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在全國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之際,楊天石和其他31位大陸學者跨過臺灣海峽,參加了當時前所未有的盛事,臺灣史學界在臺北召開的學術討論會。在這個盛會上,楊天石披露了蔣介石日記,因此結識了《傳記文學》的主編劉紹唐。這個素有“野史館館長”之稱的紹唐先生和楊天石一見如故,之后,他們出版了眾多“傳記文學”,其中就有陳布雷先生自己撰寫的陳布雷回憶錄,這才讓我們了解了這位影響眾多進步青年,身居高位卻又爭議不斷的陳布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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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這十個字是陳布雷筆名的由來,也是自五歲求學,而后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后進入《天鐸報》做撰述記者,對待當時時局,內憂外患,對待整個民族的處境,想要用文字來喚醒國民的決心。在任職《天鐸報》期間,交友廣泛,來者不拒,結交了不少的好友。最常來往的,是當時在《民主報》的宋教仁。每次有國際政治變動時,他倆便在各自報上發表文章,互相辯論。一來二去,他們便成為摯友。而后,戴季陶,洪佛矢,胡飄瓦等等學養深厚的大家,一一位列陳布雷好友名單。
“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圣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1912年,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用英文撰寫了“告友邦人士書”,當時已在上海文人界小有名氣的陳布雷,翻譯了孫先生的《告友邦人士書》。他的國學深厚,又精通英文,在這本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至此,在上海的文人界,不僅之前結交的大家摯友,其他人也已經無人不知陳布雷。這奠定了之后他成為一代文豪大家的根基,而這一年,他年僅二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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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這一年是對陳布雷十分重要的一年,是他人生命運改變的十字路口。自從辭了報社記者后,陳布雷先后在郡城任教、因家事居家、又任教。教書的第十年,商務印書館找到陳布雷,請他去上海做編譯,之后上海《商報》邀請陳布雷任編輯主任,在這里,他認識了潘公展,一同是編輯部的同人。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報館放了假,于是陳布雷邀請潘公展一同去南昌。這個時候的南昌,已經是北伐軍的天下,而在南昌的朋友,也多次致信給陳布雷,讓他來南昌看一看,也向他表達了蔣介石知道這位上海編劇界的人物,想要相見一面。一九二七的新年,他們達到了南昌,先是拜見了張靜江先生,張靜江與蔣介石關系十分密切,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第二天,張靜江就領著陳布雷和潘公展去見了從牯嶺回來的蔣介石。
“君等在精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系,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后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與蔣介石相見幾次之后,便被一再邀請加入國民黨。于是,同年二月,陳布雷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這位后來被譽為“國民黨第一支筆”的陳先生,開始了他的政黨生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在報刊新聞界博得大名的陳布雷,自這一年開始,進入權力核心,開啟了新的陳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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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邀請陳布雷同行去北京,對陳布雷甚是看重。一是安排陳布雷住在曾國藩的舊居,二是任命他為總部秘書長。而陳布雷婉言謝絕。他說,如果不能再在新聞事業上奮斗終生,那情愿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這樣鞠躬盡瘁的一位書生,入了政,卻不能隨波逐流,這便是他最后悲劇的根源。
拒絕了蔣介石的陳布雷,回到上海,在《時事新報》任總主筆。而蔣介石卻不放棄,在第三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布雷被選舉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去了北京和南京。剛到南京,張靜江先生就提請陳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但陳布雷仍舊堅持想要在新聞界耕耘,不愿意任職教育廳廳長。便向政治會提交了兩次辭呈,均不被許可,但他堅持回到了上海。然而《時事新報》的總經理卻擔心入了政的陳布雷,會影響報社的中立性,隱晦提出讓陳布雷離社。另一方面,身染重疾的張靜江多次造訪上海,好言相勸,最終,陳布雷答應了任職浙江省教育廳長,辭去了報館工作。
任職了廳長的陳布雷,生活上卻一貫文人作風,十分簡樸。去北京辦事,住在中央飯店,住的房間是三等室,僅一間屋子再加一書桌而已。朋友們知道了笑話他,“真能以官為傳舍者”。兩袖清風,鞠躬盡瘁的文人氣節,加上蔣介石的看重,且屢屢為蔣介石撰寫各種公文《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等等。一路官至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和侍從室第二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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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同時日本不斷恃強要索,蔣介石內外交困,這時,西安事變發生了。蔣介石被困西安,在一次國民黨臨時中常會開會過后,陳布雷去了左舜生的寓所,說他十分憂慮,認為現在討伐和轟炸操之過急,而且對馮玉祥十分不放心。看目前形勢,認為張學良和楊虎城并不一定會真的為難蔣介石,但宋慶齡卻一定要到西安去見蔣介石,陳布雷極力勸阻,但是沒有勸住,十分擔心。他們談了許久,到臨出門時,陳布雷依然疑慮萬千,焦慮悲憤。對當時事情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陳布雷自身復雜的性格。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安排給陳布雷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是撰寫《西安半月記》,向外界說明事件始末,博取信任。陳布雷對此書十分費心費力,寫作一度反反復復,前后歷時了好幾個月,才最終定稿。而不為人所知的是,陳布雷一代文學大家,寫西安半月記卻如此耗時,背后的原因是當時蔣介石要求陳布雷把蔣介石被迫承諾條件,偽造成領袖對張、楊的訓話,陳布雷心中覺得奇恥大辱,直接把狼毫筆都戳斷在墨盒里。雖然內心十分抗拒,但還是完成了這部謊言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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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今日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靈魂,日漸成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一位文人傲骨,做久了政治的筆桿,把黑寫成白,把白寫成黑。自從加入國民黨那天起,這位文人便不再是他自己,沉溺在政治深淵中的他,越來越覺得十分苦痛,只得向友人說說自己內心深處的掙扎!抗戰勝利后,他的一位好友董廉三,勸他急流勇退,及時引退,但是已經在國民黨成為第一支筆的他,早已經身處漩渦,無法自拔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當時陳布雷的胞妹的獨生女要在上海舉辦婚禮,陳布雷故意勸走了家里的至親前去上海參加婚禮,親友走后,他告訴副官,自己身體不好,如果有客人來,一律不見。之后,便把自己關在房間,寫下了訣別信,留下了“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以至不能自拔。”便吞服安眠藥離世了。
“文章根底在忠愛,言非衷出神所尤......筆鋒掃蕩比武事,笑驅罷敵同蚍猶。陳子聞言掀髯笑,我自為傅君莫咻”這是與陳布雷、馮君木并稱“慈溪三才子”的洪佛矢,在少年時,為稱贊陳布雷作的一首詩《阿雷》。人人都說才子出少年,少年意氣,胸吞云夢。那時的他恣意激蕩,才情顯露。不知選擇的道路不同,最后的結局是否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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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風云變幻的時代,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都會被卷入歷史的洪流之中。或正確的選擇,或錯誤的選擇,都會被后人記住、評說,也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這一位,國民黨第一支筆——陳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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