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80周年，古特雷斯建議對安理會改革，廢除五常一票否決權

臨近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日公開呼吁對安理會進行徹底改革，摒棄其1945年的“舊格局”。

古特雷斯強調：“當今安理會的組成，已經與現代世界格局脫節，其架構仍停留在1945年的舊時代。這不僅會引發其合法性的質疑，更會影響治理效能。”他自稱是“首位持續公開呼吁安理會改革”的聯合國秘書長，并對英國、法國提出的限制五常一票否決權的提案表示“支持態度”。

二戰后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其核心任務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它的決議在聯合國體系中具有最高權威性和強大法律效力。然而近年來，安理會屢屢陷入癱瘓狀態，這一現象在國際熱點危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俄烏沖突是最近的一個典型案例，每一次涉及譴責或制裁俄羅斯的動議，俄方代表幾乎都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否決權。即使有十幾個國家贊成，只要俄羅斯說“不”，整個決議就無法通過。全世界眼睜睜看著戰火在烏克蘭蔓延，而安理會除了開會討論、激烈爭論最終卻無果而終外，難以采取任何實質性行動。

巴以沖突同樣暴露了安理會的困境。從去年到今年，安理會已多次就加沙地帶局勢進行表決。阿拉伯國家提出要求立即停火的決議，美國立刻投下否決票；換成美國起草、強調以色列“自衛權”的決議，其他國家又會投反對票。結果是各方互相否決，真正能夠達成的共識少之又少。

英國和法國提出的改革提案，核心在于限制五常的一票否決權。具體而言，提案建議在發生大規模暴行、人道主義災難，如種族滅絕、戰爭罪行或大規模平民傷亡時，五常不應輕易動用否決權。

該提案主張建立一個特殊機制：當聯合國秘書長或聯合國大會多數成員認定出現嚴重危機時，常任理事國在投票中至少應保持克制，避免動輒使用否決權阻礙安理會行動。如確有行使否決權的必要，該國必須向國際社會證明其正當性。

這一建議看似溫和，實則觸及了聯合國體系中最核心的權力分配問題。一票否決權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一直是五常的特殊特權，也是國際權力結構的集中體現。

許多新興國家長期抱怨安理會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聲音。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已是發達國家的日本、德國等國家，都在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這些國家認為，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地區影響力，理應在安理會擁有更大話語權。

然而，安理會改革的最大阻力恰恰來自五常自身。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修改安理會結構不僅需要聯大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票，還必須經過安理會同意，且五常都不能反對。換言之，改革安理會的前提條件是五常自己愿意松口。

五常的一票否決權本質上是一種“護身符”。只要擁有這一權力，它們在關鍵問題上就永遠不會陷入被動，即使全世界都反對，只要自己行使否決權，安理會就無法采取任何不利于它們的行動。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會輕易放棄這一最終底牌。

美國和俄羅斯在否決權使用上歷來最為積極，自然不愿看到自己的特權受到限制。中國雖然使用一票否決權的次數相對較少，態度謹慎低調，但從原則上也不太可能支持削弱否決權，因為這會給未來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英國和法國之所以敢于提出限制否決權的建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如今的硬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已遠不如冷戰時期。它們希望通過這種姿態占據道德制高點，但內心很清楚這一改革難以真正落實。

古特雷斯此次高調呼吁改革，是在利用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歷史性時機，將這一問題重新提上國際議程。他深知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讓全世界重新關注這一議題。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行動不僅是出于理想主義，也有現實考量。他要維持聯合國的存在感和相關性，就必須推動改革。哪怕是有限度的改革，如增加幾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或建立某種“否決權說明機制”，都比停滯不前要好——關鍵是要讓國際社會看到，聯合國并非一個完全僵化的組織。

安理會改革的可能性路徑有多種：一是擴大安理會規模，增加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使更多國家參與決策；二是對否決權使用施加程序性限制，如要求公開說明理由或在一定條件下暫停使用；三是建立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之間的制衡機制，當安理會因否決權陷入癱瘓時，允許聯大在一定條件下采取行動。

然而，任何改革方案都面臨巨大挑戰。國際社會對改革方向缺乏共識，各國對如何擴大安理會、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以及如何限制否決權等問題存在深刻分歧。更重要的是，五常對放棄任何既得特權都持謹慎態度。

古特雷斯的呼吁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聯合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改革的緊迫性。然而，真正的改革需要成員國特別是五常的政治意愿和妥協精神。聯合國成立80周年或許是一個契機，讓國際社會重新思考如何構建一個更加公正、有效和代表世界人民的全球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