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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關于“馬克思主義源于《易經》”的“研究成果”在網絡上引發關注。據悉,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某副研究員提出了一系列“證據”,包括希臘出土的陶盆刻有殷代文字、黑格爾講授中國哲學等,最終得出馬克思主義思想源于《易經》的結論。這套看似嚴密的論證,細究之下卻滿是漏洞,不禁令人質疑:這究竟是學術研究,還是牽強附會的偽考據狂歡?
所謂的“關鍵證據”,希臘出土的3200年前刻有甲骨文的陶盆,本身就違背了基本歷史常識。甲骨文作為商代晚期遺物,其主要出土地集中在河南安陽一帶,迄今為止,國際考古學界從未在希臘發現過任何經科學鑒定的甲骨文實物。將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遺存強行拼接,無異于宣稱在金字塔中發現了商周青銅器般荒誕。
更為可疑的是,這一“振聾發聵”的發現似乎只在該“研究”中被提及,國際考古文獻中毫無蹤跡。倘若真有如此顛覆性的考古發現,足以重寫世界文明史,為何國際學術界對此一無所知?這種“孤證不立”的基本學術原則被輕易拋棄,留下的只有自說自話的尷尬。
該研究的邏輯鏈條同樣脆弱不堪,從《易經》可能傳入歐洲,到黑格爾研究過中國哲學,再到馬克思閱讀廣泛,于是就得出馬克思主義必然源于《易經》的結論,這種“可能性遞進”取代了嚴謹的因果關系論證。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因為古希臘哲學影響了歐洲思想,而馬克思研究過古希臘哲學,所以馬克思主義源于古希臘?這種無限追溯的“學術家譜”游戲,除了滿足某種虛幻的文化自尊外,對理解思想史的真實脈絡毫無益處。
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絕非簡單的線性傳承。馬克思的思想源泉主要來自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這是經過嚴謹學術研究得出的共識。將馬克思主義這一現代思想體系強行嫁接至三千年前的中國典籍,既貶低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獨創性,也曲解了《易經》本身的思想價值。
值得深思的是,為何此類明顯違背學術規范的研究能夠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機構的議程上?在文化自信成為時代強音的今天,一些人似乎將“中西會通”誤解為“萬物源于中華”,把牽強附會當作弘揚傳統文化的手段。這種“學術民族主義”的傾向,非但不能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反而會損害學術研究的公信力,淪為國際學界的笑柄。
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對自身文化的理性認知和創造性轉化,而非通過虛構歷史譜系來獲取虛幻的優越感。《易經》作為中華文化的瑰寶,其價值不需要通過與馬克思主義的強行關聯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不依賴于是否源于中國古代經典。
當學術研究被民族情緒裹挾,當考據論證被立場先行取代,學術的尊嚴也就蕩然無存。在思想市場上,我們需要的是嚴謹踏實的真學問,而非嘩眾取寵的偽考據。對那些打著“弘揚傳統文化”旗號,實則損害學術信譽的所謂“研究”,學界應當有足夠的辨別能力和批評勇氣。
學術研究一旦淪為意識形態的奴仆,其價值便已死亡,那些將不同文明成果強行捆綁的嘗試,非但不能證明自身文化的優越,反而暴露了靈魂的孱弱與不自信。在真理的探求之路上,我們需要的不是自欺欺人的譜系建構,而是直面歷史的勇氣與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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