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74年，病重的毛主席把葉劍英元帥叫到床邊，鄭重交代了一件特別任務：
“到了廣東，一定要找到莫雄。他是我們的老朋友。不管他過去做過什么，都要給他安排好工作。”
這位讓主席在生命最后時光仍念念不忘的莫雄，到底是誰？
他身上有著怎樣驚心動魄的故事？
我是莫雄，故事要從1934年秋天說起。
那時，我作為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被召上廬山參加蔣介石親自主持的絕密軍事會議。
會上，老蔣躊躇滿志地拋出了他的“鐵桶計劃”——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要把江西蘇區的紅軍徹底圍殲，筑起密不透風的“鐵桶”。
我看著地圖上那步步緊逼的碉堡線和龐大的兵力部署，心沉到了谷底。
紅軍，那些為理想而戰的年輕人，難道就要這樣被扼殺？
我與老蔣，自北伐他遇險時我率部救過他，算是有些舊交情
莫雄
后來雖因政見不合幾經沉浮，靠著些老關系和老本，才得以坐到現在這個位置，甚至能參加這種核心會議。
但此刻，我對他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
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我在上海重逢的老部下劉啞佛（劉和珍烈士的兄長）
是他讓我接觸到了進步思想，結識了項與年等中共地下黨員，讓我明白了該站在哪一邊。
會議結束當晚，我帶著那份沉甸甸的“鐵桶計劃”絕密文件，星夜兼程趕回德安司令部。
一進門，立刻召集了項與年、劉啞佛等幾位“自己人”。
燈下，我們仔細研讀這份計劃，越看越心驚！
這是要把紅軍徹底困死的毒計！
必須立刻送到黨中央手中！
時間緊迫，容不得半點閃失。
我們決定由項與年同志負責運送，他機智沉穩，又懂客家話，便于掩護。
大家連夜行動，把計劃的核心內容用密寫藥水，一頁一頁、仔仔細細地抄錄在四本學生字典的空白處。
天蒙蒙亮時，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揣著這“要命的字典”出發了。
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我的心揪緊了，此行兇險萬分，但這是挽救紅軍的唯一希望！
后來得知，項與年同志歷盡艱險。
在靠近蘇區的泰和、興國一帶，敵人封鎖得水泄不通。
為了完成任務，他竟然……竟然用石頭敲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把自己弄得滿臉血污，蓬頭垢面，硬是扮成叫花子混過了層層哨卡！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又是心痛又是敬佩，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正是這份用生命守護的情報，及時送到了瑞金周恩來同志手中。
中央據此果斷決策，提前開始了戰略大轉移——長征。
毛澤東同志后來那句“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每每想起，都讓我覺得，我們冒的險，值了！
蔣介石的“鐵桶”，終究成了“漏桶”。
然而，秘密行動不可能永遠不露痕跡。
1935年，我被調到貴州畢節當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手下還配了個中央軍的師。
表面上是“重用”，但我心里清楚，老蔣未必沒有試探的意思。
在畢節，得知當地滯留了不少紅軍傷病員，我立刻和專署里的盧志英、劉啞佛等同志商量對策。
我們利用師長陳光中貪圖享樂的弱點，天天拉著他打獵、釣魚、喝酒，讓他無心也無力去“清剿”。
同時，秘密通知傷病員和游擊隊抓緊時間轉移、休整。
后來，當賀龍、蕭克將軍的紅二、六軍團佯攻貴陽時，我更是提前把正規部隊調離畢節城，只留少量保安部隊象征性地“維持秩序”。
結果，紅軍兵不血刃就解放了畢節。
消息傳到蔣介石那里，他勃然大怒，一紙電令把我抓起來，關進了南京軍法處！
那一刻，我以為自己完了。
或許是命不該絕。
恰在此時，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聯合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
老蔣焦頭爛額之際，我的老友張發奎、陳誠等人出面力保，說我這個“老粵軍”還有用，可以派回去做“策反”工作。
老蔣權衡利弊，最終把我放了。
雖然事后他對我已不再信任，只讓我干些地方行政工作，但能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我的處境稍好。
但到了解放戰爭末期，國民黨保密局的黑名單上還是有了我的名字，我不得不避走香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
我在香港收到了來自廣州的信件，其中一封竟是老友葉劍英的親筆信！
劍英兄，我們在粵軍第二師共事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他誠摯邀請我回來。
葉劍英
帶著對新中國的無限向往和對老朋友的信任，我回到了廣州。
見面時，劍英兄緊緊握著我的手說：
“莫雄同志啊，毛主席在我南下前特別囑咐：‘到廣東一定要找到莫雄，他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錯誤，都要給他安排工作！’”
那一刻，我熱淚盈眶，毛主席的胸懷和劍英兄的情誼，讓我感動不已。
然而，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
1951年土改時，當地的農民兄弟只知道我過去是國民黨“大官”，在土改工作組支持下，強烈要求把我押回去批斗，甚至喊出了“槍斃”的口號！
消息傳來，我心中苦澀卻也能理解。
就在千鈞一發之際，又是劍英兄！
他得知后拍案而起，嚴令“槍下留人！”并迅速派人保護了我的安全。
這份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
時間到了1956年，我在《南方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
沒想到，遠在遼寧，一位老戰友看到了我的名字——梁明德同志！
他就是當年那個敲掉自己門牙、冒死送情報的項與年啊！
他立刻聯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同志確認，然后激動地報告了他的老上級李克農同志。
很快，我就接到了進京參加國慶觀禮的邀請。
在北京，我見到了李克農同志，更與項與年（梁明德）同志劫后重逢！
劍英兄特意設宴款待我們，席間他動情地說：“莫雄同志當年提供的情報，對黨、對紅軍是極大的功勞！”
看著老戰友們熟悉而滄桑的面容，聽著這遲來但無比珍貴的肯定，我心中充滿了感慨。
回首這一生，從北伐到“剿共”，從秘密戰線到建國后的風波，我始終堅信自己選擇站在人民一邊是對的。
能活到今日，能為這個新生的國家盡一份力，看到這盛世景象，我莫雄，此生無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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