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特朗普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打擊行動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ssault on Higher Education

保守派如何學會不再擔憂并欣然擁抱聯邦權力。

本文即將刊登于2025 年 10 月 20 日《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Degrees of Hostility.”作者：艾瑪·格林是《紐約客》的一名特約撰稿人，負責報道教育和學術問題。

特朗普已凍結數億美元流向大學的聯邦資金。圖片：Adam Maida

人們很容易忘記，2021年1月對華盛頓的保守派而言是多么黯淡。唐納德·特朗普在大選中失利，1月6日的國會山騷亂被視為一場無可挽回的丑聞。疫情肆虐，美國仍未從喬治·弗洛伊德抗議事件的沖擊中恢復。“共和黨人被趕出了這座城市，”一位特朗普政府官員告訴我，“我當時想，我要去得克薩斯州，在那里，就算我身上帶著顯眼的‘特朗普支持者’標簽，或許還能找到一份工作。感覺這座城市，還有聯邦政府——都完了。”

那些留在華盛頓的人躲進智庫，準備在反對黨的位置上度過漫長的“寒冬”。一些人堅信，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錯失了良機。政府當初招聘進展緩慢，許多工作人員并不熟悉官僚斗爭的復雜細節。當特朗普的支持者們計劃重掌權力時，他們開始潛心研究。吉姆·布魯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擔任教育部助理部長，他回憶說，當時接到了數十個咨詢“協商制定規則”這類晦澀流程的電話。“我們都意識到，理解這些事情確實大有裨益，”布魯表示。

在此期間，共和黨人還目睹了美國文化的劇烈轉變。企業和大學承諾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少數族裔，擴大其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機構的規模。賓夕法尼亞大學游泳運動員莉婭·托馬斯成為首位贏得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第一級別女子全國冠軍的跨性別運動員。10月7日的以色列遇襲事件引發了全美范圍內的校園抗議活動。保守派對喬·拜登的高等教育議程尤為憤怒。拜登政府官員試圖利用《英雄法案》（9·11事件后通過的一項法律，允許政府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免除學生貸款要求）取消數十億美元的學生債務，而此時早已過了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教育部高級顧問鮑勃·艾特爾協助動員律師，最終在法庭上對債務減免舉措提出質疑并勝訴。拜登政府還推動各大學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體育賽事，這一提議雖陷入停滯，但共和黨人認為這是聯邦政府權力的明顯越界。艾特爾表示，拜登執政的這些年讓他覺得，兩黨對現實的理解存在“巨大且幾乎無法彌合的分歧”。

在所有這些動蕩中，存在一個共同主題：大學校園成了主戰場。長期以來，保守派一直將大學視為激進分子的聚集地。2021年，J·D·萬斯發表題為《大學是敵人》的演講時，其實是在呼應理查德·尼克松的觀點。如今發生變化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實力可以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薄弱。兩黨都對其飆升的成本、沉重的債務以及無法帶來就業的學位提出了譴責。文化戰爭讓共和黨人在政治上獲得了正當理由，他們的目標不僅是高等教育中的進步主義傾向，還包括該領域的基本架構。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普雷斯頓·庫珀表示，這是“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機會，能夠推動實施真正的保守派改革”。

在華盛頓的密室里，一套行動策略逐漸成型，其核心基于兩個認知。首先，幾乎所有大學都依賴聯邦資金。這其中包括學生資助和科研資金——近年來，在一些頂尖院校，聯邦資金占其收入的比例已達到四分之一甚至更高。即便是擁有全美最大捐贈基金的哈佛大學，也無法承受脫離政府支持的后果，2024年政府為其提供的科研資金近7億美元。其次，一些保守派認為，科研資金幾乎可以被立即凍結或取消，這讓未來的政府擁有了向大學施壓的強大工具。

當特朗普重返白宮時，這套針對高等教育的行動策略已準備就緒。負責協調該策略的是梅·梅爾曼，當時她是特朗普最親密的顧問之一斯蒂芬·米勒的政策副手。梅爾曼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律師，此前曾領導獨立女性法律中心，在法庭上主張，認同自己為跨性別的生理男性運動員損害了對女性運動員的法律保護。（“梅·梅爾曼就是我的泰勒·斯威夫特，”曾與托馬斯同場競技、后來成為知名活動家的游泳運動員萊利·蓋恩斯今年2月在X平臺上寫道。）梅爾曼告訴我，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批評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第一，許多這類院校資金雄厚，不應再獲得源源不斷的公共資助。“我們的國家債務已超過36萬億美元，而美國納稅人卻要向那些擁有巨額捐贈基金的精英大學支付數十億美元，”她說。第二，大學未能履行其基本使命。在她看來，這些大學沒有培養出能“推動國家邁向新一代輝煌”的公民，反而造就了“背負債務、專業無用、憎恨國家且熱衷于參與騷亂的學生”。第三，校園文化中所謂的“覺醒”元素——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跨性別運動員問題、未受約束的反猶主義——違反了聯邦法律。

在過去9個月里，特朗普政府對高等教育發動了一場高效且持續不斷的打擊。全美范圍內的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項目已被拆解。哥倫比亞大學將支付超過2億美元，以了結有關其存在反猶主義行為及違反反歧視法的指控。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規定，“出生時被認定為男性的運動員不得參加女子隊伍賽事”。特朗普政府官員將這場行動描述為關乎生存的斗爭。前國內政策委員會工作人員馬克斯·伊登曾撰寫一份簡報，闡述如何“摧毀哥倫比亞大學”，他還在Substack平臺上發表文章，將特朗普第二屆政府比作阿金庫爾戰役——在那場戰役中，人數處于劣勢的英軍擊敗了法軍。政府還承諾將徹底廢除教育部——這是保守派活動家長期以來的目標，他們認為教育事務應歸地方管理。“他們無法通過立法廢除這個部門，”拜登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長詹姆斯·克瓦爾告訴我，“所以他們就用破壞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十年前，高等教育對共和黨人來說“就像一場客場比賽”，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里克·赫斯表示。如今情況已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對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采取的激進行動，在2017年是根本無法想象的，”前教育部官員艾特爾告訴我。隨著特朗普對高等教育的打擊不斷展開，保守派已學會不再擔憂，轉而欣然擁抱聯邦權力。“長期以來，保守派總是這樣想：‘我們滿懷希望就能實現目標，’”梅爾曼說，“‘我們會寫幾篇評論文章，對人友善一些。’”她說這種做法已經失敗了。特朗普政府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你不再覺得自己是一群失敗者，”梅爾曼告訴我，“你在決策桌上有了一席之地。”

教育部大樓的丑陋風格極具華盛頓特色——它像一個混凝土鞋盒，讓人聯想到的更多是官僚機構的繁雜工作，而非政府的宏偉愿景。大樓正前方矗立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紀念碑，其中包括一幅描繪諾曼底懸崖的金屬掛毯，艾森豪威爾正是在那里指揮了諾曼底登陸行動。1952年，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時，二戰的記憶和冷戰的壓力影響著政治的方方面面，教育領域也不例外。他大力支持《國防教育法》，向大學投入大量聯邦資金，以推動武器裝備和航天技術的發展。艾森豪威爾的投入是在一段悠久歷史基礎上進行的：19世紀，美國政府創辦了眾多贈地學院，這些學院后來成為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的支柱。當時，聯邦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存在一種契約：納稅人資助科研和學生補助，作為回報，大學需取得科學突破，并培養能夠保衛國家的公民。

這份契約曾廣受認可。保守派雖對意識形態問題頗有微詞——20世紀50年代，公共知識分子小威廉·F·巴克利抨擊耶魯大學奉行教條式的世俗主義；80年代，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譴責相對主義——但共識依然存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美國高等教育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曾擔任喬治·W·布什政府教育部長的瑪格麗特·斯佩林斯告訴我，“世界各地的人都來這里求學，它是美國經濟的重要推動力，學者和學術界人士廣受尊重。”共和黨改革者在這一共識框架內開展工作：斯佩林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推動提高高等教育的可負擔性和問責制，要求大學提供有關學生畢業成果、就業情況等方面更詳細的數據，但“大學界的反應是‘絕對不行——把錢給我們，別管我們’”，斯佩林斯回憶道。“這讓我不禁思考，如果當時我們能更好地了解情況、及時敲響警鐘，是否就能避免如今這種懷疑情緒的出現。”

大約在這個時期，一位名叫喬納森·皮德盧茲尼的政治學家開啟了他的學術生涯。他告訴我，大學是“年輕人獲得能力去過美好生活的地方——在這里他們學會思考、寫作，學會欣賞美”。這些學校理應推動經濟發展、加強國防，并充當“我們文明遺產的寶庫”。他說，所有這一切都“因高等教育被‘覺醒’思潮掌控而陷入危險”。

今年1月，皮德盧茲尼加入教育部，擔任負責戰略與執行的副幕僚長。他此前任職于保守派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在那里他聲稱，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助長了反猶主義和“跨性別意識形態”的傳播。在他的文章中，他敦促被指控縱容反猶主義的大學做出讓步，包括對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部門以及據稱宣揚“反以色列偏見”的學術項目進行審計。他還呼吁政府吊銷涉嫌支持哈馬斯的學生簽證，并懲罰未披露大額外國捐贈的大學——這種行為違反了聯邦法律，且可能使學校受到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主張中的大部分已成為政策。“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皮德盧茲尼說，“是因為眼睜睜看著對我們生活方式至關重要的東西在逐漸消失。”

皮德盧茲尼的觀點反映了保守派更廣泛的情緒：對左翼文化教條的失望，以及對精英階層囤積財富和權力的民粹主義憤怒。他的文化批判明顯帶有右翼色彩，但他對大學企業化的嘲諷，聽起來卻可能出自一位不滿的左翼人士之口。“除極少數例外，大學要么已經成為、要么渴望成為對沖基金，與跨國公司、智庫緊密捆綁，”他在2022年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他們開設幾門課程，不過是為了保住免稅地位。”

今年1月，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承諾打擊校園反猶主義，并列舉了猶太學生遭到人身威脅、被禁止進入圖書館和教室等事例。司法部很快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皮德盧茲尼加入了該工作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官員也參與其中——該部門掌控著美國大部分科學研究資金。約什·格倫鮑姆是一名投資者，在東正教猶太家庭長大，當時已被任命負責聯邦采購服務局（政府負責物資、服務和合同采購的機構），他也受邀加入了工作組。“我兒子剛出生，我當時正坐在產房里，這項行政命令就下來了，”他回憶道，“這簡直像是上天在暗示：‘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格倫鮑姆認為，打擊校園反猶主義的關鍵之一，在于政府與大學簽訂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聯邦合同。“我們思考這類問題的方式應該是：我們正在進行一項投資，”格倫鮑姆說，“能與聯邦政府合作是一種特權。”每份合同都要求遵守聯邦法律，包括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條——該條款禁止在接受聯邦資助的項目中基于種族、膚色或國籍進行歧視。工作組的思路很簡單：正式的民權調查進程緩慢，但各機構可以以學校違反聯邦合同為由，迅速凍結或取消資金，迫使大學設法達成和解。

該工作組每周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并向白宮聯絡人梅爾曼匯報進展。其鎖定的目標學校，都是在10月7日事件后出現明顯沖突的院校：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以及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西北大學等同類院校。“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會效仿精英院校的做法，”皮德盧茲尼告訴我，“而且這些精英院校也是涉嫌嚴重違法的地方。”當學校成為調查目標時，多個機構會迅速接連發布新聞稿或信函，營造出一種“突擊小組”的聲勢。以往政府的官員對此感到震驚。“我記得在奧巴馬和克林頓政府時期，要讓跨部門合作做任何事都非常困難，”世紀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鮑勃·希雷曼告訴我。他說，如今能實現這樣的合作，說明“白宮在背后提供了強大推動力”。

政府還對學校的其他行為進行審查，例如提供特定種族獎學金、向無證學生收取本州學費等，稱這些福利損害了美國學生的利益。梅爾曼將其稱為“全政府”策略。“發表幾次演講是一回事，”她說，“但公開表示‘我們聯邦政府不再資助、推廣或支持“覺醒”思潮’，則是另一回事。”梅爾曼甚至聲稱，一些大學對獲得這樣的政治掩護來調整方向心懷感激：“終于，現在他們幾乎有了一個借口——可以恢復正常運作了。”

與此同時，政府效率部建議削減聯邦撥款和合同，且往往將目標對準名稱中帶有進步主義色彩關鍵詞的項目。許多削減針對的是科學研究——幾十年來，兩黨都將科學研究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域，不斷增加對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資金投入。但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情況并非如此。特朗普提議將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預算削減40%，并對間接成本（包括設備和維護等支出）的報銷比例設定上限。政府還針對接受調查的學校削減科學資金，主要方式是凍結撥款。皮德盧茲尼反駁了“這是在打擊科研事業”的說法；政府只是認識到，科研資金是其擁有的最寶貴的杠桿。學校“需要明白，后果將是實實在在的，”他說，“精英院校通常只對兩件事有反應：聲譽和金錢。”

格倫鮑姆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從其他多位特朗普政府官員那里也聽到過：如果某項面臨威脅的研究確實至關重要，大學完全可以找到其他資金來源，比如捐贈資金。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負責研究事務的副校長彭妮·戈登-拉森則沒那么樂觀，她認為企業“受市場驅動”，不太可能“把錢投入”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看到回報的大學研究項目。杰克遜實驗室（一家生物醫學研究機構）負責人朗·卡登指出，即便是最富有的企業和基金會，也無法取代聯邦政府在科學研究上的投入。“僅靠慈善資金和私人資金，要資助這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所需的基礎研究規模，是絕對不可能的，”他說。

特朗普政府刻意營造出特朗普與哈佛大學對抗的輿論氛圍。這是一場有效的造勢：總統對抗象征上層特權的富裕機構。但實際上，政府的關注范圍遠不止常春藤盟校。今年3月，教育部宣布將對60所學院和大學展開調查或進行監督，原因是它們被指控存在反猶主義行為，其中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學、田納西大學等大型紅州公立大學。教育部還對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等院校展開調查，指控它們頒發“不允許的基于種族的獎學金”；此外，還宣布對內布拉斯加州和佛羅里達州等地的大學進行調查，原因是這些學校向無證學生提供獎學金。

瑪格麗特·斯佩林斯在擔任布什政府教育部長后，曾出任北卡羅來納大學系統校長。在特朗普政府時期，該系統損失了大量聯邦資金。她說，在這類學校里，研究人員“都是最優秀、最杰出的科學家”。她補充道：“這才是我真正擔心的。”破壞公眾對大型公立機構的信任“是一條可怕的、危險的滑坡路”。

今年2月，特朗普總統在白宮召集了一個由兩黨州長組成的團體。“他當時情緒很激昂，”緬因州州長珍妮特·米爾斯告訴我。特朗普提到了一項名為《禁止男性參與女子體育運動》的行政命令，該命令由梅爾曼起草。“緬因州的州長在這兒嗎？”特朗普問道。米爾斯站了起來。

幾天前，一名跨性別學生在緬因州的一場高中田徑運動會上參加了撐桿跳高項目。去年，這名學生在男子組比賽中并列第九；今年參加女子組比賽時，卻獲得了第一名。共和黨州議員勞雷爾·利比發布了這名運動員的并排照片，并標注了其名字，且使用了男性代詞——這一內容迅速在網絡上傳播開來。

特朗普問米爾斯是否會遵守這項行政命令。“我會遵守州法律和聯邦法律，”她回答道。緬因州有一項法律——《緬因州人權法》，禁止基于性別認同的歧視。

“我們代表的就是聯邦法律，”特朗普回應道，“你最好照做，否則你一分錢聯邦資金都拿不到。”

“那就法庭上見，”米爾斯說。

“我很期待，”特朗普說，“州長，享受你之后的生活吧。因為我覺得你不會再從事政治工作了。”梅爾曼后來告訴我，這相當于特朗普發出了聲明：緬因州成了他的下一個目標。

聯邦機構開始在緬因州范圍內展開調查，包括對整個緬因大學系統的調查。為該大學提供大量撥款的農業部宣布，將審查該系統是否遵守《第九修正案》——該修正案禁止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存在基于性別的歧視，并保障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權利。不久之后，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通知該大學，為支持沿海社區的緬因州海洋補助金項目的資金已被終止。該大學校長瓊·費里尼-芒迪當時正在加拿大邊境附近參加一場狗拉雪橇比賽，得知消息后，她立刻趕到一個熱可可攤位，給參議員蘇珊·科林斯打了電話。

緬因州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小鎮。該州約有150萬人口，只有那些世代居住在此的家庭，才能真正被視為“緬因州本地人”。緬因大學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它是該州唯一的旗艦公立學校，也是唯一一所頂尖研究型大學。緬因州的政治立場呈中間派：民主黨人掌控著州長職位和州議會，但特朗普在2024年贏得了該州四張選舉人票中的一張；科林斯是共和黨人，其家族與緬因大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她已擔任參議員近30年。科林斯得知海洋補助金被削減時，剛從緬因州漁民論壇（該州漁業行業的一次集會）回來。削減資金可能帶來的后果顯而易見。

最近的一個早晨，緬因州海洋補助金項目主任蓋爾·齊德勒夫斯基帶我來到海岸附近的達馬里斯哥塔河上。水面上隨處可見這個近乎無形的生態系統的痕跡：岸邊挖蛤蜊的人、水流中的海帶繩、一排排看似小型浮油桶的東西——后來發現那是水下牡蠣養殖場。海洋補助金項目正是這個生態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的保障。

我們在河中央的一個木制平臺旁停下，然后跳了上去。我們腳下是活板門，打開后露出裝有約200只牡蠣的托盤。工人們將牡蠣托盤拉上來，按大小分類，沖洗干凈后裝袋，為銷售做好準備。牡蠣養殖場主布倫丹·帕森斯解釋了海洋補助金項目如何支持他的生意：由海洋補助金項目工作人員開發的全州旅游項目“緬因州牡蠣之路”，為他的養殖場和餐廳吸引了大量游客。他手下約一半的員工都參加過海洋補助金項目的培訓課程。緬因大學的研究人員還在研發更經濟的牡蠣養殖方法。“這不是什么隨意設立的項目，”帕森斯說，“真讓人震驚，竟然有人會認為這個項目存在浪費。”

緬因大學是一所贈地學院，其使命是支持農業和林業發展。研究人員開玩笑說，海洋補助金項目是該校的“海洋版推廣服務”。“全國很多人想到研究機構時，往往會想到常春藤盟校，”科林斯告訴我，但高等教育的主體其實更像緬因大學。該校的科學家們正在培育抗枯萎病的土豆，并測試利用緬因州森林中的木材生產噴氣燃料的方法。“這類研究不太可能被哈佛大學或耶魯大學接手，”科林斯說。

這位參議員回憶起，她至少與商務部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就海洋補助金項目進行過五次交談——商務部負責監管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在收到資金終止通知后的幾天內，緬因大學接到通知，稱資金最終將恢復發放。但關于這所大學的負面輿論已經形成，打擊行動也才剛剛開始。正如共和黨眾議員安迪·哈里斯一周后在關于緬因大學的一份聲明中所寫：“女子體育運動必須免受‘覺醒’身份政治的侵害。”

今年2月，美國農業部對緬因大學展開《第九修正案》審查時，該校領導層做出了回應，但此后再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兩周后，負責緬因大學蜱蟲實驗室的格里芬·迪爾轉發給他們一封電子郵件，郵件稱農業部已接到指示，暫停向哥倫比亞大學和緬因大學系統提供所有資金。迪爾的實驗室主要通過解剖蜱蟲來檢測萊姆病和其他疾病，似乎與校園文化戰爭毫無關聯。“沒人喜歡蜱蟲，”他說。

隨著春季的推進，情況變得更加混亂。撥款管理人員登錄聯邦平臺，想要提取已獲批的資金，卻發現資金不翼而飛。其中一筆消失的農業部撥款，原本用于為農村高中女生開展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項目，受益群體包括“少數族裔、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家庭的學生”。當該大學致函農業部時，項目官員解釋稱，資金是在“政府過渡期間”被暫停的，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當緬因大學官員試圖打電話詢問時，卻無人接聽。另一個與土壤健康相關的撥款項目的官員則寫道，他所在的部門已接到指示，暫停所有拜登政府時期批準的資金。“我非常抱歉，深知這給你們帶來了極大的混亂，”他補充道。

費里尼-芒迪告訴研究人員，只要發現資金缺失、收到通知函，甚至聽到有關資金變動的傳言，都要立即上報。在校園會議上，教授們公開表達對實驗室、工作人員以及研究生的擔憂——這些研究生的薪資依賴聯邦資金。人們甚至不清楚，哪些撥款被凍結是因為針對緬因州的《第九修正案》專項打擊行動，哪些是政府效率部大范圍審查的結果，又或者是其他不明政府運作機制導致的。

今年4月，緬因大學得知，一項用于浮動海上風力渦輪機項目的能源部撥款被暫停——就在同一天，一個重達375噸的平臺已被運到錫爾斯波特的一個碼頭。該大學無法為項目啟動提供資金，但也不能讓平臺一直停在港口，無奈之下，學校官員只得尋找應急資金來推進項目。特朗普曾稱風力渦輪機“很丑”，并已簽署行政命令，暫停海上風力項目的租賃和審批。然而，當緬因大學聯系能源部時，一名項目官員解釋說，資金暫停與另一項行政命令有關，即《禁止男性參與女子體育運動》。不同的政治議題就這樣糾纏在了一起。海上風力項目竟卷入了關于跨性別運動員的爭論，而非圍繞海上風力本身展開討論。

但在所有關于《第九修正案》的討論中，有一個棘手的細節：該大學女子運動隊中，并未發現有已知的跨性別運動員。梅爾曼告訴我，政府關注的是大學政策，“如果不主動詢問，很難了解具體情況”。緬因大學不愿發表公開聲明，因為這可能會讓人覺得學校在否認其跨性別學生群體的存在，但它確實向農業部提供了相關信息，證明自己遵守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隨后，農業部發布了一篇新聞稿，標題為《緬因大學系統選擇回歸理性》。

看起來，這所大學的內部策略是盡可能表現出符合“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立場。一名行政人員向所有資金莫名被凍結的撥款項目負責人發送了一封標準郵件，稱緬因大學“不允許生理性別為男性的學生運動員通過自我認同為女性來參加女子體育運動”（郵件措辭模仿了政府的說法，刻意回避了“跨性別”一詞）。齊德勒夫斯基與科林斯的辦公室合作，修改了海洋補助金項目的資金申請，明確說明該項目如何與政府的優先事項保持一致。科林斯與特朗普的幕僚長蘇西·懷爾斯以及副總統萬斯進行了多次交談。“很多時候，只是幫他們理清某些表述，”她說。當緬因大學系統發言人薩曼莎·沃倫帶我參觀奧羅諾校區時，她特意強調了那些似乎符合“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理念的項目：可能創造就業崗位的新型制造技術、用于核能設施的3D打印部件等。海洋科學教授達米安·布雷迪指出，海洋補助金項目資助的研究有助于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我們正努力讓美國海鮮再次偉大，”他說。

就在這所大學專注于通過私下渠道進行溝通協調時，緬因州的民主黨政府已提起訴訟。該州總檢察長亞倫·弗雷表示，緬因州參與了36起訴訟，其中包括為捍衛本州K-12教育階段的《第九修正案》政策，應對司法部提起的訴訟。司法部的起訴書中僅列舉了緬因州三起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隊伍賽事的案例，其中就包括那位撐桿跳高運動員。“沒有人會為了贏得獎牌而謊稱自己是跨性別者，”弗雷告訴我，“他們知道，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會把目標對準他們。”與緬因大學不同，弗雷認為妥協毫無意義。“我認為，我們與特朗普政府私下達成的任何協議，到了明天都可能一文不值，”他說。

州長米爾斯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反抗運動的民間英雄。她的辦公室里擺放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絕不屈服”。一位選民寄給她一塊刺繡桌布，上面繡著“法庭上見”的字樣。“真正讓我震驚的是，總統當時站在那里說‘我們就是法律’，”米爾斯告訴我，“這是完全錯誤的。法律不是通過行政命令、推文和社交媒體帖子制定的。”她說，政府并非像其所宣稱的那樣在保護女性和女孩。“他們把目標對準少數孩子，卻忽視了女孩和女性在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一切。”

州議員勞雷爾·利比發布了關于那位撐桿跳高運動員的信息后，緬因州議會剝奪了她的投票權和發言權，稱她的行為危及了該學生的安全，并要求她道歉。“我認為這種譴責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利比談到這次譴責時說，“這反而讓更多人關注到了這個問題。”（今年5月，最高法院下令議會恢復利比的投票權。）不過，她表示緬因大學不應該因此失去聯邦資金。“遺憾的是，米爾斯州長和民主黨多數派堅持極端立場，把緬因大學也卷入了這場風波。”梅爾曼則認為，向緬因大學施壓是合理的，因為大學的影響力超出了校園范圍：如果該校能就《第九修正案》表明公開立場，或許能改變緬因州其他地區的態度。“這所大學在本州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連它自己都低估了，”她說。

與此同時，在緬因大學，行政人員在整個春夏兩季幾乎都在四處籌措資金，以維持各類研究項目的運轉。主校區呈現出典型的新英格蘭風格——美觀的磚砌建筑逐漸破敗，約有10億美元的維護工作被擱置。費里尼-芒迪開玩笑說，漏水的空調加重了她的過敏癥狀；發言人沃倫則把某個科學實驗室稱為“破舊小屋”。截至8月底，緬因大學仍有約3000萬美元的撥款未到賬。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資金是否能恢復發放，以及何時能恢復。

科林斯告訴我，當學生們聽到總統想要削減科學資金時，“他們會疑惑：‘美國還是我追求目標的理想之地嗎？’”對科林斯來說，當前全球競爭激烈，正是加強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契約的關鍵時刻。國會已抵制特朗普提出的削減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預算的提議，反而支持增加資金投入。“我們不希望在發現和科學研究方面落后，”科林斯說，“如果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的聯系被過度削弱或斷裂，就會面臨這樣的風險。”她補充道：“如果我們破壞了這份契約，造成的損害將持續數代人。”

特朗普與各所大學的斗爭已成為新聞頭條，但幕后發生的結構性改革可能產生更持久的影響。今年夏天，新聞助理麥迪遜·比德曼帶我參觀了教育部。“今年1月我剛開始工作時，這里就像一座鬼城，”她說——所有人都還在遠程辦公。之后特朗普下令聯邦雇員返回辦公室上班。教育部一直很注重團隊建設；我們經過一面墻，墻上貼滿了小狗的照片，同事們需要猜出這些小狗的名字和主人。

今年春天，教育部在約600名員工接受自愿離職補償后，又解雇了其4000多名員工中的近1400人。20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起訴特朗普政府，稱此次裁員旨在讓教育部陷入癱瘓、名存實亡，但最高法院允許裁員繼續進行。

教育部由吉米·卡特于1979年設立，以兌現對某知名教師工會的競選承諾。他的目標是設立內閣級別的教育部長職位，提高對教育事務的關注度，并簡化資金分配流程。在過去46年里，保守派活動家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要從零開始設計一個教育體系，我懷疑沒多少人會說，要向地方納稅人征稅，把錢送到華盛頓，再經過教育部的官僚機構層層過濾后分配下去，”前傳統基金會學者林賽·伯克告訴我。伯克在2020年協助起草了一份逐步解散教育部的分項藍圖，并為《2025計劃》撰寫了教育相關章節。今年6月，她加入教育部，目標就是縮減其規模。

像伯克這樣的保守派K-12教育活動家，長期以來一直帶頭呼吁關閉教育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部門的大部分支出并非用于K-12教育，而是流向高等教育，用于學生助學金和貸款。學生貸款組合規模達1.6萬億美元，僅略小于花旗集團的資產規模。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將這一貸款組合移交小企業管理局，前官員們對這一想法不以為然。“小企業管理局一年發放的貸款數量，差不多相當于教育部發放給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貸款數量，”拜登政府時期的教育部首席經濟學家喬丹·松代拉告訴我。另一個想法——將貸款組合移交財政部——得到了更多認真考量；財政部擁有合法授權，可以催收政府應得的債務，并且掌握稅收數據，有助于簡化基于收入的還款流程。然而，這一貸款組合并非一個可以由某人從教育部直接帶到財政部的U盤，它更像是一個極其復雜、資源匱乏的數字網絡，各種貸款功能平臺相互拼接在一起。管理聯邦學生資助的大部分工作本質上屬于信息技術范疇——維護數據系統，監督與借款人打交道的承包商。“實際上，要完成這樣的移交工作，復雜程度遠超想象，”前聯邦學生資助辦公室學生貸款部門負責人科琳·坎貝爾說。

此外，移交貸款組合如同試圖在飛機飛行途中拆解飛機。保守派通過《一項宏偉法案》推行了重大改革，該法案使高等教育偏離了奧巴馬政府時期“全民上大學”的理念。法案向低收入學生提供聯邦資金，支持他們攻讀某些短期證書或參加培訓項目——這一舉措將由教育部負責監管。教育部還必須執行該法案中關于聯邦學生資助的修改內容：限制部分人的借款額度，完全取消某些類型的借款（如研究生附加貸款，保守派認為這是對無用碩士學位的補貼）。該法案還規定，對于畢業生收入無法達到基本水平的學位項目，將予以處罰。

未來還會有更多改革舉措：保守派希望徹底改革認證體系——該體系決定著學校能否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財政援助。特朗普稱這是他的“秘密武器”，包括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支持的一個協會在內的新認證機構，目前正努力成為獲取這些資金的“守門人”。政府還向少數幾所大學提供特殊機會：如果這些大學同意遵循特朗普在招生、“維護活躍的思想市場”等方面的愿景，就能獲得更多聯邦資金支持。

“保守主義有一派觀點認為，我們要利用政府工具，讓高等教育領域呈現出保守派所認可的樣子，這是一種強硬手段，”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貝絲·埃克斯說，“另一派則是更純粹的小政府理念，主張減少干預，讓該領域自然發展。”她說，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是“融合折中的方案”。“說這種方案存在矛盾，已經算是客氣的了，其實更像是徹頭徹尾的虛偽。”

關于特朗普政府高等教育議程，有一個關鍵問題尚未解決：其合法性。包括《民權法案》第六條在內的民權法律，為解決涉嫌違法的問題規定了漫長而詳細的程序，其中包括給予大學回應和主動糾正問題的機會。特朗普政府繞過了這一程序，堅稱其與大學的沖突雖圍繞民權問題展開，但并非民權調查，而是合同糾紛——大學據稱違反了與政府簽訂的協議，觸犯了法律。

“任何稱職的律師都不會認為，他們真的能辯稱這是一起合同糾紛，”曾在奧巴馬和拜登政府時期負責教育部民權事務辦公室的凱瑟琳·拉蒙告訴我，“我是我所認識的最激進的民權律師。如果我當時認為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維護民權，我早就這么做了。”今年5月，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只要大學遵守法律，并且我認為其辦學方向與政府目標一致，就應該繼續有資格開展研究。”在拉蒙看來，這番話“令人震驚”：“這是思想控制——竟然有一位總統會規定全國所有大學能研究什么、能學習和了解什么。”

今年9月，哈佛大學取得了重大法律勝利，一名地區法院法官判定，特朗普政府“以反猶主義為幌子，發動了一場有針對性的、基于意識形態的攻擊”，此舉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行政法以及《民權法案》第六條。最近，兩項初步禁令迫使政府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恢復發放超過5億美元的撥款。另一名地區法院法官裁定，教育部關于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的指導方針——該方針威脅要調查校園多元化機構中“普遍存在且令人反感的基于種族的偏好”——存在違憲性模糊。在另一起涉及數億美元已終止科研撥款的案件中，由里根總統任命的地區法院法官威廉·G·楊援引了聯邦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長期存在的契約。“長期以來，美國民眾一直認為，科學研究機構基本保持非政治性，以出色的、擇優錄取/選拔的方式支持科研工作，這是一種歷史常態，”他在判決書中寫道，“但從2025年1月20日起，這種歷史常態被打破了。”

然而，這些勝利可能只是暫時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已暗示支持政府的論點，即其與大學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合同糾紛；最高法院還發布命令，允許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推進預算削減。大法官們還嚴厲批評了阻止政府行動的下級法院法官，包括楊法官——他甚至在法庭上為此道歉。

在保守派看來，他們用來對付大學的這些手段，其實是民主黨人率先使用的。“如果說有什么‘原罪’改變了高等教育的格局，那就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民權事務辦公室，當時他們利用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研究數據，來處理校園性侵問題，”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斯告訴我。當時的政府通知各學校，要更積極地處理性侵指控，否則將面臨處罰或調查。“當時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被拖上法庭，被聯邦政府指控為性侵辯護者，”赫斯說。

前民主黨政府的官員們并不完全認同這種“科學怪人”式的說法（即“你們創造了一個怪物，它終將毀滅你們”）。他們認為，威脅展開調查與直接實施懲罰之間存在本質區別。“我們可以用法律術語來描述，比如‘正當程序’和‘程序性權利’，”拜登政府時期的前首席副法律顧問托比·梅里爾告訴我，“但歸根結底，為了讓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而這件事在法律上并無要求——就威脅要徹底摧毀他們，這在我看來并非公平對待他人。”拉蒙的表述更為直白：“我們國家不是君主制國家，不會賦予總統單方面決定所有美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權力。而這位總統的行事方式，仿佛我們是君主制國家一樣。”

即便特朗普在法律依據上未能勝訴，但等到案件最終塵埃落定時，嚴重的損害早已造成。“大學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拜登政府的副部長克瓦爾說，“他們不得不在沒有科研資金、沒有學生簽證的情況下艱難維持，始終處于不確定的陰影之下。”他說，結果就是“一種恐懼的氛圍。即便你認為事實和法律站在你這邊，你也不想成為政府的打擊目標”。

今年夏天，我與克瓦爾在“移民食品”餐廳共進午餐。這家主打“美食倡導”的餐廳，已成為華盛頓流亡民主黨人的聚集地之一。當時他陷入了沉思。“我認為，他們在挑選議題方面的能力沒有得到足夠認可——這些議題能讓我們（民主黨人）非常憤怒，但大多數民眾并不認同我們，比如為薩爾瓦多黑幫成員爭取正當程序權利這類議題，”他說。克瓦爾曾協助設計拜登的學生債務減免計劃，他承認，這些舉措以及擬議的跨性別運動員政策表明，民主黨人往往“更回應特定團體的訴求，而非廣大選民的意愿”。

“這些團體”——這是對推動民主黨選民基礎的倡導組織的簡稱——“非常善于闡明我們需要達成的目標，”克瓦爾說，“但民主的一部分在于說服他人，或許因為我們的國家長期處于勢均力敵的分裂狀態，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忽略了這一點。如果你無法贏得選舉，就無法幫助民眾。”他理解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民粹主義反彈情緒。“少數精英機構確實從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中獲益匪淺，”他說，“它們的捐贈基金隨著股市上漲而飆升，它們所提供的進入上層社會的‘入場券’價值不斷提升。雖然我們這些高等教育界人士認為自己是向上流動的支持者，但在某些方面，我們也從‘守門人’的角色中獲益。”

然而，盡管克瓦爾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還是不斷回到一個基本觀點：政府不應以這種方式運作。“如果他們能向國會提出‘我們希望取消這些項目，解雇這些員工’，并且國會投票通過，那么至少這種政策制定具有合法性，”他說，“但他們卻選擇了違法的方式。”

就在新學年開始前，我參觀了緬因州中部的亨特農場。蘇·亨特自2009年起擁有這片土地；在此之前，它屬于她丈夫的家族。多年來，她一直飼養奶牛，并種植牧草和玉米作為飼料。2021年，她發現自己的田地被高濃度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即“永久化學物質”，用于制造特氟龍和戈爾-tex面料）污染。這一問題如今已影響到全美各地的農場，后果嚴重：接觸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會增加患甲狀腺疾病、癌癥等疾病的風險。

農場污染是政府政策導致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國會通過《清潔水法案》，禁止傾倒污水后，美國環境保護署（EPA）鼓勵污水處理廠將污水污泥作為肥料提供給農民。這種看似雙贏的做法——既廉價處理了污水，又為農場提供了免費肥料——實際上卻含有毒性。亨特的農場幾乎變得無法使用。59歲的她不得不找了一份家庭健康助理的工作，以保住自己的土地。“很多人說：‘把地賣了吧，建太陽能電站，或者蓋房子。’但我不想這么做，”她告訴我，“這是一種傳承，它屬于我們家族，我是個農民。”

該州將亨特介紹給了研究人員，其中包括緬因大學的一些研究人員，他們正在應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危機。農學家對她農場的土壤進行了檢測，并提出了解決方案，例如將一種木炭與土壤混合以中和化學物質。借助包括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在內的聯邦機構提供的撥款，他們在亨特農場啟動了一個為期多年的研究項目。亨特和她的家人以分包商的身份參與其中，負責準備研究用地和耕地；項目資金讓他們得以維持生計。

然而，就在他們準備進行第一次采樣前不久，研究人員收到了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的一封信，稱該項目的資金已被終止，原因是它“不再符合機構的優先事項”。得克薩斯州和密歇根州的類似項目也收到了終止通知。“這項研究至關重要，我們迫切需要這些數據——我絕不會讓這個研究季白白浪費，”緬因大學科學家埃倫·馬洛里告訴我。

我參觀亨特農場時，三名緬因大學的學生正在研究用地里除草——他們是Z世代（指1995-2009年間出生的人），穿著闊腿褲，戴著同款棒球帽。其中一名學生莉莉·曼德拉斯告訴我：“我只是希望每個人都能身體健康，吃到優質的食物。”這種想法并非明確符合“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理念，但也并非與之相悖。當緬因大學向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提起上訴時，特意強調了該項目與“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議程的關聯。特朗普政府也已表達了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污染問題的關注：今年5月，農業部長布魯克·羅林斯在作證時表示，這個問題“與我的家庭息息相關”。

在撥款被取消約一個月后，資金最終得以恢復，盡管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聲稱這一決定與大學的上訴無關。你可以將這一逆轉視為政府做出回應的例證：政府決定削減資金，大學提出反對，政府隨后改變了主意。但學術研究無法按照這樣的時間表推進。“如果有人能在你第一次采樣前11天發郵件說‘立即停止’，我們該怎么辦？”馬洛里問道。他們之前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納稅人的投入，差點就付諸東流。“長期來看，臨時應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她說。

馬洛里指出，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污染是一個美國全國性問題。企業大規模生產防水夾克和不粘炊具，而我們每個人都在使用這些產品。同樣，“我們在這里所做的這些努力——需要聯邦政府層面的應對，”她說。歸根結底，政府有責任為自己造成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而要做到這一點，離不開大學的幫助。盡管大學存在種種不足，但它們創造知識、支持社區發展，并培養下一代關心國家建設的人才。“我們確實需要聯邦資金的支持，”馬洛里說，“但聯邦政府，乃至整個社會——他們也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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