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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十二講》,寧宗一著,文津出版社2025年9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是解讀《金瓶梅》的經典著作。全書從作者之謎、書名寓意切入,梳理相關筆墨官司與閱讀體驗,繼而從美學角度深入探討其藝術世界——剖析墮落時代鏡像、市民社會風俗畫、審丑視角等核心維度,掃描西門慶、潘金蓮等關鍵人物,解析圓形網絡結構與文學語言魅力。
書中闡述了《金瓶梅》在小說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探討文本細讀與審美喚醒,嘗試賦予其新藝術生命,并置于世界文學視野下審視,幫助讀者突破認知局限,真正讀懂這部偉大而被誤解最深、最嚴重的中國古典小說。
目 錄
序“偉大也要有人懂”
引子
一、尚未破譯的作者之謎
二、頗有講究的書名
三、永遠打不完的筆墨官司
四、無須共同理解 但求各有體驗
五、走進《金瓶梅》的藝術世界
(一)墮落時代的一面鏡子
(二)市民社會的風俗畫
(三)獨一無二地對“丑”的審視
(四)人原本是雜色的
(五)性:美好和邪惡的雙刃劍
(六)最難的還是現實主義
六、人物掃描
(一)西門慶
(二)潘金蓮
(三)李瓶兒
(四)龐春梅
(五)吳月娘
(六)應伯爵
七、新穎的圓形網絡結構
八、文學語言的魅力
九、小說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十、細讀文本 呼喚審美
十一、一種試驗:賦予《金瓶梅》以新的藝術生命
十二、世界文學視野中的《金瓶梅》
后記
欲把金針度與人
——《金瓶梅》、金學和寧宗一先生
陶慕寧
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概還沒有一部作品如《金瓶梅》一樣引發如此紛紜的聚訟。有關該書作者的種種揣測、對于版本及藝術品位的鑒定以及其中露骨的性描寫的爭論,幾乎是伴隨著它的問世就展開了的,而且時至今日,仍是見仁見智,未有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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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話本《金瓶梅》
近幾十年來,隨著學術空氣的日益澄明,海內外文化交流的逐漸密切,“金學”新說競起,尤其在作品的創作風格及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等畛域屢有創獲,而且愈發有了國際性的影響,成了學林矚目的“顯學”。
清儒治學,義理、考據、詞章相鼎足,蠲詞章則卒讀不忍;舍考據恐架空設言;棄義理終不過承訛襲謬,是以不當偏廢。
用之于“金學”,則有專事考賾作家、版本來歷者,是為考據;亦有側重結構、情節、人物性格之分析者,即今所謂文本研究,古所謂詞章者;又有發中外文藝理論之矢射《金瓶梅》之的,欲揭橥其創作規律、美學風格者,此殆義理。繇是以觀,治《金》諸家取徑容有不同,家數或存歧異,要不失各成勝業,考據、詞章郁郁乎文哉,第義理一道,尚罕覯思辨敏捷、理路清晰、融匯古今、厚積薄發之作。
有之,則寧宗一先生《〈金瓶梅〉十二講》之謂也。舉隅言之,此書勝在視野宏大開闊、高屋建瓴,持論謹嚴精深、含蘊不盡。
具體而言,本書特色可析為五點:曩者研究《金瓶梅》多苦綆短,而作者雅擅發明,在洞察中國小說史沿革遞嬗的基礎上,借鑒文藝形態學、小說類型學的理論,即曾對幾部劃時代的小說經典文本抉微析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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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小說名作十五講》,寧宗一著,北京出版社2023年5月版。
他以獨具的文心詩眼觸摸到吳敬梓、曹雪芹、笑笑生三位作家氣質稟賦的不同,進而提出《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說,《紅樓夢》是詩人的小說,而《金瓶梅》是小說家的小說之卓見,這就不僅賦予了傳統的小說概念以現代意義的闡釋,而且廓清了長期以來困擾著“金學”界的由于衡尺陳舊、概念模糊所釀成的迷霧,庶幾使《金瓶梅》創作風格的研究走出目前的僵局。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該書濃郁的哲學思辨意味。
讀這本小書,你會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哲學根底,它的思辨力量就來源于這種哲理的“厚積”。可貴的是,它的作者不惟旁涉各家,更是融通能化,并沒有用種種文藝理論來堆砌炫耀自己的體系,而是著力于審慎的邏輯推衍和恰當的引譬聯類以“薄發”自己的機杼。
也正是由于這種淵博的修養,使得讀者能夠達到一種超越的境界,不為菁蕪混雜的作品所惑,不被臧否兩歧的評論所迷。
第四講中對“《金瓶梅》的二律背反”的論述充分地顯示了作者不懈的反思精神和超脫的學術見識。又因為是小書,所以不拘執于字句、不害冷僻瑣屑,是作者先立其大,小者自然不能奪,正可覘見隨物賦形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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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盡的金瓶梅》(增訂本)
這本書的又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宏觀視野和精巧結構相結合。全書流動著作者對于整個小說史的統攝意識,他對《金瓶梅》細微之處的含茹從不脫離小說史的流變軌跡,這就使立論永遠保持著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如淵渟岳峙,如孤峰出岫,雄辯難移。
書中寫道:“《金瓶梅》的作者已經不再是簡單地用黑白兩種色彩觀察世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圖從眾多側面去觀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小說歷史上那些不費力地把他觀察到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硬塞進‘正面’或‘反面’人物框子去的初級階段的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經受到了有力的挑戰。”
這種宏觀的、辯證的點睛之筆實際已絕不止于對《金瓶梅》一書的批評,而是涉及整部小說史的規律性揭示了。
一本小書能有這樣的大手筆,行文卻從容有致而絕不“局促”,結構上珠聯繩貫、經緯相牽,讓人一章章讀來毫無“逼仄”之感,心緒隨著作者文思的起落而自然舒卷,從娓娓道來的小處領略《金瓶梅》的大觀。天機云錦裁處之妙,洵非刀尺建功,這正是高明手眼所在。宏觀的視野觀照結合微觀的愜心貴當的講述,這就是前敘的高屋建瓴而又含蘊不盡。
第四點,世界上第一流的文藝批評家莫不以文筆凝練雋永見長,如俄國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法國的丹納,讀他們的評論文章,不啻是一種審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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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
《〈金瓶梅〉十二講》無疑也具有詞章之美,它敘述的精彩生動,議論的汪洋捭闔,使之有別于那種干巴巴味同嚼蠟的理論專著。它辯麗整飭而給人以平易可親之感,流暢自如而又別具警策深湛的魅力,重視符采而未嘗因詞害句。在今日的圖書市場上,能夠見到這樣的好書實屬不易。
誦詩讀書,詎可不知其人?在這里再談談本書創作的緣起、委曲,以略表見書與人的糾牽。《金瓶梅》長期被目為誨淫之書,由于人所同知的原因,不但《金瓶梅》研究在一段時期內受到了質疑、打擊,連它的研究者也數罹災殃。
當年寧先生也因評騭此書受到沖擊,被安上了“毒害青年學生”的罪狀。正因為這段遭際,作者對《金瓶梅》蒙被詬詈尤為不平,他后來一系列的述造都有為《金瓶》作《春秋》的旨歸——不止于消除誤解,更標置《金瓶梅》美學,發明它獨有的藝術成就。
“金學”研究曾經咻于眾楚,險些毀在柙中,因此寧公之探驪得珠,可說是別有一番滋味,兩者之共榮辱、同喜樂,有以哉。斯編也還不滿足于為《金瓶梅》正名、讓外行人看個熱鬧,而是要把金針度與人——篇幅有限,更多的妙處、勝景,要請讀者自行領略。寧先生和心血隃麋成此一書,第五個特點就是發皇之處既有蘭陵深意,也存寧公癡心。
先生《說不盡的〈金瓶梅〉》初版之年,學生草有短評,驀然已閱二紀。今又為先生新著作序,愈感惶惶不勝。承乏用事,謹為讀者紹介佳作。
2015年4月9日于南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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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宗一講金瓶梅》
引 子
關于《金瓶梅》,過去了的時代如何看法,我們暫且撂在一邊不去管它。在今天,我還是看到了,《金瓶梅》無論在社會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間,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誤解的書,而且我自己就發現,在一個時期內,我雖然曾殫精竭慮、聲嘶力竭地為之辯護,原來我竟也是它的誤讀者之一。
因為我在翻看自己的舊稿時,就看到了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評估它的價值的矛盾。這其實也反映了批評界和研究界的一種值得玩味的現象。我已感覺到了,中國的批評界和讀者看問題的差異。
我發現一個重大差別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讀者虛偽。首先因為讀者意見是口頭的,而研究者的意見是書面的,文語本身就比口語多一層偽飾,而且口語容易個性化,文語則容易模式化——把話說成套話,套話就不真實;同時研究者大多有一種“文化代表”和“社會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個人總想著代表社會公論,他就必然要掩飾自己的某些東西。
在這方面,普通讀者就沒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怎么想就怎么說,比如對《金瓶梅》,其實不少研究者未必沒有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但他們寫成文章就冠冕堂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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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史》
盡管我們分明地感到一些評論文字在作假,一看題目就見出了那種做作出來的義正而辭嚴,可是這種做作本身就說明了那種觀念真實而強大的存在。它逼得人們必須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種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難說了。
《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塊真假心態的試金石,這也夠可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為的描寫來說,我必須承認,在我過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偽飾。
現在再讀《金瓶梅》時,似經過了一次輪回,才坦然地說出了自己心底的話:我既不能茍同以性為低級趣味之佐料,也無法同意談性色變之國粹,當然我對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說持有許多保留意見。
現在,也許經過一番現代化開導,我真的認識到,性活動所揭示的人類生存狀態,往往是極其深刻的。因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性已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華,絕不僅僅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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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美學》
所以,我認為《金瓶梅》可以、應該、必須寫性(題材、內容這樣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筆觸過于直露,缺乏藝術的節制,因此時常為人們所詬病。
但是,我更喜歡偉大喜劇演員W.C.菲爾茲的一句有意味的話:“有些東西也許比性更好,有些東西也許比性更糟,但沒有任何東西是與之完全相似的。”(這是看電視《環球影視》時聽到并速記下來的。)
至于對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來說,我是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說美學》中所說的意見:
人擺脫了動物狀態,既能變成魔鬼,也能變成天使。最壞的惡和最好的善都屬于心靈,而這二者都在文學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現。因此,對那些學會了閱讀的人來說,他們的靈魂是染于蒼還是染于黃都由自己掌握。[1]
基于此,再回到過去了的時代,我非常欣賞清人張竹坡所寫《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說的大實話: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為一線穿下來也。
凡人謂《金瓶梅》是淫書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終是一部史公文字。
在我看來,這位張竹坡先生的意見比國粹派、談性色變者以及偽善者更懂得如何讀《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書的性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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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
以上所言,實際上涉及《金瓶梅》的整個“閱讀行為”,即讀者群和評論者如何首先拓寬閱讀空間和調整閱讀心態這樣一個極普遍又亟須解決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
面對小說《金瓶梅》,評論者是否高于讀者可以不論,但他首先是一個讀者,他的評論始于閱讀,甚至與閱讀同步,因此有什么樣的閱讀心態,就會有什么樣的閱讀空間。
我想,在一個開放的、多層次的閱讀空間中,有多種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閱讀方式和評論方式,讀者可以擇善而從,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時因地而分別取用。但任何封閉的、教條的、被動的,甚至破壞性的心態都可以導致閱讀的失敗。
對于《金瓶梅》這樣驚世駭俗的奇書,面對這早熟而又逸出常規的小說巨構,必須進行主動的、參與的、創造性的閱讀,從而才有可能產生出一種開放的、建設的、創造的研究與批評。
進一步說,對于一個讀者來說,面對一部小說,首先要尊重、承認它的作者審視生活的角度和審美判斷的獨立性,我們無權也不可能干預一位古代小說家對他生活的時代采取的是歌頌還是暴露的態度:事實是,歌頌其生活的時代,其作品未必偉大;暴露其生活的時代,其作品未必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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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可以這樣讀》
《金瓶梅》的作者構筑的藝術世界之所以經常為人所誤解(誤讀),就在于他違背了大多數人一種不成文的審美心理定勢,違背了人們眼里看慣了的藝術世界,違背了常人的美學信念。
而我越來越認為,笑笑生之所以偉大,正在于他根本沒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覺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藝術世界之所以別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同于一般的審視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現生活的視點和敘事方式。
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類的罪惡中去,到那盛開著“惡之花”的地方去探險,那地方不是別處,正是人的靈魂深處,他遠離了美與善,而對丑與罪惡發生興趣;他以有力而冷靜的筆觸描繪了一具身首異處的“女尸”,創造出一種充滿變態心理的觸目驚心的氛圍。笑笑生在罪惡之國漫游,得到的是絕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對沉淪的厭惡。
總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個陰暗的世界,一個充滿著靈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惡之花園是一個慘淡的花園,一個豺狼虎豹出沒其間的花園。小說家面對理想中的美卻無力達到,那是因為他身在地獄,心向天堂,悲憤憂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喚。
然而在那殘酷的社會里,詩意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愚以為這一切才是《金瓶梅》獨特的小說美學色素,它無法被人代替,它也無法與人混淆。
我讀《金瓶梅》,愿意把它看作是一個有許多窗口的房間。從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動。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這道路是由金錢和肉體鋪就的,于是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明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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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百問》
從一個窗口望去,我們看到了一個破落戶出身的西門慶發跡變泰的歷史,看到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錢、占有權勢的全過程,看到了一個市井惡棍怎樣從暴發到縱欲身亡的全過程;
從這個窗口,我們看到了西門慶家族的日常生活,妻妾的爭風吃醋,幫閑的吃喝玩樂,看到了一幅市井社會的風俗畫;
換一個窗口,我們看到了賣官鬻爵、貪贓枉法的當朝太師蔡京等市儈化了的官僚群的種種丑態;
再換一個窗口,我們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戶外面,我們幾乎都看到了潘金蓮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當了作者的眼睛,邁動一雙三寸金蓮奔波于幾個小天地之間,用她的觀察、分析、體驗,將其連接成一個真實的世界。她又是一個發展中的人物,開頭她被西門慶占有,而后西門慶的生命終點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蓮這個形象在一定意義上又比西門慶更顯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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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審美化的心靈史》
總之,《金瓶梅》的許多窗口是朝著這些“丑惡”敞開著,讀者置身其中,各種污穢、卑鄙、殘忍、悲劇、慘劇、鬧劇,無不歷歷在目,盡收眼底。
于是我從整體上把握了這樣一部小說的內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輳、場景開闊、布局繁雜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那樣以歷史人物、傳奇英雄為表現對象,而是以一個帶有濃厚的市井色彩,從而同傳統的官僚地主有別的惡霸豪紳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的罪惡史為主軸,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斥時事,真實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層社會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藥。
作者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為主人公,直接把丑惡的事物細細剖析來給人看,展示出嚴肅而冷峻的真實。《金瓶梅》正是以這種敏銳的捕捉力及時地反映出明末現實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爭,從而體現出小說新觀念覺醒的征兆。
笑笑生發展了傳統的小說學。他把現實的丑引進了小說世界,從而引發了小說觀念的又一次變革。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認識《金瓶梅》,還是這樣講《金瓶梅》。
后 記
我上大學時,圖書館是不允許把《金瓶梅》借給學生看的,即使是中文系的學生。當時我知道,我的父親藏有一部施蟄存先生整理和刪節過的《金瓶梅詞話》,我向他索看,卻被拒絕,理由是:“你還小,先別看這些書!”
畢業后我留校執教于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并馬上被安排教歷史系學生的《中國文學史》課程。根據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教學的需要,名正言順,我開始有資格也有理由去看那部“禁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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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教書人的心史:寧宗一九十口述》
于是,首先我把父親的那部鉛印本上、下兩冊的《金瓶梅詞話》堂而皇之地接收過來,繼而又理直氣壯地到圖書館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員老王告知我的是:“你看刪節本,可以借出,至于沒刪節的那個‘本子’,需要講師以上的老師才能借閱。”
我當時真的氣昏了頭,但也只好隨老王進書庫,胡亂拿了一部,后來才知道是更加糟糕的正中書局出版的《古本金瓶梅》。不過,我畢竟看到了這部被稱為第一奇書的廬山真面目。說真話,比起我在上大學時看《三國》《水滸》,看《儒林》《紅樓》來,我對《金瓶梅》讀得分外仔細,它給我耳目一新的感覺。
我確確實實被書中描寫的特異的生活和刻畫的人物深深震撼了。雖然我從未有過記讀書筆記的習慣,但這次讀《金瓶梅》卻有一種沖動,一種急于把讀它的“第一印象”和那種異樣感受寫下來的沖動。
當然,文章并沒有寫出,因為那時的我,無論是古典文學的知識積累,還是理論上的準備,抑或文字表達的磨煉諸方面,都沒有可能把讀完一遍名作后的膚淺感受較為準確地表述出來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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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
可是我還是壓抑不住我對《金瓶梅》的特殊感情。我終于在講明清小說部分時,面對著歷史系二年級一百多位同學,大大贊美了一番《金瓶梅》“前無古人”的價值,同時也還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對于一個今后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的人來說,不能不讀《金瓶梅》!這樣的話,今天看來并無多大問題,然而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背景下,我一時的興趣竟然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受到了懲罰。
了解當時歷史背景的“過來人”可能都知道,當年“拔白旗”,是針對具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權威”而說的。我年齡小,資歷又淺,根本沒有資格當“白旗”。更準確地說,在當時我是“拔白旗”的骨干力量。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就是在這場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一天下午古典文學教研室全體老師正在開會,突然一位已升到四年級的歷史系女同學打開了教研室的門,輕輕地在房門口對著全室教師說:“我們給寧老師貼了大字報,請他去看看。”
聽了這話,我像說書人形容一個人突然受到意外打擊時那樣,腦袋真的“嗡”了一聲。說不出是因為丟面子還是過分恐懼,我感到了一陣陣尷尬,因為大字報終于貼到我頭上了。會一散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圖書館大廳,果然赫然一張大字報寫著大字標題:寧宗一老師在文學史一課中散布了些什么貨色!
在十多條批評意見中,第一條就是我在課堂上宣揚《金瓶梅》的所謂“社會的和審美的價值”“把毒草當香花”“企圖用《金瓶梅》這樣的淫穢的壞小說毒害青年學生”。我記得分明,那剛讀大字報時的感覺:心跳和腿軟、困惑和抗拒。這可能是一切第一次享受大字報滋味的人共有的生理和心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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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人手記》
以后的情況是:我在當時還不是內定的批判重點,所以誰也沒來追究這張大字報中的各條意見,似乎是不了了之了。
不過,從這段回憶文字,足見當時這張大字報對我的威懾力。記得當時我就記取了一條“教訓”,因為在挨那張大字報之前就有一個小插曲,我倒也記得清楚。
還在我給學生們剛剛講完《金瓶梅》時,不少男女同學就紛紛到圖書館去借《金瓶梅》,給當時圖書館員趙琳老師和王文通老師確實添了不少麻煩,讓他們費了很多口舌。事后王老師大大怪罪了我一番,埋怨我不應當“號召”學生讀這樣明令規定的“禁書”。這就是我這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教師第一次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上跌的跤。
我像一切年輕人一樣,不會滿足于看節本《金瓶梅》的,好奇心與性意識使然,我極想了解《金瓶梅》那被刪去的近兩萬字到底是怎樣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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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玄編《金瓶梅資料匯編》
我知道我的老師朱一玄先生有一部沒刪節過的《金瓶梅》,我曾擔心他也不會借給我看,只是到后來,我才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找了一個我想寫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的理由,一個晚上到朱先生家,請求他借這部書給我看看。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朱先生二話未說,坦然又慷慨地立即從書柜中把書拿給了我。我完全不懂版本,只記得這是一部木版大字本的《金瓶梅》,插圖繪制得極為粗劣,但我仍如獲至寶,僅用了幾天時間就又通讀了全書。
毋庸置疑,我當然特別關注了那些刪節本中沒有的文字。這次讀《金瓶梅》的印象與前一遍不同之處在于,我除了領略那露骨的性描寫而感到新奇和刺激以外,當然還有那得窺全豹的愉悅,然而從理性上則確實意識到了這位笑笑生果然有一種超前的膽識,敢于沖破那人所共知的“禁區”。
進一步說,我似又有一種疑問,為什么我還保留著第一次看刪節本時的感受,足本《金瓶梅》并沒有動搖它在我心目中屬于古代小說第一流的地位。
進入60年代,因為我教古典文學課,有權借閱《金瓶梅》,再加上我自己手頭有一部《金瓶梅詞話》,所以這本書通過我,曾經在部分教師和研究生中傳閱。
俗話說:在劫難逃。果然不錯,“文革”剛開始,一部《金瓶梅》又給我惹下了禍端。所謂“312室裴多菲俱樂部”的“不正常”活動就有傳看和散布《金瓶梅》一條罪狀。當然這樣的事,比之于那后來更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來說又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后來隨著我們那些被“打擊”的“一大片”的徹底平反,此事也就煙消云散了。然而心理積淀確實存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幾乎諱談《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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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簡編》
我怕自己談多了《金瓶梅》,會讓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樣“不潔”。然而事實證明,《金瓶梅》就像幽靈一樣纏繞著我,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它就給我招災惹禍。
我們終于盼來了“四人幫”的垮臺。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向北京大學中文系和南開大學中文系約稿,希望我們兩校分工寫兩部為不同讀者對象閱讀的中國小說史。
北大編著小說史有經驗,實力也雄厚,擔任了編著學術性強的那一部,我們則在中文系領導決定下,由我和郝世峰先生主編一部普及性的《中國小說史簡編》。
不知是心有余悸,還是一種逆反心理,我拒絕寫評述《金瓶梅》一章,而是由我約請了朱一玄先生撰寫。因為我知道朱先生下筆穩妥,而且他還是《金瓶梅》研究的老前輩,他的稿子是很容易被出版社的責編通過的。
可是,我的估計又錯了。當時的編輯室主任和責編認為,“簡編”是普及性讀物,是為工農兵及其干部看的,不去介紹《金瓶梅》也罷。我們當然不同意這一意見,并申述了三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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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略校注》,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一,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金瓶梅》已有言在先,并且是“高度評價”;二,北大中文系的“小說史”辟有專章評述《金瓶梅》,為什么“簡編”就不能評價;三,評述《金瓶梅》一書并不是“展覽”《金瓶梅》,只會有助于讀者正確閱讀和了解《金瓶梅》。
三條理由并沒打動編輯們的心,結果一部中國小說史竟然只字未提明代四大名作之一的《金瓶梅》。
后來在我執筆的《前言》中,郝世峰先生專就此問題,挖空心思地加了一段說明和解釋性的文字,結果卻是“欲蓋彌彰”!
書一經出版,朋友大大調侃了我們一番;陌生的讀者甚至來信質疑:一部中國小說史竟對《金瓶梅》不作一字評價?而我們這兩個主編也只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
這件事直到1986年在徐州召開的全國第二屆《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上,我在一篇講演稿整理成文后,寫了一段作者附記,才算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交代明白。
因為這部《金瓶梅研究集》印數不多,有的朋友可能不易看到,我不妨借此機會把這段文字引述如下:
值得作深切反思的是在1979年出版的、有我參加主編的《中國小說史簡編》中,竟然因各種原因,把論《金瓶梅》的整整一章刪去了。而“前言”的說明中,卻說了這樣一段前后矛盾的話:“有些作品,如《金瓶梅》,雖然在小說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今天也還有相當的認識價值和藝術的借鑒意義,但是,又因為其內容上的消極面過分嚴重而不宜在一般讀者中普及。考慮到本書是普及性的讀物,對于這類作品,我們也未予以介紹。”
今天看來,這段話無法解釋眾多現象。它只能說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過,現在想來,這樣的看法正好提供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進行自身文化心態反思的資料。通過目前對《金瓶梅》的深入研究,說明了我們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擺脫歷史造成的那可悲的困境,當代人文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更趨強化和走向成熟。黑格爾老人在告別青年黑格爾時就說過一句精辟的話:“我必須把青年時期的理想轉變為反思的形式。”(《黑格爾通信百封》)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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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1日第二屆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會合影
以上所寫的回憶性文字,完全是實錄。我意在說明,《金瓶梅》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知識界內外總有不少人把它看成壞書、淫書,理應禁之。
其實,當時針已撥到了80年代末,不是還有個別人在竊竊私議,誰要肯定了《金瓶梅》的價值,誰就似乎一定是不道德嗎?當然在這些人中間,有的是出于赤誠,有的則是無知,而有些人則純粹是假道學。
倘若有人追問我正式從事《金瓶梅》研究的動因,我只能回答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1983年,春風文藝出版社林辰先生在大連組織了一次明清小說研討會,其意圖是想把重點放在他們正在系統地整理出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評價上,我接到邀請信,感到很為難,因為我看過的才子佳人小說實在微乎其微,沒有發言權;而在思想上,長期沿襲著舊的觀念,對才子佳人小說始終沒有太多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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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說述林》
可是我舍不得放棄這次學習機會,還是相當認真地思考了一些問題,并以《〈金瓶梅〉萌發的小說新觀念及其以后之衍化》為題,第一次比較全面地表述了我對《金瓶梅》的基本評估。
說實話,在論述《金瓶梅》在小說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小說美學的貢獻時我充滿了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數百載,而我的教書生涯又時不時地曾和它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文章寫開去,在理論思辨中更多融合了自己的感情因素。
我意識到了,我寫這篇文章時的內驅力實際上是三十年前那“第一印象”以及那以后圍繞著《金瓶梅》的風風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為《金瓶梅》進行辯護,也是在為自己辯護。
像人的成長一樣,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來自兩方面的動力:批評與鼓勵。在大連的會上,我對《金瓶梅》及其他問題的觀點,引來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一說,對《金瓶梅》評價過高;一說,頗有新意。
當時給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我發言后,他悄聲對我說:“復旦大學出版社準備出一本收集1983年以前各大學學報上發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爭取時間,把文章發表在你校學報上,以便我們轉載。”
我聽后當然興奮萬分,一回學校就抓緊對我的第一篇論《金瓶梅》的文章進行修改,并改題為《〈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當時學報編輯羅宗強先生認為可用,經他潤飾加工,很快打出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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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京不海集》
然而好事多磨,“清除精神污染”又殃及我的文章。學校一位負責人審查學報文稿時,認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之際,“不宜”在學報發表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羅宗強雖多次申述該文絕無污染精神的毒菌,且有批評書中對性描寫的缺乏節制,然而得到的回答是:“緩緩看。”
記得好像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清污”活動暫時過去了,我的文章才解禁,得以發表。可是我知道已超出了復旦大學出版社所收《金瓶梅》研究文章的時間斷限。后來不知是什么原因,《金瓶梅研究》一書出版時,我的文章還是被收進去了。
與此同時,我在大連會上的發言和整理出的文章先后也在林辰先生編的《明清小說論集》和朱維之先生主編的《比較文學論文集》中發表。這標志著我研究《金瓶梅》的正式開始。
嚴格地說,研究《金瓶梅》,我起步較晚,其時,“金學”已經開始熱鬧起來,老樹新花,各逞風采,我投身其間,難免戰戰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幾步,有歡樂和興奮,也有困惑和煩惱,有時還有一種難言的寂寞和孤獨。
說真的,對于《金瓶梅》的研究,我曾有一種宿命感:《金瓶梅》的命運,竟然和我的教學生涯發生了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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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心靈之燈》
我常為我的氣質、個性和學識所局限,在學習的道路上,我很少把感情投注在一部書上做執著的追求和刻苦的鉆研,像一位朋友說的:“你總是打一槍就跑!”所以我確也未曾卷入過任何問題的爭論。
可是,《金瓶梅》研究的“處女作”一經發表,我就陷入了欲罷不能的境地。《金瓶梅》這個幽靈又一次緊緊把我拉入了相當長時間的論爭旋渦中去。1985年徐州召開第一屆《金瓶梅》學術討論會,我因故未能參加。
事后知道,由宋謀玚先生發難,批評了章培恒先生和我在研究《金瓶梅》中的“溢美傾向”。后來由徐朔方和劉輝兩位先生編的《金瓶梅論集》出版,我才正式讀到宋先生的大作。宋文沒點我的名,只是引了我的幾段文字,進行了批評。
事后劉輝兄告訴我,編書時,知道我正“倒霉”,不肯落井下石,所以“姑隱其名”了。我當然感謝劉兄的好意,可是宋文的批評意見,我卻難以虛心接受,憋了兩年,借著第二次《金瓶梅》討論會和第三次《金瓶梅》討論會的機會,我對宋先生的意見進行了“反批評”,其中部分意見寫入《說不盡的〈金瓶梅〉》一文中。
其后,胡文彬先生和徐朔方先生編的兩本《金瓶梅》研究論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國學者夏志清評論《金瓶梅》的文章。
又讀了包遵信發表在《讀書》雜志上對《十日談》與《金瓶梅》進行比較的文章,我對他們貶抑《金瓶梅》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他們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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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西方論文集》
至于方非在《勞倫斯的頌歌與略薩的控訴》一文中的那種比較研究,我更認為不會對《金瓶梅》作出科學的價值判斷。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應成為人們比較研究的陪襯和反襯的墊腳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的任何比較,都是不公平的。
這樣我前前后后寫了《〈金瓶梅〉萌發的小說新觀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金瓶梅〉思辨錄》《〈金瓶梅〉:小說家的小說》《說不盡的〈金瓶梅〉》《“金學”建構》《談〈讀書〉對〈金瓶梅〉的評論》等。幾篇文章體現了我的大思路:為《金瓶梅》一辯。
我不是沒有懷疑過自己要為《金瓶梅》辯護這一命題的必要性。因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漲,而且大有壓倒其他幾部大書之勢。至于對于一部書的評價,那是一個永遠不會取得完全一致意見的事。
不過,我始終認為方法雖然很重要,而且方法的改進,無疑會給古代小說研究增加生機,但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古代小說研究的社會價值。方法有助于達到目的,但方法卻不能代替對目的的追求,與時代精神同步合拍,應是古代小說也是《金瓶梅》研究追求的目的,只有與今天的文藝創作和評論銜接,才能使古代小說研究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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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投影》
我非常同意這樣一種觀點:精神勞動從來都不是純粹個人的。正是在今天,精神創造比之以往任何時候更依賴于交流、思想碰撞、彼此之間的啟示與校正,依賴于學術環境和文化氛圍。
當我寫到這里時,我想到了如果不是章培恒先生對我的鼓勵,劉輝兄和林辰先生給我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如果不是宋謀玚先生對我的批評,如果不是我的年輕的朋友王力兄對《金瓶梅》的獨到看法以及幾次促膝談心對我的藝術感知的啟發,如果不是許多師友對我的支持,我知道我是不會寫出這些文章來的,甚至不可能從事《金瓶梅》的研究。因此,這本小冊子如能面世,理所當然地包括他們的勞動和情意。
我知道,這本小冊子所達到的與預期的目的之間存在著不能盡如人意的距離。比如思路不夠開闊,具體分析還嫌少,問題切入的角度也可以再“俏”一點,這些缺點都是顯明可鑒的,好在知來者之可追,他日或可彌補。
我在這里要特別感謝我的摯友逯彤先生。
逯彤先生1960年即進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在泥人張第四代傳人張銘所主持的彩塑工作室里開始了他的彩塑藝術生涯。四十年來在承續前輩們的豐富藝術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創造了形神兼備的諸多大型彩塑,使泥塑作品題材和技巧有了很大突破,且造型愈趨完美。他的《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組塑不僅享譽國內,而且漂洋過海,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展覽,并獲得了高度評價。
此次我在整理本書過程中,即向他請教諸多問題,并請求逯彤先生加盟參與本書的制作。逯彤先生被我的真誠所感動,決定把他精心創作的《彩塑金瓶梅》畫冊授權給我,隨意由我采用。這不僅表達了他對我個人的深情厚誼,并給拙著增添了分量,同時對讀者來說也可以更好地欣賞逯彤彩塑的高超藝術創造,從而獲得一次審美享受。在此我要向逯彤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感謝他的慷慨無私,也感謝他為圖書出版事業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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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彩塑》
還有,陳淼老師在緊張繁忙的教學之余,犧牲了休息時間幫我整理、校對這部講稿,糾正錯訛,這種深情厚誼,我唯有珍惜。
最后,我應該深深感謝出版社領導對我的信任、鼓勵和期待,這一切只會讓我檢討自己寫過的和思考以后應當寫的一切。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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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曉萌繪寧宗一先生肖像
寧宗一,1931年生于北京,滿族,南開大學教授、中國金瓶梅學會顧問,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從美學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學者。代表作:《中國古典小說戲曲探藝錄》《說不盡的金瓶梅》《<金瓶梅>十二講》《心靈讀本》《中國古典戲曲名作十講》《中國古典小說十五講》等,主編《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中國小說學通論》。他也寫學術隨筆《走進困惑》《教書人手記》,讓經典飛入尋常煙火。
注釋:
[1][美]阿米斯:《小說美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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