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尹繼武： “強人政治”時代的政治心理基礎

尹繼武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近些年的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突出表現之一便為逆全球化思潮和方向的轉變。與此相伴，一些大國如美國或其他區域國家國內政治的變化也是引人矚目。加之大國戰略競爭，地區安全沖突的頻發與僵持，這似乎預示著當今國際社會已步入了另一個時代。在諸多推動這種國際格局和國內政治變化的要素中，領導人作為一種作為微觀的變量，逐步被人們所重視。從發達國家的民主退化，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強勢領導人頻現，皆說明一個具有全球意義而言的強人政治時代的來臨。

其一，領導人的個性特質至關重要。縱觀那些國內政治和情感極化激烈的國家，都或多或少伴隨著特定個性獨特，與眾不同領導人的崛起甚至上臺執政。譬如美國特朗普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埃爾多安等為代表的中等強國。這些領導人自身的個性特質，尤其是極端傾向特別明顯，比如極度自戀，在自我和環境關系上的挑戰和重塑特質，以及對于權力追求、關系掌控、群體對立的高驅動特性等等。就此而論，所謂的強人政治或政治強人，都是“非制度”化，以極端自我作為政治行為和偏好的依據。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全球層面，不少研究將上述性格獨特的領導人歸結為“民粹領導人”，即以反建制、代表受忽視的民眾聲音的領導人，他們身上共享著一些人格特質，如黑暗三維人格特質的自戀、心理異常和馬基雅維利主義權力觀。總之，只有那些在關鍵性格特質維度上異于常人的領導人，在當下百年大變局之下，才能夠對特定發達國家或中等強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重大改變，甚至是顛覆的影響。

其二，全球政治中的文化和秩序觀的變遷。在全球化與一體化的時代，發達國家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助推者。這突出表現為，美國其實是二戰后國際制度的創建者之一。然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于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態度，包括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并非只有唯一的選擇。同理，美國的對外經貿態度一直在進口征稅和限制進口，以及推行自由貿易之間平衡。權力轉移背后的技術、經濟發展模式的轉移，也使得無論是發達國家，亦或是相關中等國家，對于經濟全球化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正因為此，上述性格獨特的領導人，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政策偏好、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尤其成為當下逆全球化的代表。放寬時間的限度，這些領導人在尚未參政和執政時，其相關政策言論也是一直存在，具有一定的恒定性，比如特朗普對于征稅、貿易保護等相關政策言論，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只不過這么多年，特朗普自身的政治言論、政策偏好，缺乏相應的社會共鳴以及政治接納機會。由此看來，領導人的政治影響表現，受自身性格特質、政策理念與國內政治的共識的多重影響。

其三，領導人國際政治影響的共識基礎。到底是特定領導人的個性與偏好，可以一定程度上塑造國家內部的思潮文化，以及對外政策偏好變化，還是國內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為特定領導人的政策理念誕生奠定了社會土壤，這個問題的答案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塑造與重疊的。猶如上文所分析，只有當國內社會對于傳統的內政外交理念及其后果產生了實質性的“反思”，才為特定民粹領導人的政治動員、政策敘事和情緒操控提供了可能的機會。這個時間節點、政治經濟條件是一個臨界點的問題，在到達臨界點之前，特定政治精英的話語敘事、情感訴求是有相應的推動作用的。當然，性格獨特的領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國內政治和對外戰略格局，也會受制于一些更為根本性的要素，比如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為個人的作用提供的空間是有一定限制，除非政治精英重塑制度設計。而社會與政治共識是否形成，也是領導人能否產生個體性影響的必要條件。獨特個性、政策偏好、國內制度設計以及領導人偏好能否形成社會共識，這諸多要素也是缺一不可。

總而言之，在世界進入到動蕩與變革的深化時期，領導人的關鍵作用更為突出。理解當今國際政治的走向，需要綜合領導人的獨特信念體系、政策偏好，以及在國內政治層面的領導人與社會共識的調適。國際關系理論的傳統尤為強調體系層面的限制性要素，但在一個重大和急劇變革的環境中，需要更為關注關鍵性領導人的政治作用。特別是這些獨特領導人的出現并非是某個發達國家或中小國家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全球普遍意義成為一類現象時，這恰恰說明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決定國家對外行為和國際格局變遷的要素，領導人的能動性逐步構成核心驅動力。反過來也表明，如何約束諸如特朗普等獨特領導人的破壞性，也是包括美國在內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所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文章來源：《海外看世界》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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