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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敦煌藏經洞的遺書通過高光譜成像重現于世,當《永樂大典》的散佚篇章借助人工智能實現“虛擬合璧”,我們正見證著一個文明傳承方式發生深刻變革的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數字文明加速演進的時代,當算法開始撰寫論文,當虛擬現實重構閱讀體驗,出版這項延續千年的文化事業,其本質價值是否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出版行業又將肩負怎樣的歷史使命?今天,我想從三個維度探討數字文明時代出版的深層價值與核心使命。
一、出版的本質追問:
在數字狂潮中錨定價值坐標
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記載了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批判——蘇格拉底借埃及神話中文字之神圖特(Theuth)與法老塔穆斯(Thamus)的對話提出:“文字只會讓人類靈魂遺忘。人們依賴文字記錄,便不再努力記憶;他們將信任外在符號,而非內在回憶。”蘇格拉底認為寫作的弊端在于:虛假的智慧、被動接受、記憶惰性,換言之,蘇格拉底認為這是文字和寫作的原罪。但是今天,眾所周知,數字技術帶來的認知革命,遠比文字的出現更為劇烈。我們不得不思考:當內容生產變得如此便捷,當信息知識的獲取如此容易,出版的稀缺性價值是否還存在?如果存在,那在哪里呢?
這就要回歸到出版是什么的元問題。出版從來不只是信息的搬運工,或者知識的堆砌匠。從孔子刪述六經到張元濟整理四部叢刊,從三千儒臣歷時五年編成《永樂大典》到近三萬名學者歷時十五載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從來都不是知識信息的簡單搬運和擴散,而是能使意識、觀念、語言、構思、設計、表達得以物質化且遠距離、隔時空傳播的一種創造發明,是人類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體記憶的基本方式。在現在的數字文明時代依然如此,出版依然通過選擇、翻譯、編纂和傳播,跨越時空,在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文字之間,搭建起溝通、認知、理解、學習的橋梁,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也因此,出版的不變本質是選擇和傳播,選擇、加工并建構,進而傳播知識、科學、技術等先進優秀文化文明成果,推動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出版的永恒價值在于對知識的價值判斷與體系建構。在信息過載的數字時代,在紛繁復雜的信息網絡中,這個價值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加凸顯。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出版業面臨三個根本性挑戰:一是時間維度的消解危機:數字技術驅動的即時生產與傳播機制正在顛覆傳統出版的周期性規律,使得知識從創作到傳播的時間鏈條被徹底重構,出版業賴以維系的沉淀與反思空間遭遇根本性擠壓(古登堡印刷術時代,一本書的出版需要數月甚至數年。這種“慢”特性,恰恰構成了思想的沉淀空間。);二是權威體系的解構困境:數字傳播生態中,自媒體內容的海量涌現與算法推薦機制的雙重作用下,專業出版機構經過長時期努力構建的知識權威體系正在遭遇系統性挑戰(當人人都能成為“出版人”的時候,專業出版的價值何在?);三是認知深度的喪失風險:數字閱讀場景下,碎片化內容消費模式與即時反饋機制正在持續消解人類深度思考的認知能力,傳統出版所培育的系統性思維范式面臨前所未有的解構危機(研究表明,紙質閱讀時大腦的深度思考活躍度比數字閱讀高出37%。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論斷,在數字時代得到了新的印證。出版如何應對這種認知模式的轉變?)。
這些挑戰直指出版存在的哲學基礎。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在數字文明時代,出版如何既為紛繁的信息洪流建立價值坐標,又在快速迭代的數字環境中守護思想的深度與厚度,更為人類文明的持續演進培育智慧的種子,進而堅守它的本質和意義?
二、出版的使命重構:
在虛實共生中重建文明秩序
數字文明不是對印刷文明的簡單替代,而是一次認知范式的革命性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面對上述根本性挑戰,出版需要完成三個維度的使命躍遷。這不僅關乎行業發展,更關乎人類文明進程。
一是從載體革命到認知革命。古登堡印刷術催生了現代科學體系,因為它改變了知識的傳播方式。今天的數字技術同樣在重塑我們的思維模式。出版不能止步于載體的數字化,更要關注數字媒介如何改變人類的認知結構。
英國歷史學家古迪在《書寫的力量》中指出,文字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今天,數字技術帶來的認知革命更為深刻:增強現實技術正在改變我們對文本空間的感知,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我們空間認知的重構;超鏈接使閱讀從線性走向網狀,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時間認知意義上的轉化;人機協同創作模糊了作者與讀者的界限,這必然帶來主體認知的遷移……出版必須超越簡單的載體轉換,深入參與到這場認知革命之中,才有可能重新適應這個時代這種文明帶來的大眾需求和認知需要。
二是從內容供給到意義建構。在AI生成內容爆發的今天,出版的獨特價值和競爭優勢不再是內容生產能力,而是價值判斷能力和系統性知識架構。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新的評價體系,建立內容評價的“羅盤”,通過專業化的知識過濾機制,在混沌的信息洪流中確立可信賴的價值基準,這不僅是簡單的優劣評判,更是建立知識合法性的認知基礎設施。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超越碎片化信息的表層拼貼,重建知識譜系的時空脈絡。通過系統性的內容架構,將離散的數據點轉化為具有歷史縱深和文化厚度的認知圖譜,恢復信息與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關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專業領域日益細分的現代知識版圖中,出版的獨特價值還在于構建跨學科的認知拓撲網絡。出版工作不僅可以實現不同知識模塊的橫向連接,更能促成經驗性知識與價值性智慧的縱向貫通,最終形成立體化的知識生態系統。簡而言之,就是在信息洪流中的各個孤島之間架設橋梁。
三是從文化傳承到文明對話。在人類文明面臨數字化轉型的今天,出版必須超越地域局限,構建跨文明的對話平臺。這要求我們既要深植本土文化根脈,又要具備全球視野,在文明互鑒中找到新的文化生長點。一方面,出版需要成為不同文明體系間的“意義轉換器”,建立文明對話的“翻譯”機制。這不僅僅是語言的轉譯,更是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審美體系的深度互釋。我們需要找到既能準確傳達本義、又能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出版表達方式,進而避免文明對話陷入“各說各話”困境。另一方面,出版應當創造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文化交流場域,構建交流互鑒的“第三空間”。這個“第三空間”既不是簡單的文化拼貼,也不是強勢文化的單向輸出,而是不同文明元素碰撞融合后產生的新認知維度,既尊重文化差異,又促進創造性轉化。最后,出版要致力于發掘人類文明底層的情感共鳴和理性共識,培育跨文明理解的“共通感”。這需要超越表象差異,觸及人性深處共同的價值追求和情感體驗。這種“共通感”的培育,不是要消弭文化特色,而是要在差異中建立更深層次的相互理解。
三、出版的未來可能:
在數字文明中創新價值路徑
數字文明的網狀結構決定了它的內在精神,其開放、平等、協作、分享,互動、求真等特點,決定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傳播規律:泛媒化、大眾化、去中心化、無邊界。數字文明時代的出版,大體呈現出智能化、平臺化、數據化、音頻化、交互性、O2O化和IP化的發展趨勢。
在數字文明的深層變革中,出版業正經歷著從價值內核到存在形態根本性轉變的產業革命。傳統出版的價值鏈和商業模式正在被徹底解構。我們需要突破傳統認知框架,以全新的思維重新定義出版的使命與價值,從三個維度重新構想出版的未來可能,創新價值路徑。
一是從“內容傳播”到“認知架構”的范式躍遷。傳統出版以內容為核心,數字文明時代的出版則以認知場景建構為要義。這種轉變包含三個層次:首先,知識呈現方式發生根本改變,線性排列的文字正在被多維立體的知識網絡取代,閱讀行為進化為沉浸式的認知體驗。基于此,出版者需要掌握空間敘事能力,構建具有認知縱深的知識場域;其次,知識生產模式發生根本轉變,作者與讀者的界限正在消融,用戶生成內容(UGC)與專業生產內容(PGC)的融合催生出新的知識生態,出版者要成為知識共創的引導者,而非單向輸出的把控者;最后,知識價值標準發生深層演變,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出版的價值不在于信息傳遞的效率,而在于認知提升的效應。出版者需要建立新的價值評估體系,從“傳播量”轉向“認知增量”。
二是要馴服技術而非被技術馴服。在算法主導的時代,這是出版業面臨的核心挑戰,這需要創造性地建立新的技術倫理框架:首先是對抗算法異化的認知主權原則,出版者應當開發“反脆弱”的內容分發機制,通過刻意差異化手段,努力打破算法繭房,引導和維護受眾的思維自主性。其次是超越注意力經濟的時間管理策略,出版業需要重構時間維度,設計抵抗即時滿足的閱讀體驗,在碎片化時代重建深度思考的模式方案。第三是技術服務于人的人文立場,出版創新應當把握分寸,保持必要的技術節制,再先進的技術手段,最終都要以幫助人們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和知識收獲為目的。
三是從文化傳播到社會認知基礎設施構建。這是出版業社會功能的戰略性升級。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到,數字文明時代的出版業正在從文化傳播者轉型為社會認知基礎設施的構建者。這一轉變包含三重使命:首先是社會認知的調和功能,出版業應當成為不同知識體系間的“轉換器”,促進專業知識與公共認知的良性互動,防范社會認知的碎片化與極端化;其次是多元共創的開放功能,通過系統性的內容架構和知識平臺設計,出版業可以激活群體智慧,推動知識生產從精英主導轉向多元共創;最后是文明演進的干預功能,出版業需要把好內容關、做好風向標、當好粘合劑,建立相關機制,通過對知識傳播路徑的主動設計,引導社會向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方向發展。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出版將不再是文化產業的一個門類,而將成為塑造人類認知生態的基礎性力量。數字文明時代,出版的使命和價值正在重新被定義,出版人既要有顛覆傳統的勇氣,又要有重構價值的智慧,更要有守護人文的定力。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想象力來重新構想出版的未來,以更深的洞察力來把握變革的方向,以更強的責任感來引領行業的發展。作為數字文明時代新一代的出版人,我們既要擁抱技術變革的澎湃浪潮,又要守護文明傳承的深沉底色;我們既要參與全球知識的激烈競爭,又要培育本土智慧的獨特魅力;我們既要滿足當下讀者的即時需求,又要關照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這些不僅是出版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更是我們應該對人類文明進步所作的貢獻。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于尋找新的風景,而在于擁有新的眼睛。”數字文明時代,出版人要培養這樣的新眼睛——既能看清技術發展的本質,又能洞察人文精神的永恒。在不確定中保持確定,在擁抱變化中擁抱未來!
排版 | XG
審核 | 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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