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吉良 I 人生半馬：青蔥歲月之二一一 上學

第一篇青蔥歲月之二

上 學

我的父母都是單傳，爺爺奶奶只生了我父親一個，外公外婆沒有生育，領養了寧波鄞縣史家碼村的一個史姓女孩，這個女孩后來成了我母親。母親被領養后不久，外公不幸病逝。外婆一個人帶著母親生活在上海，外婆是上海卷煙廠工人，她一邊做工，一邊照顧年幼的母親，生活十分艱難。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日本鬼子占領上海，他們燒殺掠搶，欺壓平民，無惡不作，母女倆天天過著擔驚受怕的生活，吃盡了苦頭。后來工廠停工，外婆失業，上海待不下去了，母女輾轉回到當時叫做孝孺鄉的伍家村，也就是現在的大佳何鎮和平岙，那是外婆的娘家。 1945年，母親虛歲17歲，嫁給了父親。上海解放后，外婆作為老工人，重返上海卷煙廠，不久便退休回到女兒家養老，過上了安定的晚年生活， 1973年病故。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人多力量大和＂光榮媽媽＂的感召下，農村婦女生兒育女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再加沒有節育措施，母親與所有育齡婦女一樣，孩子以每三年一個的速度出生，到1961年我出生算上，已經有7個孩子了，大哥初中，二哥高小，大姐初小，二姐三姐三哥尚未上學，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那時侯，三年自然災害，公社大辦食堂，天災人禍，整個社會己折騰得不成樣子，農村吃不飽飯的情況已經很普通了，農民吃烏糯根，吃樹皮，吃野菜，只要能填飽肚子，什么都吃，很多人出現了浮腫病，個別的甚至餓死。

我出生在不該出生的年月，可謂生不逢時，父母為了全家人能填飽肚子，一天到晚不是在田洋畈干活，就是在山上尋食，沒功夫照顧我，整天把我放在搖籃里。那時候，農村孩子就是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流鼻涕、生凍瘡、癩痢頭、爛眼睛，但比起這些孩子，我還不算邋遢，很多家長已經顧不了孩子的吃喝拉撒！生了孩子養不起孩子，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孩子的造化了。萬家正對面有座山，形如虎鼻子，叫虎鼻頭，山腰有一座孩兒坑，是專門埋葬夭折嬰兒的墳塋，那段時間，四近方圓幾個村不知道有多少餓死、病死的孩子一個個拋進孩兒坑里，成了可憐的孤魂野鬼。

聽母親說，我從小還算是比較乖巧的孩子，當年，我一個人躺在搖籃里，從來不哭不鬧，餓了喝點從食堂拿來的薄粥，或者喂點粗糧，困了就呼呼大睡，直到會走路了，才與搖籃告別。但遺憾的是，一年多的搖籃生活，給我留下了明顯的兩個后遺癥：一是因經常側睡，兩個耳朵豎不起來了，耳廓緊緊貼著頭皮，視覺上蠻不雅觀，也影響了我的聽力；二是因先天營養不良，導致發育嚴重滯后，我十七歲高中畢業時，身高才一米六不到，體重八十斤，直至二十歲后才飛速長高，成為豆芽型身材，身高雖達一米七六，但體重仍一百斤不到。

我還天生愚鈍，七歲以前的事情，大都沒有印象了，知道的一些往事都是父母親后來告訴我的，但有一件事至今還記憶猶新事、歷歷在目。

父母親由于生于亂世，都沒讀過書，但對孩子讀書的事非常重視，常聽父親說不讀書永運穿草鞋穿不了皮鞋，讀書了即使穿不上皮鞋也不會當個睜眼瞎。所以，家里生活無論怎樣困難，只要到了念書年齡，一定把孩子送到學校里去，能讀幾年算幾年，不像別人家孩子早早看牛干活去。

1967年，我七虛歲。仲夏的某天下午，驕陽似火。我割毛兔草回家，一進道地，就看見堂前坐著一個清清瘦瘦、個頭矮小的中年人，與父親說著話，父親見我抱著兔草進來，就說，來來來，這就是我家老七，林老師你看看這孩子能上學嗎？說話間，父親把我拉到那個叫林老師的跟前。林老師摸摸我的頭，笑著答道，個頭好像小了點，還是上學吧，早讀書早收心。我從小聽父親講過《西游記》唐僧取經的故事，林老師這么一說，似乎我是孫悟空，他是如來佛，要收我似的。我暗自好笑。但我感覺，我的人生可能就要在兩個大人的對話中轉折了，上學念書意味著我將告別過去從早到晚、一刻不息、天馬行空般在野外玩耍的世界。那么，讀書又將是怎樣的世界呢？我當然不曉得，但又很想知道，所以，我既渴望也好奇，巴不得早點一腳踏進校門。
九月的一天，秋高氣爽。我終于等到上學了。那所學校叫胡家小學，學校與萬家隔著一條石門溪。胡葉沈萬是胡家、葉家、沈家、萬家四個村的簡稱，呈棱形分布，村挨著村，相鄰而居，隔溪相望，方圓不過二里，四村的人口加起來還比不上一個大村人多。葉家村的人自以為與胡家人口相當、實力不分伯仲，不想送孩子到胡家小學讀書，就單獨辦了葉家小學。胡家則把沈家、萬家兩村攏在一起，辦了胡家小學，校址設在胡氏祠堂。

改革開放前，很多農村小學辦在祠堂或宗廟里，光線暗淡，地方潮濕，環境陰森，當時的老師大都吃住學校，生活非常艱苦，而且祠堂宗廟過去是族人上香祭拜、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沒有足夠的膽子恐怕不敢住夜，但也不得不住。林老師把兩個兒子帶在身邊念書，也算有了個伴。胡氏祠堂在村的西邊，一堵大墻緊挨祠堂西面，幾棵參天松樹并列排著，樹冠似蓋，像是威武的哨兵。祠堂北面是墳地，我剛到胡家小學讀書時，剛好村民在平一座墳墓，說這是村里一個地主的祖墳，是封建的毒瘤，必須堅決鏟除，讓他死無葬身之地。我擠在人群里，看到墳面已挖開，墳里的棺材暴露在外面地上，看上去完好無損，連朱紅的大漆都沒有斑落。當時，我聽旁邊的村民說，這棺材里躺著的是解放前胡家村大地主，是逃往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胡福相的父親。聽到胡福相的名字，我想起很小就聽父親講過其人，說他怎么怎么出息，早年曾留學日本，民國時期當過福建兩地縣長，中央國民黨警官學校教務長，福建警官分校副校長。1949年隨蔣介石到臺灣后，擔任過第一任國民黨警務處長，是四近方圓最大的官了。胡福相小少離家，但并未橫行鄉里，父親謹言慎行，勤勞節儉，也沒有血債。土地改革時期，胡福相家的家庭成份雖然被評定為地主，但從來沒有得到鄉里鄉親們的不待見，大家還是和睦相處。然而，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覺醒了的勞動人民，感到最親最濃的鄉情也不能代替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更不允許一個死去了的地主埋葬在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學校旁邊。忠不忠，看行動，人民群眾狂熱起來，任何力量都是螳臂擋車，群情激憤，把墳墓鏟平了。這要是在過去，中國人講究死者為大，挖祖墳是大忌，誰會去干這種折壽的缺德事呢？現在時代不同了，誰叫他是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呢？胡福相生于1908年，病逝于1972年，當時他仍健在，但肯定不知道此時他父親的墳墓被鄉親挖了，他若知道家鄉的人如此對待死去的父親，會作何感想呢？

被移去北面墳墓的胡家小學是一所單班村校，只有一個老師，一只教室，五個年級的學生坐在同一只教室上課，這種教學叫做復式教學。復式教學一堂課，每個年級平均分不到十分鐘，老師需要特別大的能耐把控學生的紀律，而且老師對各年級段的語文，數學，音樂，美術必須樣樣都會。剛入校時就聽大同學說，林老師大名林西更，有個綽號叫＂笑面虎＂，上課從來不兇，平時一點不嚴，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但學生都怕他。他上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激發不同年級段之間教學的互動，讓中、高年級的學生幫助低年級的學生釋義解惑，讓低年級的學生在學有余力的情況下，跟著中、高年級的學習知識。我不懂規矩，常常在林老師給中、高年級講課提問時，一邊聽一邊思考，沖動起來就大聲回答，這時林老師不但不批評，還表揚我。雖然我一知半解，回答也不一定正確，但是，林老師的肯定和表揚使我的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成就感滿滿，覺得上學念書，雖然比不得一天到晚在田野里撒野來得自由，但腦袋瓜子裝的東西慢慢多了起來，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還真不少。

林老師還善于做學生的思想工作，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有一件事至今都讓我難以忘記。

上學時母親買了一只書包，這書包很簡陋，其實就是一個可以背的布袋，外面繡了一幅一女孩和一男孩背著書包并肩上學的圖，很多男同學就說那圖上的女孩是我的＂內客＂＂內客＂是寧海人的方言，老婆的意思。小時候我特別害怕別人說這書包上畫的女孩是我＂內客＂，同學一起哄，我就恨不得鉆到地下去。我曾多次跟母親提要求，能不能重新買一只沒有圖的書包。但母親說沒錢，不可能再買一個了。無奈我只好繼續背著。但我還是動了一個腦筋，把書包反過來背，把有圖的一面貼在胯骨上，原想男同學們看不到圖，就不開玩笑了，誰知他們看到我書包，就想到了那個圖，還是照樣地開玩笑。有一次，我剛踏進教室，一個高年級的男同學突然高喊＂內客、內客＂，其他男同學一哄而起，齊聲叫著＂內客、內客、內客＂，我因含羞而委屈，一氣之下跑到辦公室，向林老師告了狀。林老師聽了，笑笑安慰道，沒事沒事，這幫兔崽子！老師去批評他們，以后就不會有人開你玩笑了。說罷，他就牽著我的手來到教室，看著一下安靜下來的每張小臉，林老師面帶笑容說，萬同學這么小的人怎么會有“內客”呢？你們有嗎？林老師頓了頓，環視了教室一圈，又說，原來都沒有呀，事實你們也是沒有的，但長大后你們都會有“內客”。所以，以后大家就不要開萬同學玩笑了。如果，我是說如果，還有同學開萬同學的玩笑，那我就叫他和女生同桌去，大家說好不好？那時，男女同學是不說話的，男同學最害怕與女同學同桌，讓人取笑。林老師的這一招很靈，讓所有的同學再也不敢開我玩笑了，解決了我的一塊心病。

我有時一個人呆呆地，想著入學以來林老師對我的關心呵護，想著林老師這么厲害，樣樣精通、無所不能，幼小的心靈里，充滿著對林老師的感激和崇拜。林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是我入學念書的引路人。我很希望林老師一直教我，可惜林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就調回老家漲坑小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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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硯邊燈火

□ 文章：萬吉良

□ 圖片：網絡

□ 編排：天姥老人

□ 審核：水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