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的貨幣戰爭，導致三國都用蜀國錢幣，諸葛亮最擅長的是經濟戰

你很難想象，作為三國當中的蜀國，經濟卻是最為發達的，蜀國的“直百幣”是魏蜀吳三國之間貿易的法定流通貨幣。蜀漢以三國實力最弱的國力，居然有如此堅挺的貨幣，并成為魏吳的外匯儲備堪稱奇跡。而魏吳兩國貨幣卻不為其他兩國的認可，不僅如此，直百幣甚至遠銷海外，中亞地區的絲綢之路上亦有多處出土。也就是說蜀國的直百幣的得到了國際貿易上的硬通貨，而魏五銖和吳大泉都在本國流通，這一切都是諸葛亮的經濟戰。

蜀漢的法定貨幣是“蜀直百”。蜀直百說白了就是百元幣。這里的直就是“值”，意思就是一枚直百幣在市場上有一百枚銅錢的虛擬價值。這一貨幣價值得到魏吳兩國的認可。蜀漢在貨幣制度崩潰的三國時代復興了商品經濟，被歷代后世所認可。

實際上自黃巾起義之后，東漢的貨幣政策就已經破產，曹操后來雖然統一了北方中原地帶，但貨幣制度就已消失了近40年。曹魏政權建立初期沿用漢五銖，曹丕曾罷行五銖錢但不成功，使得曹叡復行五銖錢。魏五銖以五銖重量得名，可民間并不認可，百姓在魏亡前仍以谷帛交易為主。

而劉備入蜀之前，四川地區基本沒有貨幣流通，也是以貨易貨。但問題是，崎嶇難行的蜀地地形，迫切需要貨幣流通來發展經濟。而傳統五銖幣的重量大大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造成交易效率的嚴重下降，況且四川地區有鐵無銅，當地的錢幣鑄造不能，嚴重依賴“外幣”這讓商販們苦不堪言。

劉備入蜀之后，為了解決“軍用不足”問題，劉備采納了劉巴的建議，發行了直百錢。這一舉措迅速聚集到了物資。史載：“數月之間，府庫充實”，的顯著效果，算是解決了劉備的燃眉之急，這是劉備從士紳集團那里直接掠奪財富，而之所以沒有引發經濟動蕩，就是因為劉備的投入直百錢的地方是“官市”，而非民間。

直白點說，就是讓富戶拿出從金銀，兌換掉劉備手上的直百幣，以便讓金銀再度收入成都庫府，從而讓政府擁有對市場的掌控權。朝廷再以信用保證直百的兌現能力，在政府有高度信任的前提下，蜀漢貴族對持有直百不會有太多疑慮。大幣和小錢雖然都是虛值，但執行起來差別很大。小錢可以在政府壓力之下強行兌換良幣，但直百在百姓無錢可掏的情況下只能兌換到寂寞。

直百錢在短期內的效果立竿見影，那么，如果從長期效果來看，也是成功的，原因就是蜀漢的經濟十分發達，資源流通遠遠勝于曹魏。蜀直百的穩健，來自于劉備政府回收到足以掌控市場的大量金銀。

連年征戰對偏居一隅的蜀漢國力是個重大考驗，但蜀漢經濟并沒有因此而崩潰。孫權曾經效仿劉備發行直百錢但和穩定的直百不同，孫權不斷地制作更高額的貨幣。最開始是大泉五百、然后是大泉二千、后面又是大泉五千。這就導致了東吳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不是像蜀漢那樣一以貫之的維持固定貨幣。最后孫權沒辦法，只好親自宣布回收大泉系列貨幣。而蜀漢的幣值一直十分穩定，即使在劉禪晚期，也沒有因經濟凋敝發行大于百元的貨幣。蜀漢民生經濟也因此成為三國最穩定的一國。

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良幣會勝過劣幣。直百錢優勢明顯，價值穩定，因此也廣受各國人民的歡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當時的國際貨幣。蜀漢一直堅持運營直百，再未發售更高面額的貨幣。直百的信用在經過時間的洗禮后不斷增強，成為三國人民都愿意使用和儲蓄的貨幣。

還有就是蜀漢的社會控制力非常強，比之前的東漢和同時代的曹魏東吳都要強，能夠控制住私鑄。當然這是因為蜀地得天獨厚，本身就有銅礦，而且冶煉鑄造非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蜀錢就值錢。

曹魏實行的谷帛貨幣制度，因為取巧偽造已經是普遍現象，爛到了不得不改用銅錢貨幣的地步，曹丕恢復銅錢制度是失敗告終的——曹魏的貨幣經濟要爛到什么程度，在221年魏文帝一度廢棄五銖，改以物易物，227年魏明帝又恢復五銖，還用漢代舊錢等。東吳在236年發行大泉，后又廢除，為此不得不大量用蜀漢直百，稱為“蜀錢吳用”。

而蜀漢直百幣之所以貨幣堅挺其背后有兩大物資保障，這就是蜀錦和蜀鹽。這兩大商品是直百幣核心價值的體現，蜀錦是當時貴族個人享受和外出撐場子的必需物品，而蜀錦是由蜀漢政權壟斷經營的。而這一技術，曹魏和東吳都無法復制，蜀漢當時要求所有人購買蜀錦時必須使用直百錢，就可以將直百錢與蜀錦掛鉤，采購商當時只能用25倍的銅幣兌換一枚直百。這同黃金石油和美元掛鉤的原理是一樣的。

錦的價值在絲綢織品中最高的，自古便有“其價如金”之說。在漢末貨幣經濟崩潰的背景下，蜀錦更是成為了代用貨幣的佼佼者。在諸葛亮的治理之下，讓紡織業規模體制化，國家產業化，諸葛亮認為蜀錦所蘊含的巨大經濟價值，蜀錦的對外貿易收入將是蜀國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把工商業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物資的高度，諸葛亮是歷代第一人。

他在蜀漢地區實行“重本而不抑末”的政策，不僅允許官辦、商辦和個體家庭手工業等不同的經濟體從事蜀錦生產，他自己還親自動手在府邸的周圍種桑800株進行示范，號召蜀地百姓大量植桑、養蠶，為蜀錦生產提供足夠的原料。為此還特別設立錦官，管理織錦。僅成都一座城市，聚集的織工就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

“要想富先修路”，諸葛亮為推動商業發展，開始重視與外界的交通聯系，他下令組織人力修復秦代川陜邊境的棧道，開山鑿石筑成山路，以供商旅通行，而且還開通了蜀地至貴州、廣西的陸路交通。由于交通開始便利，蜀國對外貿易局面煥然一新，蜀錦的銷路也更為廣闊，不僅行銷魏、吳兩國，甚至還通過東南水路和陸路遠銷至東南亞及西亞諸國。靠著蜀錦的出口，蜀漢政權獲得了大量的貿易順差。

除蜀錦之外，還有就是煮鹽。四川煮鹽早已有之，四川某些地區地下水鹽量較高，用火相煮即可出鹽。再就是大力開鹽礦，當時蜀漢已經有了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大粒鹽。對此之下，曹魏的青徐海鹽河東鹽池皆黯然失色。

和蜀錦一樣，蜀鹽也在蜀漢被體制化管理。早在劉備時代，蜀漢就開始設立“鹽府”作為制鹽業的管理機構。在劉備與諸葛亮的不斷關注下,井鹽生產興旺,“利入甚多,有裨國用”。當王連擢升為蜀郡太守、興業將軍后，仍然“領鹽府如故”。鹽業毫無疑問也是蜀漢對外貿易盈利的重要產業。諸葛亮通過薅各國的羊毛的方式來滿足蜀漢的國防開支，極大地緩解了蜀地民眾的壓力，也就此創造了一州戰九州的奇跡——畢竟九州都在背地里資敵。

為了抵御蜀錦對本土絲綢的沖擊，曹丕帶頭抵制“蜀錦”，支持國貨，但效果并不理想，而大量的走私又導致國家稅收流失。等曹睿上位后，就徹底放開蜀錦貿易。至于東吳，人家一開始就是自由貿易。孫權自己就喜歡沒完沒了的給部下賜蜀錦。

蜀漢卻把皇帝年號鑄于幣上，屬于歷史首次。在信息傳播較差的古代社會，這種新錢不僅可以幫助市場分辨錢幣源流，還可以讓邊陲地區知道些許朝廷的變化。新幣在無形中成為了一種王化宣傳，引發后人效仿。

蜀漢政權雖然最早亡國，但直到南梁時，蜀地百姓仍在使用不同紋樣的蜀直百，由此可見民眾對直百價值的認可度，遠遠超越一般人的想象。一枚小小的錢幣，凝聚著皇漢最后的精魄，見證著漢族百姓對漢朝最深沉的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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