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查理·柯克、吉米·坎摩爾與美國言論自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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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wèi)·弗倫奇，觀點專欄作家

要真正把握當下美國言論自由面臨的新威脅有多嚴重，并不容易。

美國仍處在震驚之中。一起刺殺奪走了查理·柯克的生命，他當時正在大學校園里參加辯論。很少有比這更違背多元與民主精神的觀念了：你的言語，哪怕是最具爭議的言語，也可能讓你喪命。

更糟的是，特朗普政府正把柯克之死當作借口，威脅要對特朗普的政治與文化反對者實施全面打壓。司法部長潘姆·邦迪作客凱蒂·米勒主持的播客時，揚言要打擊她認定的仇恨言論，還說：“有言論自由，也有仇恨言論。尤其在現(xiàn)在，尤其在查理身亡之后，后者沒有容身之地。”

多年來，保守派律師一直在法庭上捍衛(wèi)私營企業(yè)的表達自由權。但當 Office Depot 的一名員工拒絕打印為柯克守夜活動制作的宣傳海報（她后來被解雇）時，帕姆·邦迪卻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肖恩·漢尼提表示：“如果有人要打印印有查理照片、用于守夜的海報，你就必須讓他們打印。否則，我們可以據(jù)此對你提起公訴。”

這兩番話都錯得離譜。第一修正案并不存在所謂“仇恨言論”例外，最高法院最近也以6比3裁定，企業(yè)事實上沒有義務制作違背其價值觀的表達性內(nèi)容。

邦迪后來收回了要打擊“仇恨言論”的威脅。她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你想做一個滿腹仇恨的人，只是說些仇恨的話，你有權這么做。”

該有人把這話轉(zhuǎn)告給唐納德·特朗普了。他非但沒有責備帕姆·邦迪（Pam Bondi），反而繼續(xù)加碼，對美國廣播公司 ABC的喬納森·卡爾說，邦迪“多半會去找像你這樣的人”，因為“你滿懷仇恨”。他還夸口說自己從 ABC 那里拿到了 1600 萬美元的和解金，理由是“某種形式的仇恨言論”。

就在說出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前，他剛剛對《紐約時報》提起一宗高達150億美元的訴訟，意在以如此明顯（且注定徒勞）的威脅手段，逼迫該報調(diào)整報道內(nèi)容以取悅自己。

與此同時，副總統(tǒng)JD·萬斯則鼓勵美國民眾，一旦發(fā)現(xiàn)有同胞在網(wǎng)上慶祝柯克的死訊，就向其雇主舉報。他說道：“把這些人揪出來，并且，去他的，直接打電話給他們的雇主。”然后，他又可笑地補充了一句：“我們不信奉政治暴力，但我們確實信奉文明禮貌。”

真有人相信萬斯信奉“文明”嗎？更不用說特朗普了。別忘了，萬斯在 2021 年曾公開說過：“我認為我們的人恰好憎恨‘該被憎恨的人’。”仿佛世界上真有誰理應成為仇恨的對象一樣。還有誰會忘記他當初如何炒作那則子虛烏有的新聞——聲稱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吃寵物？

對異見言論的圍剿從未停歇。聯(lián)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在右翼網(wǎng)紅本尼·約翰遜（Benny Johnson）的播客中接受采訪時，似乎威脅要以所謂“新聞失真”為由，對媒體機構處以罰款或吊銷其廣播執(zhí)照，還特意點名了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卡爾發(fā)表這些言論僅數(shù)小時后，美國廣播公司（ABC）便無限期停播了坎摩爾的節(jié)目。

坎摩爾在深夜脫口秀節(jié)目中確實說錯了話。在獨白中他說：“這個周末我們又刷新了底線，MAGA 陣營的人拼命否認那個殺害查理·柯克的年輕人與他們有關，并竭盡全力借此事件撈取政治利益。”

現(xiàn)有最可靠的證據(jù)顯示，槍手其實根本不是 MAGA 陣營的人。可就算深夜喜劇演員（指坎摩爾）節(jié)目中確有失誤，也絕不足以讓聯(lián)邦政府出面恐嚇電視臺，強行撤下其節(jié)目。更何況，正如對坎摩爾的打壓力度所展現(xiàn)的那樣，他那句話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有人極力利用事件謀取政治利益，其實是說對了。

柯克遇刺與特朗普的多線打壓力度加碼，恰好發(fā)生在社會對言論自由支持度不斷下降的背景之下。

上周五，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凱文·沃爾斯滕（Kevin Wallsten）在《華爾街日報》發(fā)文，披露了一項令人不安的研究結(jié)果。值得慶幸的是，沃爾斯滕發(fā)現(xiàn)，近八成美國人依然認為以暴力手段阻止言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接受”。但遺憾的是，這一比例在不同世代中逐步下降。嬰兒潮一代中有93%反對暴力，X世代為86%，千禧一代只有71%，而Z世代則僅有58%持同樣觀點。

這個統(tǒng)計有助于解釋為何會有人慶祝柯克之死。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已經(jīng)被徹底否定到，看到一顆子彈終結(jié)一場對話，也能感到高興。他們認為柯克的言論配得上暴力回應，并為致命后果叫好。嫌疑人的短信也似乎表明他是這樣的人。他據(jù)稱告訴室友：“我受夠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不是談判能消解的。”

太陽底下無新事。熟悉本專欄的讀者都知道，我常常以歷史為鏡，照見當下。事實證明，我們其實并不是在發(fā)明新的論戰(zhàn)，而是在無休止地重演舊有的爭執(zhí)。有時，解釋當下最有說服力的論據(jù)，恰恰就是那些來自歷史的最強論據(jù)。

這讓我再次想起偉大的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60年12月的一個決定性星期一，他在波士頓經(jīng)歷的那場關鍵事件。

道格拉斯原計劃與其他廢奴主義者在波士頓特里蒙特浸信會教堂舉行公開討論，可一群暴徒趕到，把道格拉斯的發(fā)言喝倒，并沖上講臺。官員無所作為。換言之，那一回合是暴徒贏了。

六天后，道格拉斯在波士頓音樂廳發(fā)表預定演講。結(jié)束時，他加了一段關于言論自由的短章，《在波士頓為言論自由請命》。那是我讀過最有說服力的言論自由辯護。

在這篇請命中，道格拉斯提出了三條層層遞進的關鍵觀點，逐一反駁各種形式的審查，無論這種審查來自總統(tǒng)，還是出自無組織的暴民。

首先，道格拉斯指出：“在建國先賢看來，沒有哪一項權利比言論自由更為神圣。在他們眼中，也在所有深思熟慮之人的眼中，言論自由是社會與政府道德革新的偉大動力。”

當代美國政治中最令人痛心的變化之一，是不少人堅信言論自由會妨礙多元與包容，認為為了實現(xiàn)積極的社會變革，壓制“冒犯性”或“仇恨性”言論是必要的。

這種心態(tài)在校園言論規(guī)范和“偏見回應小組”等機制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許多高校管理者出于善意，希望讓校園對歷史上被邊緣化和代表性不足的學生群體更加友好，因此決定壓制那些基于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受保護特征而讓他人感到憤怒或不適的言論。

但美國歷史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對于實現(xiàn)公正和推動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國建國后最初的149年里，聯(lián)邦層面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實際上極為有限。權利法案只約束聯(lián)邦政府，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基本可以自行制定各自的言論規(guī)則。

直到1925年，最高法院才裁定第一修正案關于言論自由的保護同樣適用于州政府。現(xiàn)在不妨自問：今天的美國比1925年更加公正，還是更加不公正？對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更友善，還是更不友善？

民權運動部分得益于最高法院關于第一修正案的一系列判決。正如眾議員約翰·劉易斯所說，“沒有新聞媒體，民權運動就像失去翅膀的鳥”。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其他自由，同樣如此。

民權領袖、國會黑人議員核心小組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沃爾特·豐特羅伊牧師曾對我說，他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些非凡的法律勝利，歸功于“全能的上帝與第一修正案”。

豐特羅伊說：“第一修正案讓我們能夠發(fā)聲，全能的上帝讓人心柔和。”

其二，正因為言論具有感動人心、改變思想的強大力量，道格拉斯認為，言論自由“在一切權利之中，最令暴君畏懼。它是他們首先要打擊的權利”。

道格拉斯說：“建立在不義與錯誤之上的王座、權柄、統(tǒng)治和勢力，只要人們被允許在他們面前談論公義、節(jié)制以及將來的審判，他們就必然會感到戰(zhàn)栗。”

道格拉斯年輕時從馬里蘭的奴役狀態(tài)中逃脫，深知專橫者的殘暴與不容異議。那些意欲支配他人的人并不喜歡被挑戰(zhàn)。他們宣稱自己有統(tǒng)治的當然權利，可這種權利經(jīng)不起最基本的拷問。所以他們要扼殺辯論，從源頭阻止挑戰(zhàn)。

其三，道格拉斯把分析從發(fā)言者轉(zhuǎn)向受眾。“同樣清楚的是聆聽的權利。”他說，“壓制言論自由是雙重的不義。這既侵犯了發(fā)言者的權利，也侵犯了聽者的權利。”

當暴民沖上講臺，當總統(tǒng)迫害媒體，或當刺客的子彈粗暴地令一場辯論戛然而止，受侵害的不僅是發(fā)言者的權利，也是現(xiàn)場每一位聽眾以及一切可能想要聆聽這番話語之人的權利。

這意味著，我對保護他人的發(fā)言權擁有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它維護了我聆聽你論點、考慮你觀點、也許據(jù)此改變自己想法或行動的能力。即便我并不被說服，甚至反而更堅信自己的立場正確，聽見反對的聲音仍然有益。

事實上，哪怕是最糟糕的言論，有時也值得聽見。美德的價值，常常在極端惡行的映襯下更為清晰。反差有助于照亮我們的事業(yè)。畢竟，當真理驅(qū)散謊言時，它更顯美好；當愛直面仇恨時，它最見力量。

最后，我想以另一位美國自由的捍衛(wèi)者、羅伯特·杰克遜大法官的一則嚴厲警告作結(jié)。他在1943年的里程碑判決“西弗吉尼亞州訴巴尼特案”中撰寫多數(shù)意見，推翻了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要求學生敬禮國旗的規(guī)定。

杰克遜的意見以其對良心自由的高昂頌歌著稱。他寫道：“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座中有一顆恒星，那便是任何官員，無論位高位卑，都無權規(guī)定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或其他意見問題上的正統(tǒng)，更無權強迫公民用言語或行動表白其對此的信仰。”

不過，這個判例也同樣值得因其警示而被銘記。杰克遜寫作時，正值與極權惡勢力的殊死搏斗，他深知通往專制之路鋪滿了審查。

杰克遜后來出任紐倫堡審判的檢察官。他指出，當“為實現(xiàn)統(tǒng)一而采取的初步與溫和的手段失敗時，那些一意要達成統(tǒng)一的人就不得不訴諸日益嚴酷的措施”。而當“政府推動統(tǒng)一的壓力越大，有關應當何種統(tǒng)一的爭斗就越激烈”。

然而，歷史一再證明，強行讓思想整齊劃一終歸徒勞無功。正如杰克遜接著所說，歷史不斷告誡我們：無論是羅馬帝國為了維護異教統(tǒng)一而試圖根除基督教，還是宗教裁判所用來推動宗教與王朝統(tǒng)一，或是流放西伯利亞作為實現(xiàn)俄螺絲統(tǒng)一的手段，直到我們當下極權政權竭力推動但正迅速失敗的各種努力——所有這些試圖強迫思想一致的做法，最終都難逃失敗的結(jié)局。

即便注定徒勞，這樣的努力也可能付出巨大代價。此刻，查理·柯克的家人正準備安葬一位丈夫、一個兒子、兩個年幼孩子的父親；數(shù)以百計政治暴力受害者的家屬在追憶他們失去的父親、母親與子女；更多的美國人承受著威脅，擔心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杰克遜大法官的話應在我們耳畔回響：

“強制統(tǒng)一意見，只會換來墓地般的整齊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