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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全美各地從“紅州”到“藍州”,約有 500 萬至 700 萬人走上街頭、人行道與城鎮廣場,抗議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這可能是美國歷史上單日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就在此前的 6 月,也發生了類似的示威,盡管規模較小(約 200 萬至 500 萬參與者),卻仍是美國史上單日規模最大的抗議之一。
身為代表全體美國人民的總統,特朗普對這一天的評價如下。
他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說:“這是一場笑話。我看過那些人了,他們并不代表這個國家。而且我還看到一堆全新的標語牌,我猜是索羅斯和其他激進左翼的瘋子出錢做的。我們正在核查。示威活動規模非常小,那些人都精神不正常。”
同一天,總統在其“真實社交”(Truth Social)賬號上發布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視頻:畫面中,他頭戴王冠,駕駛一架戰斗機,向抗議者傾瀉大量疑似糞污。”
不,我不是在編造。這是真的。
然而不真實的是總統對抗議的描述。各方報道一致指出,抗議者群體相當廣泛,代表著更大公眾的一個橫截面。他們本人表現得和平、冷靜、有紀律。
撇開特朗普的誹謗不談,將他此刻的反應與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在第一任期早期面對規模更小的“茶黨”(Tea Party)抗議時的一次反應作比較,頗有啟發。
2010 年,在中期選舉前幾周的一場記者會上,奧巴馬說:“我認為,美國有一種高尚的傳統,那就是對政府保持有益的懷疑精神。
“我認為這很好。我也覺得,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部同樣有一種可貴的傳統:主張政府應當自己承擔開支、量入為出,不要膨脹到讓我們把債務留給下一代。在我看來,這些觀念都是健康的。”
隨后,奧巴馬還呼吁“茶黨”運動提出明確訴求,讓他們說出希望他做什么,從而能夠建設性地尋找共同點。
當然,你可以把兩人之間巨大的差異歸因于各自的性情,這一點我們無需再贅述。可就算撇開性格因素,特朗普仍顯得與眾不同。別忘了,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即便以對政治對手的無盡怨恨與刻薄輕蔑而聞名,也曾在林肯紀念堂與反越戰的學生示威者會面,試圖理解他們的觀點。那不是把他們當作敵人,而是當作同為美國人的對話。
我們在特朗普身上看到的,已不僅是性格上的不同,更是他對政治意義的理解方式的不同。特朗普并不認為自己是在領導全體美國人民,而是在領導“自己的人”——那些屬于“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的擁護者,一個由 2024 年總統選舉地圖上顏色所劃定的陣營。
如果這僅僅是對支持者利益的關注,倒也罷了。但特朗普將派系化的黨爭與對政治對立面美國民眾真正的仇恨結合在一起。正如他上個月在一場官方批準的紀念查理·柯克的活動上對聽眾所說:“我憎恨我的對手,我不希望他們有好結果。”
他真正想要的,是支配他們,讓他們屈從于他的意志。為此,他把聯邦政府中最具強制力的部分重新塑造成工具,意在迫使他的反對者——在他眼里即“敵人”——俯首稱臣。也正是這一點,與其他因素一道,促使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用王權與王室特權的語言來界定他們對特朗普的反對。
回到周六的抗議,換個表述,美國大約每 50 人中就有 1 人在同一口號下集結——“不要君王”(“No Kings!”),抗議總統的威權手段與君主式志向。至于特朗普的盟友,他們也許會裝作聽不懂他追求專斷且不可問責權力的指控,躲在所謂“特朗普妄念綜合征”的指責后面。可要寫出一串威脅美國民主共和根基的罪狀,幾乎不用花多少時間。
借用美國建國文獻中的措辭,特朗普"設立了大量新的機構,并派遣成群的官員前來騷擾我們的人民,耗盡他們的財力";他"在和平時期,未經我們立法機構同意,就在我們中間保持駐扎軍隊";他"企圖使軍事力量獨立于平民權力之上并凌駕其上";他"切斷了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貿易往來"并"在未經我們同意的情況下向我們征稅"。他將我們"押送到海外接受莫須有的罪名審判",而且在政府停擺期間,未經國會授權就動用稅收資金支付軍人薪酬,這種做法讓人想起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作風,他實際上賦予了自己"在一切事務上為我們立法的權力"。
這一切,都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政體之形式”,把合眾國改造成以他個人為中心的獨裁政體。
總統的反對者看得很清楚,特朗普想要的是能夠粉碎他們異議的威權權力。對于把聯邦國家機器轉而針對“藍色美國”的愿望,懲罰民主黨人與民主黨選民僅僅因為他們反對他,特朗普從不遮掩。上月他在對軍方高層的講話中說:“我們正遭到來自內部的入侵,與外敵并無不同。這是一場來自內部的戰爭。”
于是,總統動用國民警衛隊占領美國城市,并盡可能以軍事秩序替代民事法治。于是,他利用聯邦執法機關騷擾與恫嚇政治對手,以及被視為自由派的大學與民間社會組織。于是,他扣押原本撥給民主黨主導州份的資金,威脅要切斷像紐約這樣的民主黨主導城市的經費。于是,他揚言把政府關門當作工具,以削減民主黨所偏好的項目。
在僵持初期的一次內閣會議上,特朗普說:“我們只削減民主黨的項目,很遺憾地告訴你們,我們就是在削減民主黨的項目。我們會削減一些很受歡迎、但共和黨人并不喜歡的民主黨項目,說實話。”
這里的一個諷刺是,特朗普急于懲罰民主黨以報復他們對其政府的反對,卻也在傷害數以百萬計生活在紐約州、伊利諾伊州與加利福尼亞州等地的自己的選民。他似乎沒有意識到,比如說,在洛杉磯縣給他投票的人數,比整個俄克拉荷馬州的還多。
而這正說明了只替“自己的人”治理并強迫其余公眾屈從的根本愚蠢。盡管我們用來呈現選舉結果的地圖似乎講述了另一種故事,但美國并不能被劃分成涇渭分明的“紅隊”和“藍隊”。盡管美國人的黨派極化嚴重,他們其實并不生活在相互分隔的社會或文明中。無論我們多么想象相反的情景,最終都是同升共跌。
在這種情形下,總統那種支配與懲罰政敵的努力,對全體美國人的主要效果就是造成傷害。有人也許會用一種心理上的“支配紅利”來撫慰自己的物質痛苦,覺得無論如何,總算“把自由派氣到了”。可大多數人只會承受痛楚。
“不要國王”抗議的直接目標,是向公眾以及政界、商界與其他社會要員展示一點。所謂 2024 年選舉引發的“氛圍轉向”不過是海市蜃樓。特朗普絕非某種想象中的“真正美國”的化身,他也不過是一個政治人物,而且并不受歡迎。可群眾抗議的力量在于,即便井然有序,也充滿不可預期。沒人真正知道誰在觀看、誰被改變、誰被激勵。
當周六的抗議者扛起這個國家的反王權傳統之旗,也就是說,當他們援用美國革命的修辭與意象,并把“茶會”(tea party)的象征從“茶黨人”(Tea Partyers)手中奪回時,這場抗議可能提醒的人遠不止那些舉牌者本身:它提醒我們,作為美國人,我們有幸共同參與一項自我治理的事業,而且沒有任何一場選舉能夠賦予任何總統剝奪我們自我治理權利的權力。
“茶會”(tea party)最初是指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它在美國政治記憶里象征兩件事:一是反對未經代議同意的課稅,二是反對遙遠王權對殖民地的專斷。換句話說,它是“反君權、要自我治理”的歷史符號。
兩百多年后,“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在2009年前后興起,把“茶會”的意象借來,主張“小政府、低稅負、反對華府擴權”。從那時起,“Tea Party”在當代政治語境里成了一塊帶有明確右派政策訴求的品牌化標識。
特朗普需要分裂來為其專制圖謀加油,把他的王者之夢變為現實。正因如此,他正竭盡所能把這個國家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半。可如果我們能從公眾對這場瘋狂日益升級的回應中讀出任何征兆,那就是最終,特朗普也許會反而提醒美國人,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力量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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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此前曾任《Slate》雜志首席政治記者。他現居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及華盛頓特區。
作者專注于從美國政治史視角探討政治與法律問題,認為歷史有助于對當前處境提出有益的問題。其研究重點為美國歷史上結構性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從建國、重建時期到新政時期。作者深入研讀美國政治理論,寫作融匯眾多思想家、觀察者和實踐者的觀點,旨在為讀者提供關于美國歷史的新穎且實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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