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說說上世紀70年代,江澤民在羅馬尼亞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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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
上世紀70年代,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與蘇聯關系惡化,逐漸轉向中國、南斯拉夫等國家尋求友誼。盡管中國當時的國力十分貧弱,但依然果斷做出援助羅馬尼亞的決定。
1971年,中國政府決定援助羅馬尼亞11個項目,這些項目較為集中、考察任務重,第一機械工業部的領導經過研究決定,派一位具有較高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既有國內工作經驗,又有外事工作經歷,業務水平高、知識面廣、懂外語的人來擔任援羅項目考察組總組長。
時任時任一機部對外組援外處處長的田文遠遲遲找不到組長的合適人選,他只好向對外組負責人張劍飛請示怎么辦,張劍飛說:“有一位同志非常合適,他就是江澤民。”
張劍飛曾在第一汽車制造廠任計劃處處長,與江澤民共過事,江澤民的政治敏銳性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64年5月,中國派出第一個出席國際電工委員會年會的代表團,參加在法國埃克斯累班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年會,時任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技術副所長的江澤民隨團出國參會,并任代表團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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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的江澤民
年會開始后,會議主席提出,由于會員國印度總理尼赫魯逝世,與會的南斯拉夫國家委員會主席和芬蘭標準協會理事長提請全場起立為尼赫魯默哀。由于當時中印兩國關系緊張,代表團對此沒有思想準備。在這個瞬間,江澤民當機立斷讓全團從座位上站立起來,但沒有低頭。主管外事工作的廖承志知道此事后,專門表揚了江澤民應對得體。
張劍飛的推薦很快獲得部里的批準,1971年7月28日,考察組總組長江澤民和援羅汽車模具廠考察組飛抵羅馬尼亞。
考察組的人員中沒有羅語翻譯,羅方安排了幾名剛從布加勒斯特中文系畢業的年輕人為他們擔任翻譯,但這些年輕人缺乏翻譯經驗,又不懂技術,翻譯效果并不理想,語言成為了考察組的第一道難關。
江澤民決心系統學習羅語,此后的一個月里,他堅持刻苦攻讀羅語,常常在緊張忙碌工作了一天后,晚上加班學習羅語到深夜。平時江澤民無論吃飯、散步還是出差坐車,都隨身帶著羅語詞典,手拿寫滿單詞的卡片,逢人就問,見人就練。大半年以后,江澤民已經能用羅語與羅方人員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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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右二)
在羅馬尼亞工作期間,江澤民非常注意入鄉隨俗。考察組里的一些專家熱衷于“運動”那一套,在羅馬尼亞沿用國內軍隊連、營、團的稱謂,令羅方相當不解甚至感到不滿;也有專家帶了大量毛澤東的像章和語錄,逢人就送,甚至硬往羅方人員胸前佩戴,并以此劃線,認為接受并佩戴的就是朋友,不接受的則被視為不友好。
江澤民認為不能這樣簡單化行事,這種做法會讓羅馬尼亞人反感,他耐心地做說服工作,引導專家們明確肩負的責任,并及時向我國駐羅馬尼亞使館反映情況。使館的領導在聽了江澤民的匯報后,馬上禁止了這些做法。
當時考察組每人每月只有40元人民幣的零用錢,光是理發就要花掉很多,江澤民就去我國駐羅馬尼亞使館借來理發推子,大家相互幫助理發,節省了不少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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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二排右一)
羅方每日供應三餐,但考察組里的不少專家不習慣羅餐,吃得很少,江澤民便給大家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道理,并帶頭吃羅馬尼亞奶酪,甚至是羅馬尼亞的傳統食品———新鮮的羊奶酪和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江澤民經常與我國駐羅馬尼亞使館聯系,給考察組專家安排幾次臨時中餐,讓大家調劑胃口,吃到可口飯菜,有時他也請國內來的代表團或專家組帶一些醬菜、咸菜等,以滿足部分專家的需求。
1971年10月,江澤民回國向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匯報工作,他認為援助羅馬尼亞不能照搬援助其他國家的老模式,便在匯報時大膽提出建議,要求調整以往的援外模式。周子健一聽就火了,他說:“你不知道部里這個底線嗎?你不要把事情辦砸了!”當時正處于“運動”后期,擅自改變援外方式,是要承擔風險的。
江澤民卻說:“部長,請您先聽我把話說完,再發火也不遲啊!”隨后他如實反映了援羅考察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實際困難。最終周子健對江澤民的請示和建議給予肯定,并要他寫一份詳細的書面材料,上報核心小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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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健
與江澤民一同回國的田文遠聽說了此事后,對他說:“澤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懼怕領導批評,敢堅持原則,不怕丟烏紗帽!”
江澤民說聽后:“烏紗帽算什么!在領導面前,就是要敢于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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