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人出身能做到什么官？正常情況，在京不過侍郎在外不過知府

考中舉人就等于拿到了做官的資格證，這句話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誤會，其實從清代的情況來看，舉人做官還是有一定難度的。而且即便是做了官，在很多方面也會受到限制，仕途的上限普遍不高。

舉人入仕的概率不到五分之一

清初時期，隨著國家不斷統(tǒng)一，各省先后納入版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原先前明的很多官員或抵抗清廷，或拒絕入仕選擇隱退。這樣就出現(xiàn)了很多官缺，上至道府下至州縣，一下子急需補充。

順治初年，別說是舉人，有些偏遠省份就是秀才也能混上個一官半職。如果是舉人出身，大概率會放個知州、知縣一類的正印官。比如康熙朝著名的廉吏于成龍，他不過是個副榜貢生，地位還不如舉人，在吏部掣簽的時候，選為羅城知縣，可以說起點已經(jīng)很高了。

當時，舉人不分應屆和歷屆，只要有心做官，就可以到吏部注冊，然后等待銓選，因人才及急缺，銓選的時間也不會太長，甚至有時候報了名馬上就可以實授。

進入康熙朝，尤其是三藩之亂后，國家進入了和平穩(wěn)定時期，官吏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京師乃至各省的官缺數(shù)量就很少了。這一時期，舉人入仕就增加了一些條件限制。

首先是要數(shù)科落榜之后才能到吏部注冊，新科舉人則無法參加吏部的銓選；其次是經(jīng)過當朝大員或是地方督撫的保舉，個人必須具備較高的才能；三是年齡控制得較嚴，年輕力壯的更容易獲得入仕的機會。

康熙朝新科進士入仕尚且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候補期，但進士的入仕率是能夠保證的，可以百分之百做官。而舉人則不同，朝廷只能篩選少數(shù)舉人，授予知縣、教職等官。而且這也是為了照顧落榜舉人，否則連這點基本的政治權(quán)利也無法享受。

乾隆時期，舉人入仕更難，渠道更為狹窄。僅有“大挑”一途。大挑也不是所有舉人都能參加的，必須是三科落榜之后才能報名。況且，大挑六年舉行一次，參選的舉人一般都在二三百或三四百人之間，他們按照成績分為三等，一等、二等以知縣用，三等以教職用。

大挑也非全部舉人都能入選，有一定的淘汰率，考核位列三等以外的，不予授職，哪里來的回哪里去。清末有人對舉人的數(shù)量做過一個大致的估算，從順治二年開科至科舉廢除，一共錄取了18萬人左右，是進士的六倍多，而能入仕的舉人不超過3.5萬人，占比不到五分之一。

舉人入仕很難做到高官

除了少數(shù)幸運的舉人，能做到尚書、侍郎、總督、巡撫一類的高官，絕大多數(shù)舉人的品級都不會很高，京官不過侍郎，地方官不過知府，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潛規(guī)則。

以地方官為例，知州、知縣一類的正印官相對要求不高，銓選辦法或部選，或督撫舉薦，皇帝不會對低等級的官員任免加以干預。

而到了知府級別，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按照清代的官制，全國的知府缺中有一部分屬于“請旨缺”，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簡缺任免權(quán)在吏部和督撫手中。

一旦到進入皇帝視野，那么官員的出身就顯得尤其重要，在進士數(shù)量多、選官難度大的情況下，舉人就更是等而下之了。知府出缺，通常都是從地方上揀選出身高、能力強的官員補授，或者是皇帝親自從京師的司官或翰林官中挑選適當人選空降。

事實上，舉人出身能混上個知州、知縣已經(jīng)十分不易，在學歷歧視嚴重的清代官場，舉人始終處在不上不下的尷尬地位，在仕途前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舉人在京師為官，正常都是一些筆帖式、中書一類的小京官，他們在日后的仕途中晉升的空間十分有限。因為京師競爭更加激烈，有一多半的官缺是留給滿洲、蒙古、漢軍旗人的，漢人的官缺原本就不多。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以翰林、進士優(yōu)先，一旦有缺空出，舉人也少有機會。所以很多舉人出身，且已經(jīng)在京師擔任小京官的官員，他們往往選擇繼續(xù)參加會試，非要把進士頭銜拿到手，只有這樣才能在仕途上獲得突破。

有些崗位明確說明非進士出身不授

明清時期，六部中的禮部、吏部任職資格最高，規(guī)定禮部尚書、侍郎，以及吏部左侍郎需世進士出身。而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禮部和吏部的很多司官，其實也不選舉人，這也是為了確保朝廷的臉面。比如吏部的文選司郎中屬于“天字第一號司官”，負責文職官員的銓選，如此重要的崗位一旦授予舉人出身者，那是怎么都說不過去的。

此外，各道監(jiān)察御史以及六科給事中，即所謂的“科道官”也都是清一色的進士出身。相比較于六部的司官，科道官任職資格更高，需要參加“考選”，多從現(xiàn)任的主事、郎中、員外郎中從優(yōu)揀選，別說是舉人，就是新科進士也不能直接授予科道官。

到了尚書、侍郎級別以后，舉人出身的就很少了（所有舉例都限于漢人），而要是大學士則明確規(guī)定“非翰林不入內(nèi)閣”，其實從清代的情況來看，還是有不少非翰林出身的進士入閣的，而以舉人大拜的僅有左宗棠一人，時人稱其為異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