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師路啊，怎么就走到了盡頭？

1980年，《中國青年》刊登了署名“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年我十六歲，尚在高中校園，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對這封信掀起的時代浪潮渾然未覺。直到多年后重讀，才猛然醒悟：那不僅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心聲，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里，關于“成長與迷茫”的最初啟蒙。

四十余載光陰流轉，“潘曉之問”竟突然再度浮上心頭。我望著眼前的困境，不禁長嘆：我的律師路啊，怎么竟也走到了盡頭？

高中時的我，也曾滿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彼時社會正敞開開放的大門，國家邁向改革的新程，我總堅信，我們這一代，注定會擁有比父輩更遼闊的天地。后來選擇做一個法律人，踏上律師之路，皆因一份赤誠的信念：法律，是社會倫理的底線，是文明得以存續的秩序根基。

我曾篤定，這是一條光明坦蕩、堅守正直的路。卻從未想過，它會在前行中漸漸收窄，窄到最后，竟無寸步可走。

十五年律師生涯，是一段從熾熱向往跌落到現實困頓的漂泊旅程。起初，辦公桌上的卷宗堆積如山，連忙碌的間隙都浸透著充實的喜悅。那時的我天真地以為，只要循著程序一步步推進，正義終會如期而至。可后來，年檢莫名被卡、轉所屢屢受阻、執業證最終遭注銷……“重點人員”這四個字，像一堵無形的墻，將我死死困在行業的邊緣，寸步難行。

我曾承辦過不少所謂的“敏感案件”：有人因言獲罪，有人因信仰身陷囹圄，有人為維護自身權益卻被重判。法庭本應是法律至高無上的殿堂，卻常常淪為早已寫好劇本的劇場。站在辯護席上，即便辯護詞邏輯嚴謹、言辭懇切，也往往抵不過一紙未曾公開的“指示”，徒留無力與悵然。

2008年，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這條路上的刺骨寒意；2011年，被迫經歷了失蹤的恐懼；2012年，不得不注銷自己擔任主任的律所；2015年7月，那場席卷整個律師行業的風暴，我亦未能置身事外。風浪平息后，我曾抱著一絲期待，盼著一切能慢慢好轉，可現實回饋我的，卻是更深重的困境——轉所被卡，無門可尋，最終，我的執業證也被徹底注銷。

多么諷刺，潘曉在人生希望的起點，發出了關于“路之寬窄”的困惑之問；而我，卻在年已五旬多時走到律師職業希望的盡頭，留下一聲無奈的嘆息。那個時代的青年，即便迷茫于“人生的意義”，心中始終揣著對未來的期許；而我所處時代的律師，卻困頓于“職業的尊嚴”，到最后，連談論明天的勇氣都已消磨殆盡。

有人勸我，這只是行業發展中的陣痛，總會過去。可我心里清楚：有些風暴只是一時的驚擾，有些風暴，卻會在這片土地扎根，化作長久籠罩的陰霾。

我曾以為，律師這條路能通向無窮的遠方，能讓我循著法律的光，守護更多人的權益。可越往前走，越看清它的狹窄與崎嶇——重重關卡橫亙在前，處處壁壘隔絕去路，理想與現實的鴻溝，終究難以逾越。

這一路，我懷揣著對法律的信念，也獨自背負著不被理解的孤獨；在法律條文與現實規則的縫隙中艱難穿行，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叩問：何為真正的正義？我的歸途，又在何方？

如今，我只能站在這條路的盡頭。腳下的土地正一寸寸融進黃昏的暮色里，那些我曾傾力承辦的案件都漸漸遠去，化作天邊沉默的背影，再也尋不回。

風穿過空蕩的街道，卷走了白日的喧嘩，也吹散了我試圖傳遞的微弱聲音。我伸手想抓住些什么，指尖觸到的，卻只有時間匆匆流逝后，殘留的一絲冰涼余溫。

回望來路，過往的點滴清晰得近乎殘酷——原來這條路，從未真正寬闊過，也從未真正恒久過。它短得讓人心頭發顫，卻又真實得令人無法移開視線，成為我生命里一段刻骨銘心的印記。

（作者：原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