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管出差遭性侵：錯過黃金取證期，照樣定罪判刑

崔麗麗案，就是那個女高管出差被董事長性侵的案子。

一個特別的地方，崔女士不是在案發當天報警的，是在案發后的10天才決定去報警。

這里就很關鍵，因為性侵案里，生物檢材和身體損傷記錄往往是最直接的證據。

一旦錯過黃金取證期，就容易被對方的辯護人質疑：
“沒有發性行為，就算有，也是自愿的，并非強迫。”

而該案最終這個董事長被認定成立性侵，判了4年，

關鍵的證據是：

酒店監控拍到王某在凌晨時分，將醉酒、無法行走的崔麗麗抱進自己房間。

隔壁房客的錄音，因為當晚雖然崔女士醉了，但還是有反抗，這個過程的聲音比較大，干擾到隔壁的房客，這個房客就開門來到他們的門前錄了一段錄音，清晰記錄下崔女士喊“不要”的聲音。

再有的是，酒店的前臺也負責，多次催促王某將人送回房間，也派保安去敲門未果，以上這些形成了有力的閉環旁證。

而董事長王某在偵查階段的口供前后多次反復：先是否認，后又承認，再進一步辯稱“自愿”。這些說法與監控、錄音、證人證言等客觀證據明顯矛盾。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解釋》第94條、第95條的規定：如果被告人供述前后反復、又與在案證據不符，法院可以采信對其不利的庭前供述，或直接結合其他證據否定其辯解。

在本案中，董事長關于王某是自愿的辯解既無合理解釋，又與客觀證據沖突。

法院遂采信其承認“發生過性行為”的不利供述，并結合監控、錄音、證人證言等證據，排除了自愿可能，從而完成定罪。

而網友有一點不太理解在該案的附帶民事部分，只判賠3千給崔女士，為何這么低。

我解釋一下，

在刑事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的范圍其實很有限，主要是補償直接、已經發生的經濟損失，比如醫療費、交通費等。

而精神損害賠償不屬于刑事附帶賠償的范圍，需要通過單獨的民事訴訟。

崔女士案子，其實分三塊：

一，刑事案，法院判董事長王某強奸，4年有期。附帶民事判賠3000塊錢，這筆錢主要是醫藥費、交通費這樣的直接開銷。

二，公司這邊的責任。她被公司違法開除了，所以提起工傷認定和勞動仲裁。仲裁已經判了，公司要賠違法解雇賠償金加上工傷待遇，一共113萬。現在法院還在審另一個部分，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資、加班費、沒休的年假工資，加起來大概200萬。

三，如果崔女士愿意，她還可以單獨再告王某，要求精神損害撫慰金。

這個案件中，我還注意到崔女士的先生，一直堅定地陪她走在維權路上。

一個遭遇職場性侵的女人能堅持到今天，背后有個不離不棄的男人至關重要。

真正的夫妻，就是在最難的時刻并肩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