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病重的毛主席把葉劍英元帥叫到床邊,鄭重交代了一件特別任務:
“到了廣東,一定要找到莫雄。他是我們的老朋友。不管他過去做過什么,都要給他安排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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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讓主席在生命最后時光仍念念不忘的莫雄,到底是誰?
他身上有著怎樣驚心動魄的故事?
我是莫雄,故事要從1934年秋天說起。
那時,我作為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被召上廬山參加蔣介石親自主持的絕密軍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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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老蔣躊躇滿志地拋出了他的“鐵桶計劃”——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要把江西蘇區的紅軍徹底圍殲,筑起密不透風的“鐵桶”。
我看著地圖上那步步緊逼的碉堡線和龐大的兵力部署,心沉到了谷底。
紅軍,那些為理想而戰的年輕人,難道就要這樣被扼殺?
我與老蔣,自北伐他遇險時我率部救過他,算是有些舊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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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
后來雖因政見不合幾經沉浮,靠著些老關系和老本,才得以坐到現在這個位置,甚至能參加這種核心會議。
但此刻,我對他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
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我在上海重逢的老部下劉啞佛(劉和珍烈士的兄長)
是他讓我接觸到了進步思想,結識了項與年等中共地下黨員,讓我明白了該站在哪一邊。
會議結束當晚,我帶著那份沉甸甸的“鐵桶計劃”絕密文件,星夜兼程趕回德安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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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門,立刻召集了項與年、劉啞佛等幾位“自己人”。
燈下,我們仔細研讀這份計劃,越看越心驚!
這是要把紅軍徹底困死的毒計!
必須立刻送到黨中央手中!
時間緊迫,容不得半點閃失。
我們決定由項與年同志負責運送,他機智沉穩,又懂客家話,便于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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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連夜行動,把計劃的核心內容用密寫藥水,一頁一頁、仔仔細細地抄錄在四本學生字典的空白處。
天蒙蒙亮時,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揣著這“要命的字典”出發了。
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我的心揪緊了,此行兇險萬分,但這是挽救紅軍的唯一希望!
后來得知,項與年同志歷盡艱險。
在靠近蘇區的泰和、興國一帶,敵人封鎖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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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完成任務,他竟然……竟然用石頭敲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把自己弄得滿臉血污,蓬頭垢面,硬是扮成叫花子混過了層層哨卡!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又是心痛又是敬佩,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正是這份用生命守護的情報,及時送到了瑞金周恩來同志手中。
中央據此果斷決策,提前開始了戰略大轉移——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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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后來那句“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每每想起,都讓我覺得,我們冒的險,值了!
蔣介石的“鐵桶”,終究成了“漏桶”。
然而,秘密行動不可能永遠不露痕跡。
1935年,我被調到貴州畢節當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手下還配了個中央軍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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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重用”,但我心里清楚,老蔣未必沒有試探的意思。
在畢節,得知當地滯留了不少紅軍傷病員,我立刻和專署里的盧志英、劉啞佛等同志商量對策。
我們利用師長陳光中貪圖享樂的弱點,天天拉著他打獵、釣魚、喝酒,讓他無心也無力去“清剿”。
同時,秘密通知傷病員和游擊隊抓緊時間轉移、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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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當賀龍、蕭克將軍的紅二、六軍團佯攻貴陽時,我更是提前把正規部隊調離畢節城,只留少量保安部隊象征性地“維持秩序”。
結果,紅軍兵不血刃就解放了畢節。
消息傳到蔣介石那里,他勃然大怒,一紙電令把我抓起來,關進了南京軍法處!
那一刻,我以為自己完了。
或許是命不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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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聯合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
老蔣焦頭爛額之際,我的老友張發奎、陳誠等人出面力保,說我這個“老粵軍”還有用,可以派回去做“策反”工作。
老蔣權衡利弊,最終把我放了。
雖然事后他對我已不再信任,只讓我干些地方行政工作,但能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我的處境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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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解放戰爭末期,國民黨保密局的黑名單上還是有了我的名字,我不得不避走香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
我在香港收到了來自廣州的信件,其中一封竟是老友葉劍英的親筆信!
劍英兄,我們在粵軍第二師共事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他誠摯邀請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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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
帶著對新中國的無限向往和對老朋友的信任,我回到了廣州。
見面時,劍英兄緊緊握著我的手說:
“莫雄同志啊,毛主席在我南下前特別囑咐:‘到廣東一定要找到莫雄,他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錯誤,都要給他安排工作!’”
那一刻,我熱淚盈眶,毛主席的胸懷和劍英兄的情誼,讓我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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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
1951年土改時,當地的農民兄弟只知道我過去是國民黨“大官”,在土改工作組支持下,強烈要求把我押回去批斗,甚至喊出了“槍斃”的口號!
消息傳來,我心中苦澀卻也能理解。
就在千鈞一發之際,又是劍英兄!
他得知后拍案而起,嚴令“槍下留人!”并迅速派人保護了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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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
時間到了1956年,我在《南方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
沒想到,遠在遼寧,一位老戰友看到了我的名字——梁明德同志!
他就是當年那個敲掉自己門牙、冒死送情報的項與年啊!
他立刻聯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同志確認,然后激動地報告了他的老上級李克農同志。
很快,我就接到了進京參加國慶觀禮的邀請。
在北京,我見到了李克農同志,更與項與年(梁明德)同志劫后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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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英兄特意設宴款待我們,席間他動情地說:“莫雄同志當年提供的情報,對黨、對紅軍是極大的功勞!”
看著老戰友們熟悉而滄桑的面容,聽著這遲來但無比珍貴的肯定,我心中充滿了感慨。
回首這一生,從北伐到“剿共”,從秘密戰線到建國后的風波,我始終堅信自己選擇站在人民一邊是對的。
能活到今日,能為這個新生的國家盡一份力,看到這盛世景象,我莫雄,此生無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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