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抓獲四名恐襲嫌疑人，孫玉良：挫敗重大恐襲檢視俄防恐能力

文｜孫玉良

莫斯科街頭的夜色里，本該是路燈和平常人的腳步聲。俄聯邦安全局10月13日的一則通報，把這份平靜撕開一個口子：他們挫敗了一起針對國防部高級官員的恐襲圖謀，抓獲三名俄公民和一名中亞籍嫌疑人。通報里有幾個刺耳的細節——嫌犯被指通過國外即時通訊工具遠程指揮攻擊，預制簡易爆炸裝置的威力被專家估算足以在半徑70米內形成“完全殺傷區”，襲擊地點原計劃落在莫斯科人口稠密地帶。這樣的描繪，足以把一座城市的安全感撕成碎片。

把通報里的指控一條條念出來，公眾會聽到更復雜的回聲。被捕的中亞籍嫌疑人名為賽義德巴爾·古洛莫夫，1979年生，俄方稱其為“伊斯蘭國”成員，并且被列入俄、烏、烏茲別克斯坦的通緝名單中。通報還提出一個更敏感的指認：古洛莫夫曾被烏克蘭情報部門招募，參與策劃針對俄方高層的暗殺活動，甚至與去年12月17日莫斯科居民樓爆炸中喪生的三防部隊司令基里洛夫有關聯。這里面有很多字句需要反復回放：身份、有組織犯罪網絡、跨國招募、遠程指揮，以及曾經成功的暗殺行動。每一項都為這起被挫敗的案子披上不同的政治和安全外衣。

從技術層面看，遠程指揮與使用簡易爆炸裝置的組合并不陌生，但將其放到人口密集的首都核心區域，就變成一種針對公眾的恐怖威脅。專家在通報中給出的致命半徑數字，并非隨意渲染，它告訴人們可能的傷亡規模與社會恐慌程度。任何一枚被安放在市區的強力裝置，都承載著制造恐怖的效率：傷亡人數、交通癱瘓、經濟連鎖反應以及政治壓力。防范這類威脅，既需要情報偵查的及時性，也考驗城市在公共空間的韌性與快速處置能力。

把目光拉回到通報涉及的“招募”與“委托”這兩個詞上，便會觸及更復雜的國與國之間的攻防邏輯。俄方指稱古洛莫夫受烏方招募，這一說法帶有重大政治意涵。政治意涵之外，軍事與情報戰場上的“代理人戰術”也并不新鮮：利用第三方或極端組織成員實施目標性攻擊，既能擴大攻擊面，也能在事后制造指責的混淆。對外指控在國際輿論中的傳播效果，往往和事實本身一樣具有操作價值——它能塑造敘事、影響對手的行動自由，以及為國內安全措施爭取合法性。通報所傳達的，不單是一個被挫敗的陰謀，還是一種國家安全話語的演練。

回望基里洛夫案，通報把去年的爆炸和此次被捕者串在一起。這類串聯對公眾來說既能提供線索，也容易形成先入為主的因果鏈。司法程序與獨立調查在事實確立上至關重要，但在緊張的地緣政治語境中，信息的快速傳播與情緒的發酵往往先于證據的公開。對于普通讀者與城市居民而言，需要關切的是事實經過與公共安全保障，而非被政治話語裹挾的恐懼。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維度，是“技術如何改變恐襲方式”。古洛莫夫據稱利用國外即時通訊工具遠程指揮，這提示出一個趨勢：通訊技術與加密渠道讓遠距離操控變得低成本且高隱蔽。無人現場的指令來源，使得傳統以“現場偵防”為主的安保模式面臨挑戰。情報機關不僅要阻斷物理制導線索，也必須攻克數字線索的匿名化、跨境轉移與加密傳輸帶來的壁壘。城市的安全防線，從路燈、攝像頭、警力派出所，正漸漸延伸到數據和通信的流動之中。

通報還給出一個細微但關鍵的點：被捕嫌疑人中有外籍成員，這意味著跨國犯罪與恐怖主義網絡仍具有滲透性。國際合作在此處顯得不可或缺。引渡、情報共享、金融追蹤，這些都是打擊此類威脅的必由之路。若要讓城市安全回歸“可預見”，就要把司法與國際協作做成不間斷的常態化操作，而非偶發的新聞事件后的應急動員。

新聞稿里有些說法難免帶有宣示性質：把一次抓捕塑造成“挫敗重大恐襲”，對內是安撫、對外是警告。在信息戰與心理戰都成為常態的今天，這類通報既是一種事實披露，也是一場政治表演。公眾需要讀懂通報的事實層與話語層，既關注可驗證的證據，也保持對未經審判指控的審慎。公眾情緒在此種事件中脆弱，媒體與官方的敘述責任更重。

莫斯科在被挫敗的陰謀面前，必須做兩件事：一是把有罪者通過法治程序繩之以法，二是向社會展示城市在面對此類新型威脅時的韌性與透明度。任何一次成功的防范，都應轉化為完善預警、加強社區韌性與國際協作的契機。對普通市民而言，安全感不會立刻回來，但當偵查與司法按法律軌道推進，城市的夜色才能慢慢不再被這類通報撕裂。

最后，這是一個提醒：在新的戰爭形態里，暴力和政治互為工具，信息和事實并非總是一致。面對通報里的每一句話，既要聽見恐怖的張力，也要尋求理性的核驗。城市可以被威脅，也能夠被修復；恐怖的陰影可以被挫敗，但重建信任的工作，需要時間與證據共同奏出節拍。莫斯科的這次逮捕，既是一個短暫的安全斷點，也是檢視現代防恐能力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