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要了解張學良，一定要聽聽《松花江上》——《張學良的今生今世》讀后隨感

要了解張學良

一定要聽聽《松花江上》

——《張學良的今生今世》讀后隨感

文/楊之藏

張學良真是中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37歲之前叱咤風云，影響到整個中國的政治走向，37歲之后，深居簡出，被幽禁長達54年。

美國哥倫比亞訪問學者王書君寫了一副對聯，寫盡了張學良的一生。“將門虎子，整軍經武，南征西討，幡然易幟，武裝調停，誅殺楊常，重整朝綱掌帥權。沈陽事變，失足成恨，國難家仇，聯共抗日，發動兵諫，捉蔣放蔣，千秋功罪任說評。”

對于張學良，我們往往集中于兩點，一是他的風流倜儻，二是他的西安事變。我讀《紅星照耀中國》時，讀到斯諾就是經由他的部隊的幫助，才得以順利進入陜北的紅色革命根據地。

1936年，張學良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負責陜甘地區的軍事指揮。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剿共”。而這樣一個身份的張學良，其部下為什么會為斯諾提供便利？

要知道，在1935年，雙方則還是你死我活的“圍剿”與反“圍剿”的對手。在與紅軍的三次戰役（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則損失了將近三個師。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精銳部隊109師整個師被殲滅，師長牛元峰自殺身亡，被俘虜了2000多人。

這些東北軍俘虜被紅軍優待，返回后則積極宣傳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讓張學良意識到“剿共已屬無望”。他曾自述說：“共產黨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如云，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并已動搖大部分東北軍將士。”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決定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們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1936年1月，經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67軍團長高福源的主動聯絡，中共代表李克農在洛川先后見到了67軍軍長王以哲，和聞訊后駕機飛來的張學良。2月28日，李克農和王以哲達成了兩軍互不侵犯等三項口頭諒解。3月5日，李克農又和再次駕機飛抵洛川的張學良，達成了雙方負責人盡快在膚施（今延安）見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約定。

這才有了斯諾進入延安的順利通道。

4月9日晚，周恩來和張學良秘密相會在延安城內一個教堂，34歲留小胡子的張學良第一次見到了38歲留大胡子的周恩來。5月12日，周恩來和張學良再次在延安會談。

1935年底毛澤東派汪峰見楊虎城時，雙方訂立過通商和交通問題的口頭協議。8月下旬和9月上旬，楊虎城在西安先后會見了中共代表潘漢年、毛澤東的秘書張文彬。楊虎城表示擁護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雙方確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紅軍與十七路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系。到1936年8、9月間，中共中央即派葉劍英為紅軍代表常駐西安，并協助張、楊改造軍隊，共同為抗日作準備。1936年秋天后，在陜西的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之間在“共同抗日”的旗幟下，已經初步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局面，并正積極醞釀發動“西北大聯合”。

張學良、楊虎城主張抗日，但蔣介石強調“攘外先安內”，加快推進“剿共”計劃，親臨西安督促第六次圍剿行動，并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行為有所察覺，事先做了相關預案，準備了替補人員。卻沒想到被張、楊二人實行兵諫。

關于張、楊行動前的謀劃，我在這本《張學良的今生今世》里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資料。其中引自張魁堂《張學良傳》中有這么一段對話。193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張學良來到葉劍英住處，問：“蔣介石要我執行他的命令，同你們打仗，形式很嚴重，你看怎么辦？”葉反問：“張將軍的意見呢？”張：“許多天我都沒有睡覺，內戰我是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迭打’（法文音譯：政變）”。葉說：這關系到國家命運，一定要慎重。蔣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認識，抓他起來，會出現全國大分裂。人民一時不了解我們，會使我們孤立。更大規模的內戰會給日本發動進一步侵略的機會。事關重大，你仔細考慮。我也向中央報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張、楊發布《對時局宣言》。當我們今天來通讀這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宣言時，仍能感受到文字之間的急切心情。“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唆使警察槍擊愛國幼童，稍具人性，孰忍出此！”“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于救亡主張貫徹，有濟于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事變的緣由有很多，引用1964年7月以張學良之名發表在臺北《希望》雜志上的《西安事變懺悔錄》中的文字：蔣公數次招集將領會議，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致使良同虎城發生疑懼，而良則有甚于疑懼者，是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因之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劫持之謀，而此時，對于共黨方面并未征詢商議，知此者，除楊外僅少數人而已。事發之后，約周恩來之來，主要原因，系良自覺良部及楊部之無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來共同謀劃，周等到西安時，告知良，彼等初聞西安之變，深為驚訝，共黨內部分為兩派：主張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蔣公，葉劍英則其一也；一派主張和平解決，擁護蔣公，周本人屬之。

“（甲）有關刺激軍隊者：（1）請求撫恤、補充，皆無結果。（2）援綏之軍，未派有東北軍。（乙）有關于良個人者：（1）陜人續某在總理陵前自殺未遂，良至中央醫院慰問，彼之談說。（2）雙十節政府受勛，有馮玉祥而無良，認為中央有輕視和鼓勵不正行動之意有焉。（3）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唐生智而無良，把良置于后方，為預備隊隊長，此事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

西安事變商談之后，“因蔣公離陜問題，良與楊虎城發生歧見，亦為此點。良責楊，我等最初動機是不顧一切，請求蔣公領導抗日，我等既已看過蔣公之日記，確知蔣公有抗日之決心，并已應允準我等把其他意見，提出中央會議討論，我等目的可達，不應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當初乎？”

據李義彬、周天度的《 <蔣介石日記> 與西安事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宋氏兄妹強烈要求12月25日（圣誕節）前使蔣回到南京。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西安內部出現了分歧。張學良主張，蔣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就應立即無條件地放他走。楊虎城一直主張有條件地釋蔣，他擔心沒相當保證，蔣回南京后難免不對事變發動者進行報復。張、楊的部下大都主張有條件釋蔣。中共亦主張有條件釋蔣。后來楊在周的勸說下，同意無條件釋蔣。

至于張學良陪同蔣介石返回洛陽，在王書君的《張學良世紀傳奇》里，張學良說，我在事變中，意識到委員長被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和患恐日病等份子所包圍，其本人還不是沒有團結御侮、抗日救國的想法，且委員長又答應了我們所提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團結御侮、抗日救國的目的既達，個人得失在所不計，特隨即來京待罪，請給以應得的處分！

在《 <蔣介石日記> 與西安事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披露，25日蔣走后三小時，周恩來、博古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釋蔣情況時說：“宋堅請我們信任他，他愿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指蔣、宋答應的條件——筆者注），要蔣、宋今日即走。張亦同意并愿親自送蔣走。楊及我們對條件同意。我們只認為在走前須有一個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

張學良到洛陽后，就被軟禁起來，但并沒有像楊虎城一樣，被軍統特務殺害。據說是宋美齡的緣故，也可能與宋子文有關。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張學良口述史料記載，“我把蔣介石送回南京后，有人主張槍斃我，宋子文就對蔣介石說，如果你把漢卿槍斃，我就把你的事抖摟出來！”

1988年，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去世。兩年后，也就是1990年，張學良全面恢復了人身自由，并前往美國探訪，在這期間，他透露：“簡而言之，我可以說我是共產黨，我同情共產黨，如果我是自己，我就是共產黨。”在《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中，他說：“我是同情共產黨，我認為共產黨對中國有益處，而且認為共產黨是愛國。換句話說，我同情他們，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真正我內心。”

《張學良的今生今世》；張學良口述 王書君撰編；團結出版社；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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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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