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網友：在鐵證面前，中國人為什么還不承認漢字起源于韓國，為什么中國一直不愿意相信漢字是韓國人發(fā)明的？

前言

眾所周知，中國是漢字的發(fā)源地，然而，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偏偏韓國不知道。

外國一知名網站上，有韓國網友表示，中國在韓國有歷史鐵證作證明的情況下始終不愿相信漢字的發(fā)源地在韓國，為什么中國一直不愿意相信漢字是韓國人發(fā)明的？

而韓國的這番話也是惹怒了各國網友，大家都罵韓國“厚顏無恥”，只是，韓國為什么總偷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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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證如山”

在某個國際知名的問答網站上，一位韓國網友拋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大意是，面對我們提出的“鐵證”，為什么中國人就是不肯承認漢字起源于韓國，而這個問題，像一顆投入輿論湖面的石子，瞬間激起千層浪，引來了全球網民的圍觀和熱議。

這其實不是什么新鮮事，類似的主張總會周期性地浮現，每次都伴隨著巨大的爭議，然而，這次在全球聚光燈下的討論，卻讓更多人看到，國際社會的主流聲音，普遍對這類說法持有一種近乎一致的批評態(tài)度，甚至不乏“文化小偷”之類的尖銳諷刺。

這并非簡單的鄰里口角，而是一個國家在尋找自我身份時，陷入的一種深刻而復雜的鏡像困境。

要支撐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總得有“證據”，而這些所謂的“鐵證”體系，細究起來，卻像一個自我循環(huán)的封閉怪圈，它并非建立在嚴謹、公認的史學研究之上，而是通過選擇性的解讀和奇特的邏輯鏈條構建起來的。

就在2024年2月，一位韓國作家在電視節(jié)目上侃侃而談，拋出了一套精巧的論證邏輯，漢字的源頭是甲骨文，這沒問題，甲骨文屬于殷商文明，也沒問題。

關鍵的轉折來了，殷商是由東夷族建立的，而我們韓國人，正是東夷族的后裔，你看，邏輯鏈條一閉環(huán)，漢字的發(fā)明權就順理成章地轉移了。

這種論述，巧妙地將幾個公認的歷史概念進行選擇性串聯，卻刻意忽略了其中復雜的民族遷徙、融合以及歷史的斷層。

除了這種看似高深的“學術重構”，還有一種更簡單粗暴的邏輯。

有人聲稱，在韓國的古代典籍里發(fā)現了漢字，這不就證明漢字是韓國的嗎，這種邏輯很快就被網友們用一個生動的比喻給懟了回去，這不就等于我在家里翻出了一套《七龍珠》漫畫，然后就宣稱孫悟空是我家祖先嗎。

“使用”和“發(fā)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種混淆，本身就暴露了論證的蒼白，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被奉為“鐵證”的書籍，本身就充滿了疑點。

一本號稱揭示驚天歷史秘密的書，被網友扒出，其實是近幾十年才出版的，比如一本1994年問世的作品，根本不具備作為古代史料的價值。

其中一本叫《大朝鮮帝國史》的書，更是語出驚人，宣稱朝鮮民族擁有長達八千年的輝煌歷史，并且還是喚醒黃河文明的偉大先行者。

這種堪稱“魔幻”的敘事，竟然還被改編，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韓國某軍校的教材，試圖將現代創(chuàng)作固化為歷史記憶，這種風氣甚至蔓延到了流行文化領域。

在一部名為《帝王的黎明》的歷史題材電視劇里，出現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戰(zhàn)場上被高句麗將領一箭射瞎眼睛的橋段，然而，嚴肅的歷史學界早有共識，古代的高句麗是活躍于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民族政權，與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并非一個概念。

當有人質疑這些說法缺乏史料支撐時，總會有一些書籍給出更“神奇”的解釋，那是因為高句麗人自己把史書給燒了，你看，連證據的缺失，本身都成了一種“證據”。

紙上談兵到復刻

這種在理論層面的焦慮，并不僅僅停留在口頭和紙面，它如同一種強烈的執(zhí)念，以一種“鏡像”的方式，投射到了現實的物理世界里，從宏偉的城市地標到具體的文化產品，處處可見一種奇特的“視覺回響”。

比如在建筑領域，韓國仁川曾雄心勃勃地計劃建造一座高達140米的“奧庫魯斯塔”，然而設計圖一公布，立刻引發(fā)了軒然大波。

人們發(fā)現，這座塔的輪廓、線條，尤其是那獨特的扭轉形態(tài)，都與遠在廣州、高達600米的“小蠻腰”驚人地相似，仿佛一個等比例縮小的版本，面對抄襲的指責，設計師矢口否認，堅稱自己的靈感來源于韓國本土的八尾島燈塔。

無獨有偶，在為2030年世博會準備的園區(qū)方案中，其中一個核心建筑的造型，再次被指與中國國家體育場“鳥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種一再出現的“撞臉”，以及隨之而來的“否認模仿”模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

從宏觀的建筑輪廓，再到具體的文化符號，這種“再包裝”的操作模式更為普遍。

人們熟知的中國端午節(jié)，在經過一番包裝后，以“江陵端午祭”的名稱成功申請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爭議四起時，策略便是巧妙地混淆概念，將關于“習俗”源頭的討論，轉移到“祭奠”形式的獨特性上。

同樣，中醫(yī)被冠以“韓醫(yī)”的新名稱，極具中國特色的繩結藝術被一些人稱為“韓國結”，甚至連“孔子是韓國人”的說法也一度甚囂塵上。

更直接的，是視覺內容的“像素級同步”。

在某港區(qū)一個名為K-ube的文化館，其外墻的LED巨幕上播放的廣告畫面，被發(fā)現與遠隔千里的重慶觀音橋商業(yè)區(qū)的廣告內容高度一致，對此，韓方的回應是，相關內容已經購買了版權。

盡管在商業(yè)邏輯上無可厚?非，但當把這個行為放置在前面所述的宏大背景下審視時，它無疑加深了外界對于其尋求文化捷徑、熱衷于“拿來主義”的印象。

從平昌冬奧會上使用的青龍、白虎等源于中國的圖騰，到將活字印刷術、古琴等中華文明的璀璨成果作為本國文化進行展示，這一系列操作，共同描繪出了一幅渴望通過“復刻”與“重命名”來快速構建文化身份的圖景。

擰巴的自尊心

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操作背后，其實潛藏著一種深刻而擰巴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的一端，是戰(zhàn)后經濟率先騰飛所催生的、急于擺脫文化附庸地位的民族自尊，而另一端，則是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都無法剝離的、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印記。

這種文化上的“依賴”或者說深層聯系，在當代韓國人的生活中依然清晰可見，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韓國人的身份證，直到今天，為了區(qū)分大量同音異義的姓名，身份證上依然需要標注漢字。

這并非出于懷舊，而是出于社會管理和身份識別的現實功能需求，再看那被視為韓國文化代表的泡菜，國民美食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其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中國的三國時期。

更具諷刺意味的現實是，如今韓國消費的泡菜中，高達99%的成品或原料需要從中國的山東等地進口，網絡上一句高贊評論精準地抓住了這個槽點：“所以，山東人到底往白菜里加了什么魔法？”

回溯歷史長河，這種文化基因的烙印更加深刻。

優(yōu)雅的韓服，其發(fā)展軌跡曾深受中國唐代和明代服飾的巨大影響，無論在形制還是在審美上，都能看到清晰的傳承脈絡，這些寫在歷史中的客觀事實，是無法輕易抹去或重新定義的。

正是這種現實與歷史中無處不在的“他者”身影，與韓國戰(zhàn)后經濟奇跡般崛起所帶來的巨大民族自信心，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心理反差。

經濟上的成功，迫切地需要轉化為文化上的正統與優(yōu)越感，于是，一種補償式的、急于求成的自大心態(tài)便應運而生，試圖用經濟成就來“兌換”文化上的主導地位。

然而，事與愿違，這種通過挪用、重塑甚至發(fā)明歷史來構建自信的方式，并沒有在國際上贏得尊重，反而招致了“歷史發(fā)明家”之類的嘲諷，形成了一個尷尬的閉環(huán)。

說到底，韓國部分人士在文化認同上的種種激進主張與行為，并非空穴來風。

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一個民族在面對一個強大且文化淵源深厚的鄰國時，所產生的一種復雜而強烈的應激反應。

它既是理論上的“鏡像”，試圖在別人的歷史中照見自己的偉大，也是物理上的“鏡像”，在現實中復刻他人的成果。

歸根結底，它更是一種心理上的“鏡像”，在無法擺脫的歷史倒影中，焦慮地尋找著自我。

筆者觀點

真正的文化自信，從來不是源于對他者歷史的重新敘述或強行占有，而是植根于對自身歷史的誠實面對，以及對未來充滿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

與其在別人的倒影里掙扎，試圖證明自己是誰，不如努力創(chuàng)造出能讓世界清晰看到的、獨一無二的萬丈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