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的“左瘋”癥候群：行為背后的意識形態扭曲與法律底線

在當今的好萊塢，明星們不再只是銀幕上的偶像，他們越來越像一群政治狂熱分子，沉迷于一種極端左翼的“表演藝術”。

最近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猶太裔女演員漢娜·愛賓德在2025年艾美獎頒獎典禮上的“獲獎感言”。這位因出演《Hacks》而獲獎的年輕女星，在臺上不顧場合，高喊“fuck ICE”（意為“去他媽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并大叫“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雖然她沒有直接用臟話辱罵美國，但她的言論本質上是在攻擊美國的移民政策和外交立場，間接表達了對美國的厭惡。

更荒謬的是，她作為猶太裔，卻公開支持巴勒斯坦，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政治正確”秀。現場觀眾竟然爆發出熱烈掌聲，全場歡呼，仿佛這不是頒獎典禮，而是一場反美集會。愛賓德享受著美國娛樂業帶來的名利和財富，卻在公開場合詆毀這個國家——她為什么不干脆搬到加沙去生活呢？那里才是她口中“解放”的理想國度，不是嗎？

這種行為并非孤例。從行為主義觀點來看，好萊塢這些“左瘋分子”的舉動不是隨機的沖動，而是長期積累的意識形態扭曲所致。行為主義強調，人的行為受環境強化和模仿影響，這些明星們在好萊塢這個封閉的左翼泡泡中，不斷強化彼此的極端觀點，形成一種集體癲狂。回顧歷史，早在2017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主持人吉米·金梅爾就在開場白中多次嘲諷當時的總統唐納德·川普，將整個頒獎典禮變成反川普的舞臺。獲獎者們爭相上臺表達政治觀點，比如梅麗爾·斯特里普在金球獎上的演講，間接批評川普的移民政策，引發川普回擊稱她是“最被高估的女演員”。更有甚者，一位男星在奧斯卡臺上只說了一句“Fuck Trump”，就收獲全場起立鼓掌，仿佛這句臟話是某種“勇敢宣言”。2025年的奧斯卡同樣不例外，主持人柯南·奧布萊恩在頒獎過程中多次間接諷刺川普的政策，將一部關于移民的電影獲獎作為攻擊總統的借口。其他明星如馬克·魯法洛和蘇珊·薩蘭登也頻頻在社交媒體上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甚至戴著“Artists4Ceasefire”的別針上臺，呼吁加沙停火，卻對哈馬斯等恐怖組織的暴行視而不見。這些行為強化了他們的“左瘋”身份：他們不是在理性討論政治，而是在比賽誰更極端、誰的臟話更響亮。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這種“左瘋”行為不僅僅是言語上的放肆，還在潛移默化中傳播極端意識形態，甚至越界成仇恨言論和暴力威脅。行為主義告訴我們，重復的強化會塑造思維模式，好萊塢通過電影、電視劇和明星言論，不斷灌輸反美、反傳統價值觀，導致一些年輕人被洗腦。拿2015年的查理周刊襲擊事件為例，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槍殺編輯和漫畫家，正是因為雜志刊登了諷刺先知的漫畫。襲擊者們聲稱是為了“捍衛信仰”，但他們的行為背后，是長期暴露在極端宣傳下的結果。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好萊塢直接影響了這些兇手，但好萊塢明星們對類似事件的曖昧態度——一邊高喊“言論自由”，一邊支持可能助長恐怖主義的“解放巴勒斯坦”——無疑在間接強化這種扭曲。愛賓德的言論甚至被哈馬斯宣傳媒體轉載，他們贊揚她的“free Palestine”口號，卻荒謬地用黑條遮蓋她裸露的肩膀，以符合他們的“道德標準”。這不正是諷刺嗎？好萊塢的“左瘋”分子們在無意中成了恐怖組織的宣傳工具，卻還自以為是“進步先鋒”。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極端言論并非完全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尤其是當它跨越界限成為暴力威脅時。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自由言論保護想法、辯論甚至異議，但絕不保護暴力。仇恨言論如果演變為對他人生命的威脅，就是犯罪，而非“表達自由”。長期以來，我們目睹激進左派將威脅正常化、呼吁暗殺并為政治暴力歡呼的時代，但這種時代已經結束了。根據美國法典18 U.S.C. § 875(c)，傳輸任何包含綁架威脅或傷害他人威脅的通信均為聯邦犯罪。同樣，18 U.S.C. § 876 和 18 U.S.C. § 115 規定，威脅公職人員、國會議員或其家人均為重罪。你不能呼吁謀殺某人，不能“SWAT”國會議員（即虛假報警導致特警出動），也不能泄露保守派家庭的私人信息并以為這是“言論自由”。這些行為都是可懲罰的犯罪，每一個威脅都將面臨法律的全力追究。好萊塢的“左瘋”分子們，通過他們的臟話和極端口號，不僅在制造社會分裂，還在設計一種暴力修辭，旨在沉默他人表達保守派理想。這種策略清晰可見：他們用恐嚇和恫嚇來抹殺異見，但我們絕不會被沉默——為了我們的家庭，為了我們的自由，為了查理的遺產，他的遺產不會被恐懼或威嚇抹除。

從行為觀點進一步剖析，這些明星的“左瘋”癥候群還體現在他們的雙重標準和虛偽上。他們生活在比佛利山的豪宅里，開著豪車，享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奢華，卻在臺上咒罵美國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愛賓德高喊“fuck ICE”，但她自己作為美國公民，從未真正面對移民政策的嚴苛現實。類似地，羅伯特·德尼羅多次在公開場合辱罵川普，稱他為“白癡”和“騙子”，卻從不反思好萊塢自身的腐敗——性騷擾丑聞、種族歧視和金錢崇拜。他們的行為就像一種條件反射：只要涉及川普或以色列，就條件性爆發臟話和口號，但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罵總統算什么好漢？這種滿口污穢的“表達自由”，根本不配稱為文明人的行為。相反，它讓好萊塢從昔日的夢工廠，墮落成一團爛污的“好萊污”——一個充斥著偽善、極端和低俗的泥潭。

歷史上，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就深諳通過藝術和媒體操控人心之道。他利用電影、戲劇、音樂和書籍，將納粹思想灌輸給大眾，那些執行者——演員、導演和明星——本質上成了納粹的幫兇和倀鬼。今天的好萊塢“左瘋”分子們，何嘗不是在扮演類似角色？他們通過頒獎典禮、社交媒體和影視作品，傳播一種極端左翼的意識形態，強化反美、反傳統的情緒。行為主義視角下，這種強化會產生連鎖反應：觀眾模仿明星，年輕人被洗腦，最終社會分裂加劇。想想那些在街頭抗議的激進分子，他們的口號和行為，難道不是源于好萊塢的“啟發”嗎？

總之，好萊塢的“左瘋”癥候群不是娛樂界的鬧劇，而是社會毒瘤。從漢娜·愛賓德的臟話到奧斯卡的反川普狂歡，這些行為暴露了明星們的淺薄和危險。他們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表演一種病態的政治正確，甚至觸碰法律紅線。希望更多人清醒過來，別再被這些“倀鬼”迷惑。否則，好萊塢將徹底淪為意識形態的戰場，而非藝術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