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的加沙,一輛銹跡斑斑的校車停在被炸毀的清真寺旁,車窗上還貼著三年前的卡通貼紙。車旁的老婦抱著孫女的舊書包,書包夾層里藏著一張泛黃的照片——那是2018年,她的兒子帶著孫女在耶路撒冷老城買糖人的場景。這片被《圣經》稱作“流著奶與蜜”的土地,如今每平方公里就有12處未爆彈,而這樣的“傷痕”,早已刻進它千年的命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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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應許之地”到“流亡起點”:被割裂的文明根系
公元前12世紀,希伯來人在迦南建立家園時,絕不會想到,他們的后裔會在兩千多年后,以“復國者”的身份重新踏上這片土地。那時的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石板路還留著祭司獻祭的痕跡,約旦河的河水倒映著牧羊人追逐羊群的身影。直到公元70年,羅馬軍團攻破城墻,近百萬猶太人倒在血泊中,幸存者背著經卷逃往歐洲,從此“回家”成了猶太民族代代相傳的執念。
而當猶太人在歐洲經歷十字軍東征、黑死病迫害、納粹大屠殺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們在橄欖園里吟唱著古老的歌謠,用祖輩傳下的陶罐儲存橄欖油,把孩子的出生日刻在無花果樹上。奧斯曼帝國統治的400年里,阿拉伯人與少數留守的猶太人雖有信仰差異,卻能共享約旦河的水源——沒人預料到,1917年英國《貝爾福宣言》的一紙承諾,會徹底撕碎這份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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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次戰爭:不是“勝負”,是“命運的急轉彎”
1948年:建國夜的眼淚與槍口
1948年5月14日,特拉維夫的會議廳里,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念完建國宣言時,窗外突然響起槍聲——阿拉伯聯軍的先頭部隊已抵達郊區。當晚,17歲的猶太少女薩拉剛下移民船,就被塞進一輛運兵車,手里的《圣經》還沒捂熱,就換成了步槍。她不知道,此刻加沙的阿拉伯老人穆罕默德,正背著癱瘓的妻子逃離燃燒的村莊,他祖傳的橄欖園里,剛掛果的樹枝被坦克碾斷。
這場戰爭里,聯合國的四次停火成了以色列的“救命稻草”。猶太財團緊急籌集的8000萬美元,從美國運來的轟炸機在夜色中降落,而阿拉伯聯軍卻因“各懷心思”節節敗退——約旦想吞并耶路撒冷,埃及盯著加沙地帶,敘利亞則一心要奪回戈蘭高地。當1949年停戰協議簽署時,以色列占據了巴勒斯坦80%的土地,96萬阿拉伯人成了難民,穆罕默德的孫子出生在難民營,第一次見到橄欖樹,是在聯合國分發的救濟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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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運河邊的國旗與算盤
1956年7月26日,埃及總統納賽爾站在蘇伊士運河邊,親手降下英國國旗時,他不會想到,這場“民族尊嚴之戰”會讓以色列趁機打通亞喀巴灣。那時的運河里,英國貨輪還載著從印度運來的茶葉,埃及勞工正用祖輩傳下的工具清理河道。而在特拉維夫,以色列軍官們盯著地圖,把西奈半島的隘口標注成“必須拿下的生命線”——他們的貨輪已被埃及封鎖了三年,急需一條出海通道。
戰爭爆發后,英法聯軍的航母在地中海游弋,以色列坦克則悄悄穿過沙漠。但當埃及人把貨輪鑿沉在運河中央時,全世界都看到了這個民族的倔強——納賽爾說:“寧可讓運河干涸,也不讓它再成為殖民者的工具。”最終,美蘇的施壓讓英法以撤軍,埃及收回了運河,卻沒能阻止以色列打通航道。那年冬天,穆罕默德的兒子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以色列貨輪駛過亞喀巴灣,他問父親:“為什么他們可以用我們的土地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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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六天里消失的國界
1967年6月5日清晨,埃及空軍基地的士兵還在做晨禱,以色列戰機就貼著沙漠低空飛來——261架飛機分成四波,3小時內炸毀了埃及300架飛機。那天,耶路撒冷老城的猶太教拉比正在哭墻前祈禱,突然聽到坦克的轟鳴聲,約旦軍隊的防線已被突破。僅僅六天,以色列就占領了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國土面積擴大了4倍。
但勝利的背后,是更多人的流離失所。巴勒斯坦婦女法蒂瑪抱著剛滿周歲的女兒,跟著難民潮逃往約旦,她的丈夫在掩護她們撤離時被流彈擊中。在難民營里,女兒第一次學會的詞不是“媽媽”,而是“逃難”。而以色列士兵大衛,在占領耶路撒冷后,給家人寄了一張照片——他站在哭墻前,手里拿著母親織的圍巾,照片背面寫著:“我們終于回家了。”卻沒人知道,法蒂瑪的家,就在哭墻附近的一條小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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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贖罪日的突襲與反思
1973年10月6日,猶太教贖罪日當天,以色列人都在教堂祈禱,埃及和敘利亞軍隊突然發動進攻。埃及士兵冒著炮火渡過蘇伊士運河,用高壓水槍沖垮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線;敘利亞軍隊則猛攻戈蘭高地,一度占領了大部分陣地。那天,大衛正在教堂里背誦經文,突然接到命令奔赴前線,他的母親追到門口,只來得及塞給他一塊未吃完的贖罪日面包。
這場戰爭讓雙方都意識到,軍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埃及雖然沒能奪回西奈半島,卻用勇氣贏得了尊重;以色列雖然最終扭轉戰局,卻開始反思“占領”的代價。戰后,大衛在日記里寫道:“我看到敘利亞士兵的口袋里,也裝著和我母親一樣的面包,只是上面印著阿拉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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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黎巴嫩的硝煙與良知
1982年,以色列以駐英大使遇刺為由入侵黎巴嫩,目標是消滅巴解組織。但當以色列軍隊圍困貝魯特難民營時,一場屠殺悄然發生。那天,法蒂瑪的妹妹正在難民營里分發救濟糧,突然聽到槍聲,她抱著一個猶太孤兒躲在衣柜里——這個孩子的父母是以色列平民,在炸彈襲擊中身亡。當她把孩子交給以色列士兵時,士兵問她:“你恨我們嗎?”她回答:“我恨戰爭,但不恨孩子。”
這場戰爭成了以色列的“道德困境”,國際社會的譴責讓以色列不得不撤軍。而巴解組織雖然被迫離開黎巴嫩,卻在海外建立了更多分支。那年冬天,大衛退役后成了一名醫生,他在加沙邊境的醫院里,第一次接診了巴勒斯坦患者——正是法蒂瑪的妹妹,她帶著那個猶太孤兒來看病,孩子手里拿著法蒂瑪織的毛衣,上面繡著橄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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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火之后:不是“終點”,是“未完成的對話”
2025年的停火協議簽署時,加沙的孩子們第一次在沒有炮火的日子里放風箏,風箏上畫著猶太教的大衛之星和伊斯蘭教的新月。但協議背后,仍有太多未解的問題:耶路撒冷的歸屬、猶太人定居點的去留、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就像穆罕默德的曾孫,在難民營的學校里學到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的家鄉在巴勒斯坦。”而大衛的孫子,在特拉維夫的課堂上,老師告訴他:“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家園。”
或許,和平的起點,是承認彼此的“傷痛”。當薩拉晚年回憶起1948年的那個夜晚,她會說:“我那時只想活下去,不知道會讓別人無家可歸。”當法蒂瑪看到猶太孤兒穿著她織的毛衣,她意識到:“仇恨不會讓孩子有未來。”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明碰撞不該是“你死我活”,而該是“各美其美”——就像約旦河的水,既能滋養猶太人的麥田,也能灌溉阿拉伯人的橄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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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沙的廢墟上已長出新的小草,耶路撒冷的老城依然人來人往。或許有一天,穆罕默德的曾孫能回到祖輩的橄欖園,大衛的孫子能在哭墻前遇到巴勒斯坦的朋友,他們會一起坐在無花果樹下,聽老人講那些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故事——那時,“流著奶與蜜”的承諾,才真正照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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