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封面文章丨今夜我們都是阿根廷人

Leaders | Everyone is Argentina

The rich world faces a painful bout of inflation Governments are living far beyond their means. Sadly, inflation is the most likely escape

富裕國家正面臨一輪痛苦的通脹

各國政府的支出遠超其財力。遺憾的是，通脹很可能成為其擺脫困境的手段。

插圖：《經濟學人》/里卡多·雷伊/蓋蒂圖片社

2025年10月16日

在富裕國家，無論你看向何處，政府財政都處于崩潰邊緣。法國的債務不斷攀升，其總理更換速度比凡爾賽宮更換假發還要快；10月14日，新任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提議推遲提高退休年齡——原本這一舉措是為了讓預算恢復正常。在日本，盡管國家負債累累，但兩位首相候選人都希望增加支出。英國在福利改革基本被擱置后，面臨著大幅增稅以填補預算缺口的局面，即便去年該國已實施過一次所謂“一勞永逸”的增稅。而最關鍵的是，美國6%的GDP赤字已難以為繼，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卻還在考慮通過進一步減稅來擴大這一赤字。

各國政府這種“入不敷出”的狀態還能持續多久？富裕國家的公共債務已達到GDP的110%；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前，只有拿破侖戰爭后才出現過如此高的債務水平。當時，英國通過近一個世紀的緊縮預算才償還了債權人的債務。然而，正如我們的特別報道所指出的，如今的政客們連實現預算平衡都步履維艱。

他們無法回避不斷攀升的利息支出和日益增加的國防開支；人口老齡化也帶來了不可抗拒的選舉壓力，迫使政府增加相關投入。增稅同樣困難重重。在歐洲，政府收入已處于較高水平；而在美國，增稅等同于選舉失利的“門票”。在普選時代，七國集團（G7）經濟體中，只有加拿大在20世紀90年代技術官僚時代鼎盛時期，通過緊縮政策實現了債務的大幅下降。如今，別指望有任何國家能復制這一做法。

你或許會希望，在人工智能（AI）推動下的生產率增長，能讓政府不必再面臨艱難的預算抉擇。但這不過是一廂情愿。各國之所以能通過經濟增長擺脫債務，通常是因為勞動力人口增加，或是國家規模較小、正處于追趕其他經濟體的階段。而像人工智能這樣的突破性技術則不同。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往往會隨著收入增長而增加：在大型福利國家，這些支出會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而激增。標準經濟模型顯示，利率也會隨之上升。如果人工智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神奇效果，如今在數據中心和芯片上的巨額支出還會進一步增加。這將推高利率，使得原有債務的償還成本更高，進而抵消經濟增長提速帶來的財政紅利。

因此，各國政府越來越有可能像二戰后的幾十年那樣，借助通脹和金融抑制來降低高債務的實際價值。央行已具備實施這一策略的機制，它們在債券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如今，特朗普以及英國的奈杰爾·法拉奇等民粹主義者已開始攻擊本國央行，并提出可能削弱抗通脹能力的提案。

物價上漲并不受歡迎——問問倒霉的喬·拜登就知道了——但它的發生無需政治支持。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還是2022年，都沒有人投票支持通脹。當政府無法采取有效行動、推行不可持續的經濟政策時，通脹浪潮就會不期而至。等到市場意識到問題時，一切都已太晚。

正因如此，我們更有理由提前思考，并反思通脹對經濟和社會的危害。它會造成不公平的財富再分配：從債權人轉移到債務人；從持有現金和債券的人轉移到擁有房產等實物資產的人；從簽訂固定現金合同、領取固定現金工資的人轉移到那些足以預見物價上漲并采取應對措施的精明者手中。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言，它會導致“財富的任意重組”。而這種情況可能恰好發生在社會正艱難應對其他財富轉移之際——這些轉移的受損方同樣會認為其不公平：在勞動力市場，人工智能接手了常規的辦公室工作；在遺產繼承方面，嬰兒潮一代將巨額房產財富留給了那些足夠幸運、擁有“正確父母”的人。

這種多方面的財富動蕩可能會摧毀作為民主社會黏合劑的中產階級，并打亂社會契約。20世紀的阿根廷深受通脹困擾，從世界上最富裕的新興國家之一淪為一個深陷危機循環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激烈的競爭不在于誰能創新或誰生產率最高，而在于誰能掌控國家、利用國家權力幫助自己規避通脹的“掠奪性影響”。對于那些領導人在追求財富再分配時否認或回避預算約束的國家來說，這就是它們的未來。十年前，本刊曾敦促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吸取阿根廷的教訓。如今，我們的警告對象變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

但這種下行螺旋并非不可避免。20世紀70年代的持續物價上漲，最終促使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領導人——他們認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國家與公民之間契約的核心。他們確立了一套正統理念：若要兌現公共債務，這些債務就必須合理且可持續。美聯儲發起了一場抗通脹戰爭，為整整一代人確立了獨立央行的可信度。這種技術官僚模式隨后得到推廣。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多數新興市場的通脹率大幅下降，這堪稱奇跡。即便如今處境艱難的哈維爾·米萊，也仍有可能讓阿根廷實現繁榮。

十字路口

富裕國家將選擇哪條道路——是走向毀滅，還是秉持審慎？在許多國家，當預算危機來襲時，民粹主義者可能正執掌政權。或許他們會因混亂局面受到指責，從而為恢復穩健預算創造可能。無論在哪個國家，儲蓄者和債券持有者聯盟都會反對通脹。他們的聲音能否被聽到，很可能取決于債券市場與政客之間的一系列交鋒——其中一些交鋒可能會變得十分激烈。

如果世界能在債務降低后意識到過度借貸的危險，某種形式的復蘇就有可能實現。反之，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經濟體將陷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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