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必看！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竟靠玄宗對吐蕃的陸戰勝利

在小說電視劇《長安的荔枝》，七品小官吏李善德看到是嶺南廣州港口海上貿易的繁榮，接觸蘇諒一樣精明的胡商，用商業投資的眼光打量一切，這也是從另一方面折射了唐朝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商業繁華使當時的廣州成為亞洲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

現在，在廣東沿海的港口，如今仍能見到古代商船留下的痕跡——廣州“南海神廟”的千年古碑、潮州筆架山窯址的宋代瓷片、徐聞古港的漢代陶罐……這些沉默的文物，訴說著古代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的輝煌歷史。

古代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來源于唐朝嶺南海上貿易的爆發式增長。但鮮為人知使，唐朝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嶺南海上貿易的發展，一切來源于唐玄宗李隆基對吐蕃的陸戰勝利密切相關。尤其是廣東人必須了解，唐朝對吐蕃持續半個世紀的“高原戰爭”，間接催生了古代廣東港口的黃金時代。

唐朝與吐蕃的軍事沖突

在唐朝建立的七世紀初，青藏高原分布著蘇毗、象雄（羊同）、黨項等數十個部落，彼此攻伐不斷，混亂不堪。雅隆部落的松贊干布，在十三歲時候繼位，通過杰出的軍事才華和政治謀略，削弱了舊貴族的勢力，統一了青藏高原的各個部落，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朝，以牦牛為圖騰的政權。

松贊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高原騎兵靈活的機動性，自然練就了強大的戰斗力，東征西伐，疆域涵蓋了青藏高原及周邊大片區域，逐漸成為唐朝在西部邊疆的勁敵。

勢力強大的吐蕃王朝，一直對大唐的西域和河西走廊地區虎視眈眈，但這兩處地方對大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帶，不僅水草豐盛，盛產馬匹的肥沃之地，乃是中西方貿易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的關鍵樞紐。大唐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通過河西走廊和西域的絲綢之路，運輸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如果絲綢之路被吐蕃完全控制，唐朝的對外貿易將遭受沉重打擊。

因此，唐朝與吐蕃的戰斗沖突就是不可避免。吐蕃的松贊干布在位時候，屢屢進發動與大唐的戰爭，被大唐軍隊打敗后，后心生畏懼，請求和親。唐太宗從長遠戰略考慮，決定安撫吐蕃，將遠房侄女文成公主嫁給了松贊干布。這樣，和親政策使唐朝和吐蕃維持相對和平之狀態，雙方沒有發生大規模沖突。

吐蕃占據西域

當唐高宗李治繼位時候，伴隨著吐蕃的松贊干布的去世，吐蕃大權落入到權臣大論祿東贊家族的手中，對外擴張的野心開始膨脹。再加上學指出7世紀青藏高原較溫暖，吐蕃人口或達百萬，支撐長期戰爭，自然有軍事實力挑釁大唐，唐朝和吐蕃的關系急速惡化。

于是，在唐高宗至武則天時期，吐蕃與唐為了爭奪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帶的控制權，雙方在安西四鎮（今新疆庫車、喀什等地）展開拉鋸戰。吐蕃利用高原地理優勢，采取“誘敵深入+截糧道”戰術，聯合西突厥、吐谷渾等多方勢力，控制青海湖地區，切斷唐與西域聯系，安西四鎮首次淪陷（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試圖與大唐爭奪亞洲霸權。

在唐玄宗繼位的時候，吐蕃已經控制了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的要塞，切斷了大唐與中原與中亞、歐洲的陸上貿易通道。根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在甘肅的敦煌設立“節度使”，對過往商隊征收“過路稅”，稅率高達貨物價值的30%，全面封鎖了陸地絲綢之路，嚴重打擊了大唐的對外貿易進程，制約了財政收入和經濟來源。

更要命，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國、突厥汗國結盟，形成“高原-中亞-西亞”軍事同盟，徹底封鎖了大唐的陸上絲綢之路，嚴重威脅到大唐國土安全，以及國泰民安。

唐玄宗與吐蕃的戰斗

唐玄宗繼位時候，看到了吐蕃的強勢和陸地貿易被封鎖的局面，就做好與吐蕃發生戰斗的準備。正好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唐朝國力如日中天，進入了 “開元盛世” 的全盛階段。國內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為戰斗的打響做了物質的準備。

為了對抗強勁對手—吐蕃對西部邊疆的威脅，唐玄宗在在軍事上，他加強了邊疆地區的軍事防御，任命了一批有能力的將領，如哥舒翰、高仙芝等對于，負責鎮守邊疆；在外交上，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聯合西域和中亞小國，組建反吐蕃的強大聯盟。

開元十七年（729 年），吐蕃試圖經過西域南下，控制印度洋出海口，威脅唐朝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通道。于是，吐蕃就率領大軍占領了河套地區的石堡城，這一處地方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吐蕃進出河套的必經之路。

當驛站飛鴿傳書，石堡城被吐蕃占領，唐玄宗決定果斷出手，命令唐宗室李祎等將領率河西、隴右軍出擊。李祎將軍制定了巧妙的戰術，一面派人多舉旗幟，四面出擊，吸引吐蕃注意，一面親率 5000 士卒奇襲石堡城，最終石堡城被成功攻克。之后，唐軍以石堡城為基，又繼續占領了吐蕃在河套、隴西一帶領土，開拓疆域一千多里。

唐朝對吐蕃勢力的壓制

唐軍在石堡城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唐軍的士氣，也讓吐蕃見識到了唐朝的軍事實力。唐玄宗繼續采取“以戰養戰”的策略，發動對吐蕃的全面反攻，與吐蕃爭奪在西域和中亞一帶的霸權。

開元二年（714年），唐將薛訥率軍夜襲吐蕃大營，斬首1.7萬級，獲戰馬7.5萬匹，史稱“武街之戰”。之后的三十余年，唐軍在青海湖、石堡城、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等地與吐蕃展開二十余次大戰，最終收復水草肥沃的河西走廊，將戰線推至青藏高原北部。

但唐軍和吐蕃的戰爭，代價也是非常慘重。據《資治通鑒》統計，唐軍累計陣亡將士超過15萬人，消耗軍費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0%。但玄宗與吐蕃的血戰，也換來了戰略性的成果：吐蕃因長期戰爭耗盡國力，被迫放棄對西域的控制。

大唐對吐蕃的戰爭，導致威脅大唐西北疆土的突厥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大唐陸上絲綢之路雖未完全恢復，沒完全解封，但貿易風險已大幅降低，卻成功將吐蕃鎖死在青藏高原，限制了其領土擴張。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

之后，在公元751年，怛羅斯之戰雖然唐軍在中亞敗于阿拉伯帝國，但戰后阿拉伯人發掘陸地貿易風險遠遠高于海運，很多商人也發覺陸地運輸商品容易受阻，海上安全性高，于是加強了對大唐的海上貿易，原本經西域販運的阿拉伯香料、印度寶石的吐蕃商隊，改道由阿拉伯商人經廣州輸入到大唐。

所以，可以看到大唐對吐蕃的戰爭，促使了中世紀大唐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唐朝政府也采取多項政策，鼓勵外國商人做生意，借此增加財政收入。于是，唐玄宗在嶺南設立“五府經略使”，剿滅海盜，保障商人的海上運輸安全。同時，建立了中世紀的海軍隊伍，80%戰艦由安西都護府淘汰的陸戰裝備改造；保障商人海上運輸貨物的安全。

為了鼓勵胡商做生意，唐朝政府允許廣州成為經濟特區，阿拉伯商人在廣州享受番坊自治權，允許廣州阿拉伯人自建清真寺、法庭，形成“國中之國”。

廣東港口的崛起

吐蕃戰爭的頻繁，也迫使唐朝將絲綢生產重心從川蜀南遷至嶺南。如742年唐玄宗令江南織工南遷，廣州出現“百機坊”絲綢工場，國家政策的鼓勵，也刺激了廣州海上貿易的發展。

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代從廣州出發的“通海夷道”，全長1.4萬公里，途經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最終抵達東非和歐洲。這條航線比陸上絲綢之路長三倍，但運輸成本僅為陸路的1/5，自然成為大唐主要的對外貿易渠道。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直接推動了廣東港口的崛起。開元年間（713-741年），廣州已成為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當時東亞最大的對外港口，年吞吐量超過100萬件貨物。廣州的港口吞吐量大幅增長，每年抵達廣州的外國商船數量從原來的數十艘增加到了上百艘。這些商船帶來了來自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的商品，如香料、象牙、珠寶等，同時也將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特產運往世界各地，促進了唐朝對外貿易和商業的繁榮。

廣州海外貿易的發達

廣東的造船業由此也蓬勃發展。史書記載，唐代廣州能建造“海船十丈”，載重達2000石（約120噸），船體采用“水密隔艙”技術，即使部分艙室進水仍能航行。這種技術比歐洲早了1000年，被《舊唐書·呂才傳》譽為“天下之奇工”。考古學家也發現，在唐代廣州番坊內，波斯商人與吐蕃戰俘比鄰而居，吐蕃戰俘乃是被唐軍俘虜后押至廣州造船的“技術工人”，可以看到當時唐朝造船業發達。

同時，唐朝在西域和中亞一帶戰役的勝利，也提升了國際威望。周邊國家和地區認識到大唐的強大，愿意俯首稱臣為藩屬國。很多外國商人也愿意在對外港口廣州、泉州一帶設立商館，長期居住下來，專門從事貿易活動。

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促進了廣州本地商業的繁榮，還帶動了嶺南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如為了滿足海外市場的需求，當地廣東的窯廠不斷改進工藝，生產出大量精美的陶瓷產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遠銷海外。

唐政府為了管理廣州的海外貿易，在廣州設立“市舶使”，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關機構。據《唐會要》記載，市舶使的職責包括“掌蕃貨易之利”、“征稅于蕃商”，每年為朝廷帶來數百萬貫的稅收。現在廣州懷圣寺光塔（今光塔路），乃是唐朝阿拉伯商人仿造吐蕃烽火臺建造，既用于禮拜，也用在監控珠江航道。

安史之亂之后，大量中原人口的南遷，為廣東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據《元和郡縣圖志》統計，安史之亂后，廣東人口增至150萬，其中不乏因戰亂南逃的商人、工匠和學者。他們將絲綢、瓷器、茶葉等特產帶到廣東，再通過海路銷往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人才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使唐朝廣州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結語

所以，朋友們，當你今天漫步在廣州時候，撫摸唐代碼頭遺址的時候，可以緬想腳下每一塊古老的青石板，以及飽經歷史滄桑的遺址，都凝集著唐朝軍人在青藏高原與吐蕃戰爭的血與淚。由此也令人感慨，歷史都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唐朝在陸地絲綢之路的震蕩，卻促使了嶺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