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俄烏戰爭復盤：烏克蘭的“得”與“失”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

自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已經1340天。

這場原本被許多軍事專家預測為“閃電戰”的沖突，意外地演變成了一場持久消耗戰。

三年來，烏克蘭人民展現了驚人的堅韌與戰斗意志，其軍隊也由弱到強，在西方援助下逐漸穩住了陣腳。

但無須諱言，戰爭的進程也暴露出烏克蘭在國家安全體系建設中的諸多缺陷。

一，戰略誤判：戰略準備不足與威懾失效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及隨后爆發的頓巴斯沖突，并未使烏克蘭對俄羅斯保持足夠警惕。

烏克蘭未能展開全面備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仍抱有改善雙方關系的幻想。

2019年烏克蘭總統選舉中，相對更親俄的澤連斯基以微弱優勢戰勝時任總統波羅申科，正是這種社會情緒的體現。

澤連斯基選前由于其多年的俄羅斯頭號喜劇明星工作經歷和缺乏國際政治經驗，他更親俄。

他曾公開表示：“烏克蘭人民不能與俄羅斯人民作戰，因為我們同屬一體”，并強調“我們愛俄羅斯人民，希望我們都說俄語”。

他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領土爭端，修復烏俄關系，甚至提出“為了一塊土地犧牲如此多生命，并不值得”。

競選期間，一場關鍵的交鋒凸顯了澤連斯基的立場。

’他承諾將在頓巴斯問題上推動和平談判，使烏克蘭重回和平軌道。波羅申科則攻擊他缺乏政治經驗，是“受幕后勢力操控的木偶”，并諷刺他“恐怕只能向普京下跪來換取和平”。

面對這一尖銳指責，澤連斯基并未立即反駁，而是神情凝重，在全場注視中突然雙膝跪地。

這一舉動令現場瞬間寂靜。

他沉聲說道：“我不會向普京下跪，但我愿向每一個在沖突中失去親人的家庭下跪——向每一位再也等不到兒子歸來的母親，向每一個只能在夢中見到父親的孩子，向每一位獨守空房等待丈夫的妻子下跪。”

隨后，他轉向波羅申科發出邀請：“我請你一同向這些受戰爭傷害的民眾表達敬意與愧疚。”

波羅申科在短暫猶豫后單膝跪地，但他轉身面向支持者手中的烏克蘭國旗，背對人群。

后面的發生的事實證明，澤連斯基確實并未向普京下跪，但同時也反映出他及當時多數烏克蘭民眾對俄羅斯仍抱有幻想。

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對俄緩和期待，將澤連斯基推上總統之位。

事實上，直至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全面軍事行動前三日，烏克蘭政府仍在尋求通過談判避免戰爭。

澤連斯基當局最初極力避免與俄羅斯敵對，尤其不愿走向全面戰爭。

轉折點發生在“布查慘案”。

一直主張“只要避免戰爭皆可談判”的澤連斯基政府，此時清醒認識到：俄羅斯不僅缺乏信用，更完全無視國際規則。

由于戰略誤判，烏克蘭過度依賴外交威懾與模糊戰略，未能做好充分備戰，導致2022年2月戰爭全面爆發時措手不及，防線一度瀕臨崩潰。

這一教訓深刻警示我們：將國家安全寄托于他人的理性或擔保，是最大的戰略冒險。真正的安全，源于自身不可撼動的防御能力和清晰堅定的戰略意志。

二，防空體系薄弱與基礎設施脆弱

戰前烏克蘭的國防工業已經空心化，導致戰時彈藥嚴重短缺，裝備維護極度依賴境外。

其防空體系雖在西方支援下得到加強，但初期的薄弱導致能源、電網等關鍵基礎設施在打擊中損失慘重，極大削弱了國家戰爭支撐能力。

此外，后勤體系低效、兵員輪換困難等問題，都暴露出和平時期在國防工業、基礎設施韌性、全民動員體系上的投入不足。

戰爭打的不僅是前線，更是整個國家的工業、科技和社會組織能力。

三，后勤與兵員體系崩緊

三年來，烏克蘭后勤鏈條低效、裝備維修短缺、輪換困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前線。在長期消耗戰中，前線部隊疲憊、士氣消耗，均反映出國家動員體系的短板。

這些問題在2023年反攻未達預期后尤為明顯，顯示出烏克蘭在將初期全民抗戰熱情轉化為可持續作戰能力方面的不足。

四，情報局限：過度依賴美西方的情報系統。

盡管獲得了西方無與倫比的技術情報支持，烏克蘭在戰前與戰爭初期，仍對俄軍的主攻方向、作戰決心及兵力規模產生了明顯誤判。

究其根源，在于烏方缺乏獨立自主的情報體系，無法對西方所提供的信息進行有效驗證與甄別。

這一教訓警示我們：

即便最先進的外部情報，也無法取代本國基于地緣環境、文化特性和歷史脈絡所形成的獨立研判與早期預警能力。情報自主，是國家安全不可動搖的“第一道生命線”。

五，過度依賴外援的戰略風險

烏克蘭的戰力、財政、物資高度依賴西方援助，而援助的政治不確定性，使其戰略主動權受制于外部議程。

美國援烏資金的一波三折、歐洲各國在援助問題上的分歧，都直接影響著烏軍的作戰計劃。

這種“生存依附”是任何尋求自主的國家必須避免的安全陷阱。

六，國防工業與科技自主薄弱

烏克蘭戰前的軍工體系已呈現顯著空心化，關鍵技術及產能高度依賴外部協作。

一旦外部支援延遲，其作戰能力便出現劇烈起伏。

從“標槍”反坦克導彈到“海馬斯”火箭炮，從財政輸血到能源補給，西方援助構成了烏克蘭維持戰事至今的關鍵生命線。

然而，這條生命線也在無形中束縛了烏克蘭的戰略自主。

援助的節奏、武器類型——例如遠程導彈始終被審慎管控——均受制于援助國的內部政治議程，使烏方難以完全依據自身戰略規劃行動。

這種“生存依附”狀態，不僅削弱了烏克蘭的戰略主導權，也為所有追求獨立自主的國家敲響警鐘：過度依賴外援，本身就是一種安全陷阱。

事實再次印證——

唯有建立自主可控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才能筑牢國家安全的根基。

值得關注的是，烏克蘭在無人機等不對稱作戰領域的自主創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在傳統軍工領域的弱勢，也為其他中小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

七，以烏為鏡，構筑綜合安全體系

通過俄烏戰爭的經驗，可以總結出若干對未來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略啟示：

安全的本質是平衡，而非絕對。

在地緣競爭不斷加劇的時代，國家安全既需防務威懾，也需外交緩沖。盲目擴張安全邊界，最終會陷入“安全悖論”。

科技創新是軍事戰略的核心變量。

無人化、網絡化、人工智能化力量正在重塑戰場規則。未來的安全競爭，將更多體現在科技掌控力與體系融合力上。

動員體系與社會韌性是長期競爭的關鍵。

現代戰爭不再只是軍隊的戰爭，而是國家系統的博弈。危機中的社會組織能力、后勤保障與產業持續性決定國家命運。

多極化與區域合作是和平的現實路徑。

全球范圍內的安全合作不可能再以單一陣營為中心，各國唯有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分歧中追求穩定，才能避免陷入全面對抗。

結論：以史為鑒，以勢為導

俄烏戰爭告訴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科技演進的浪潮與政治信念的碰撞，正在重新定義戰爭與和平。烏克蘭的悲劇提醒我們——國家安全體系的脆弱往往不是在戰火中顯現，而是在和平中的懈怠里形成。

“以烏為鏡”，是一次冷靜的自我省察：要看到戰爭的殘酷，也要看到和平的代價；要理解威懾與防御的必要，也要洞察戰略獨立的價值。

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唯有以系統思維構建國家安全，以科技與實力鑄就威懾之盾，以理性與溝通拓展外交之橋，方能在動蕩的世界波濤中穩舵前行。

烏克蘭的得，在于它證明了小國也能通過堅韌與智慧抵御強權；烏克蘭的失，則警示我們國家安全不能寄托于他國的善意或保證。

這些啟示，值得每一個國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