海，但《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摘發，讓他收到了如雪片般的信件，信中滿是受害者們被強征、奴役與傷害的悲慘往事，以及那句共同的追問：“我們還能討回公道嗎？” 童增沒有退縮，他將這些信件整理成《童增書簡》，為揭露日軍侵華暴行提供了第一手鐵證。

讓那些沉默半生的老人開口，是童增面臨的巨大挑戰。許多 “慰安婦” 受害者因傷痛太深，起初拒絕露面，甚至不敢提及往事。童增帶著志愿者一次次登門，用陪伴與傾聽給予她們溫暖與力量。就像那位浙江老人回憶的，在潮濕悶熱的梅雨時節，童增汗濕襯衫，靜靜聽完她那段不堪回首的囚禁經歷。他的堅持，不是為了煽動仇恨，而是讓歷史從檔案走向證言，從被遺忘的角落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之中。

然而，童增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有人質疑他 “激化中日矛盾”，還有學者認為民間索賠 “缺乏國際法支持”。1995 年后，日本法院受理的多起中國受害者訴訟，大多以 “個人無索賠權”“訴訟時效已過” 為由駁回，輿論也一度認為這場運動 “徒勞”。但童增堅信，輸贏并非唯一標準，重要的是讓世界聽到中國受害者的哭聲。他積極推動歷史取證與國際發聲，組織受害者赴日作證，聯絡日本律師團，每年致函日本首相要求就南京大屠殺正式謝罪，在民間積累起了不可磨滅的道德壓力。

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童增并不孤單。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繼承土屋公獻遺志，二十多年持續代理重慶、成都大轟炸受害者訴訟，盡管日本最高法院多次駁回賠償請求，仍堅持調查取證。中國學者劉世龍、金明等人在幕后整理大轟炸檔案，計劃在國內重啟訴訟。他們的行動，與童增的理念高度重合，都是在以不同方式用法律程序承載歷史正義，以跨國合作對抗國家沉默。

童增晚年身體漸衰，卻依舊堅持出席每一場受害者聚會。2024 年冬，北京下雪，他穿著舊棉襖，仔細翻看細菌戰遺屬的病歷與家書，即便有人勸他休息，他也只是擺擺手，說 “我還能動，就不能讓他們白來” 。直至離世前三天，他的工作室里還保留著未寄出的致日本首相的信稿。

童增離世的消息傳開后，那些曾被塵封的記憶再次被喚醒。在浙江麗水的一個小山村里，92歲的陳阿婆顫巍巍地從木箱底層取出一個布包，里面整整齊齊疊著二十多封泛黃的信件——每一封都是童增當年走訪后寄來的回信。"他總說'阿婆要好好活著，活著就是見證'"，老人渾濁的眼淚滴在信紙上暈開水痕，就像當年童增聽她講述被強征經歷時，落在記事本上的那滴汗。

東京地方法院門前，中國留學生自發舉著"歷史真相永不沉默"的標語。人群中有個穿黑色西裝的日本老人格外醒目，他是曾與童增并肩作戰三十年的律師佐藤昭治。"童先生教會我們，敗訴不等于失敗。"他指著法院臺階上一處凹陷，"2007年我們在這里宣讀南京大屠殺證詞時，有個右翼分子推倒擴音器砸出的痕跡還在。但你看——"他翻開公文包，里面是剛整理好的731部隊新證據，"我們還在繼續。"

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的玻璃展柜里，陳列著童增用了二十年的公文包。磨損的皮質表面還留著1998年赴日作證時的行李標簽，內袋插著半盒未用完的止疼藥。參觀人群中有個戴紅領巾的小學生突然舉手："老師，這個叔叔的包為什么比英雄紀念碑上的浮雕還舊？"講解員蹲下身輕聲回答："因為有些路要走很久很久，久到背包都磨破了，才能走到正義的那天。"

童增走了，但他的精神如同一盞明燈，照亮著后來者前行的道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致函日本政府要求就強征勞工問題正式謝罪，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后代籌備在國內提起新訴，日本律師團繼續收集證據準備新一輪國際呼吁。歷史不會因一人的離去而停步，卻因像童增這樣堅持的人而發生改變。

童增或許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但他無疑是一位不肯閉眼的見證者。他用一生見證了那段慘痛的歷史，以見證這種方式，抵抗著時間對真相的掩埋，對正義的消磨。他的故事，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他的精神，將激勵著更多人去追尋歷史的真相，捍衛正義的尊嚴。大家對童增的事跡有什么感觸呢？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想法，讓我們一起銘記這段歷史，傳承這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