贅婿興家：劉希仲家族群像及明初蘇州的糧長制

原作者：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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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悠悠，渺無際涯，眾生湮滅于其中，幸賴文獻之留存，我們于今方能窺見冰山之一角。墓志，是指記載逝者生平事跡的石刻，這既是逝者蜉蝣一生的身后定論，又難免蘊含歷史信息于字里行間，是遇見歷史絕佳的文獻資料。

藉此清明，恰逢慎終追遠之際，通過閱讀墓志來認識逝者是追懷先人的方式之一。吳文化博物館于近日所展出的《劉希仲墓志銘》和《劉希仲妻王氏墓志銘》所講述的即是明初蘇州長洲縣一對夫妻的故事，細細勾勒之下，筆者發現他們的故事其實遠要比墓志銘中的寥寥數言更長（兩篇墓志銘全文附于文末）。

招賢婿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對于蘇州長洲縣金鵝鄉的劉家來說注定是愁云密布的一年。劉家主事人劉曙在一年內連續失去了自己的雙親，哀毀骨立，但為了彰顯父德母慈，使其事跡不墜于地，劉曙在悲痛之余仍精心尋人為其父母撰寫了兩方墓志銘，蕭蕭冬夜，孤燈難眠，不知劉曙伏于案前閱讀這兩方墓志銘時，眼前會不會閃過其父其母的一生呢？

劉希仲及其妻王氏墓志銘

劉曙之父劉希仲，號南溪。其祖父劉三甫，父親劉彥英皆定居于常熟梅林，劉希仲幼時亦于常熟梅林長大。《劉希仲妻王氏墓志銘》中曾提及“希仲巨姓，世有哲人”，據說劉希仲自小“敏于學，習禮，尤曉音律”，可知劉希仲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因此，于孝禮之道耳熏目染之下的劉希仲從小便顯露了優秀的品格，墓志銘贊譽其為“事親，能致其曉；愛兄弟，能致其友。?交朋友，重信義，倜儻有志，宗族器重之”。聲名遠播之下，長洲縣金鵝鄉王家向劉希仲投來了青睞的目光。

劉曙之母，即劉希仲之妻名為王洲貞，世居長洲縣金鵝鄉。據明正德年間所修《姑蘇志》可知，金鵝鄉在長洲鄉北，管都十三、十四和十五，正與常熟毗鄰，這或許就是為什么劉希仲能與王洲貞相遇的原因。但事實上，劉希仲與其妻王洲貞之間并無太多愛情故事可言，兩人的相遇緣于一次招婿。王家“自曾大父以下，皆讀書習禮，力耕畎畝，求祿以耀于世”，到了王洲貞之父王甫通這一代已頗有家資，王洲貞也從小便得到了良好教育，據說她“少貞靜，動止恭詳，剪結刺繡，織纴縫紉，不教而能”。或是出于寵愛女兒的原因，再加之王甫通并無兒子，王甫通便決定讓王洲貞“長在左右”，即為王家招一位良婿。常熟梅林或與金鵝鄉相去不遠，劉希仲之名王甫通或也早已知曉，可待王甫通真正見到劉希仲，心中又頓生此子不凡之感，一段姻緣就此結下。

長洲縣縣域圖

事實證明，王甫通的眼光確實獨到。劉希仲雖是贅婿，但卻事王氏雙親如己親，奉孝道，行禮儀，朝夕如故，片刻不敢怠慢。此外，劉希仲來到王家后便承擔起了治家置業的責任，王甫通“事無巨細，一切委之”，表現出了對劉希仲的充分信任，劉希仲亦未辜負王甫通的重托，在劉希仲的經營之下，王家家門愈隆，產業愈盛，逐漸有成為一地之望族的趨勢，無怪乎王甫通會感慨道：“吾雖無子，幸得佳婿，是亦猶有子矣”。

王家在劉希仲的經營下愈發興盛，這從當地有司推選劉希仲為糧長即可看出端倪。糧長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匠心之創，在中國古代，基層官府負責征收當地的稅賦并押運至相應的地方，這其中便難免少不了貪官蠹吏從中魚肉百姓。朱元璋起于布衣行伍之間，對貪官蠹吏深惡痛絕，為了防止他們魚肉百姓，便創立了糧長制。所謂的糧長制，就是在江浙等地依照糧食產量劃出不同的地區，一般以地產萬石為一區（因此糧長又被稱之為萬石長），并于該地區中推選家境優渥，品德高尚之人擔任糧長，糧長的職責即是負責向百姓催繳稅糧，并組織人員押運至京城等地，這稱之為“民收民解”，官府只需督促糧長而不需要與百姓直接打交道，這就避免了地方官府的過多參與，而使得百姓管理百姓，充分發揮了基層治理的作用。

劉希仲能夠擔任糧長，既是王家地位財富的反映，亦是對劉希仲高尚品格的肯定。事實證明，要想當好一位糧長絕非易事，對劉希仲的考驗很快便來了。在劉希仲擔任糧長期間的某一年里，長洲縣收成欠佳，遂導致了大規模饑荒，百姓幾乎無以度日，但即便如此，官府不顧百姓死活，依舊督之甚苛，百姓鬻妻賣子，破家以輸者比比皆是。劉希仲身為糧長，雖有督促百姓繳納賦糧之責，但他同樣不忍看見鄉里百姓家破人亡。在王洲貞的支持之下，劉希仲出家中所積余糧為百姓填補上了稅糧虧空，墓志銘描述彼時“民以賴安”，但劉希仲卻毫無德色。

劉希仲與王洲貞育有一子，即劉曙，字啟東，號梅莊。在劉希仲和王洲貞的教導之下，劉曙不僅繼承了孝道，更是掌握了生財有道的竅門。劉曙之子劉玨的墓志銘中說劉曙“弘毅有謀，善繼述，辟產廣業，延師教子，家日裕而聲日起，遂長鄉賦為邑望族”。從《劉希仲墓志銘》和《劉希仲妻王氏墓志銘》的撰寫者中可以一窺劉家彼時的地位與名氣，王洲貞墓志銘的撰寫者陳繼曾在明初擔任過五經博士，與明初大臣楊士奇相善，又于宣德年間負責撰修兩朝實錄，可謂一方名士。劉希仲之墓的撰寫者則為長洲尤安禮，官至貴州左參議，亦是一方名士。由此可見，劉氏家族在劉曙時在長洲已是舉足輕重的望族，這當然與劉曙的經營謀劃脫不了干系。

劉希仲之孫劉玨的墓志銘

劉曙的能干促使劉希仲早早就將家事委之，而他本人則與其妻暢游于田圃山水之間，幅巾黎杖，訪友尋親，快活無比。在乾隆年間所修《長洲縣志》中就曾記載劉希仲之孫劉玨曾陪同劉希仲游玩于兩京之間，可見劉希仲的晚年是比較閑適的。因為墓志銘的記載有限，要想過多勾勒出劉希仲和王洲貞的故事實屬困難，讀碑至此，我們只知道在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的那天，王洲貞結束了自己祥和幸福的一生，劉希仲之于失去愛妻，劉曙之于失去慈母，肯定是悲痛至極的。為了彰顯母慈，劉曙不惜派人至京城乞求陳繼撰文。就在安葬完王洲貞不久，劉希仲在同年十月卻突然中風倒地，遂至不起，追隨其妻而去了

劉希仲與王洲貞雖然離開了他們的親人與故土，但是他們身上的純良溫厚卻如春風化雨般浸入了子孫后代們的心中。其子孫在耳熏目染之下，皆飽讀詩書，以奉行孝道禮儀為目標。祖先之德蔭蔽子孫，在劉希仲、劉曙和劉玨三代人身上有了具象化的表現。

教有方

劉希仲與王洲貞只育有一子，即劉曙，劉曙娶吳氏，生有二男二女，長子名劉玨，次子名劉璧，長女名劉素，次女名劉洲清。劉曙之孝節前已多有言及，其妻吳氏據說也是有婦行孝德，在他們的四個子女之中，屬劉玨事跡最詳，名氣也最盛，在劉玨的身上，可以清晰的看見其祖父和父親的影子，并且劉玨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遠遠超越了劉希仲和劉曙。

劉玨，字廷美，生于永樂年間，長于劉希仲和劉曙左右，據乾隆《長洲縣志》記載，劉玨曾經與祖父劉希仲暢游于兩京之間，劉希仲難免會對劉玨產生影響。劉玨從父輩們那里繼承到的，首先便是純孝恭謹之道。據《劉完庵墓志銘》所記載的事略可知，劉曙生病時，劉玨便日夜長伴于左右，侍奉湯藥，直至劉曙康復。吳氏患瘡疽之病，劉玨毫不嫌棄地用口將膿水等吸出，不久吳氏便得以痊愈。對身邊的兄弟姐妹，劉玨作為大哥亦是關愛有加。劉玨的妹妹劉素，嫁給了一個名為周瑛的人，但周瑛早死，只留下孤兒寡母孤苦無依，劉玨便為其置買田地以贍養之，眾兄弟姐妹之中，劉玨與其弟劉璧的關系最為篤深。

劉玨像

劉希仲和劉曙飽讀詩書，但卻從未中過一二功名，在詩畫歌賦方面亦不出名，劉玨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不僅在科甲功名中小有成就，并且在詩畫歌賦方面尤其出色。劉玨少時，明初著名的能吏況鐘恰好就在蘇州擔任地方長官，況鐘對劉玨的才華頗為賞識青睞，便意欲招攬劉玨為吏，但劉玨認為為吏不如走科甲征途之道，遂毅然入鄉學讀書，并成功于鄉試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順利地進入了太學讀書。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劉玨被任命為浙江清吏司主事，正式踏上了仕途，墓志銘中記載劉玨“以父祖取號義，扁其居曰‘清白’”，可見劉希仲和劉曙之德對劉玨的蔭蔽。

清白二字，自然并非自夸之言。劉玨任官之后，以清白二字約束自己，時常三省其身，凡一切攀附不法之舉，劉玨皆拒之門外。曾有莆田縣丞、無錫縣令皆行不法之事而被告發，為了逃避懲罰，他們二人分別攜帶二百金和五百金前去賄賂劉玨，但毫無意外地皆吃了劉玨的閉門羹。天順年間，劉玨升任山西按察使僉事，奉命督察當地的屯田事宜，史載“所至振風紀，革奸弊，群衛敬憚，軍民畏愛之”。但或許是出自于某些原因，劉玨此時已厭倦官場而想念起了丘壑山林，因此在這不久之后，劉玨便辭官南歸，據說離任時仍有千人相送。雖然仕途短暫，但劉玨的出色表現也令他贏得了世人的稱贊，王鏊就贊譽他是“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

《清白軒圖》劉玨 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仕途上的止步促進了劉玨在文化上的精進。據說劉玨回到家鄉之后，在自己的別院后面修建了名曰“小洞庭”的花園，亭圃香榭，石林流水，劉玨時而與賓客故人留連于上：“酒酣賦詩，落筆如雨。而尤工于畫，頗自矜，惜得其手跡者，皆為寶玩”。此話并非過夸之語，劉玨在詩畫的方面早就超越了其父親和祖父，在詩詞方面，劉玨尤善七言，風格多以唐代李邕為學習對像，風格清麗，時人以“劉八句”稱之。王琦稱劉玨的詩在景泰、天順年間乃是吳中之最，徐有貞更是對劉玨贊不絕口：“劉郎詩高畫亦高，當代不獨稱詩豪”。詩詞之外，劉玨亦擅長作畫寫字，但傳世作品不多，比較著名的有《清白軒圖》《山水圖》等。明代吳中畫派之盛，尤以沈周等人最為著名，但其實劉玨比沈周年長，且二人相交甚好，劉玨晚年病重時，沈周就作有《有懷劉完庵》《哭劉完庵》等作。沈周亦曾受劉玨繪畫風格的影響，因此也有人稱劉玨為吳門畫派的先驅。

明 劉玨 《山水圖》 利弗爾博物館藏

《山水圖》后的題字，簡單的記載了劉玨的詩畫成就

劉玨憑著高尚的人格與精湛的詩畫天賦名冠吳中，其在繼承父輩遺風的基礎上將劉家的名望推向了巔峰，史稱“郡邑大夫已下咸敬禮之，歲行鄉飲，則先書敦請，必欲得公與席，而詩壇文社，搢紳逢掖亦推讓之”。這看似是劉玨一人之功，但實際上，若無劉希仲和劉曙二人的悉心教導以及經營家業，劉玨的成就或許會大打折扣。《劉希仲墓志銘》和《劉希仲妻王氏墓志銘》的出土讓我們對劉玨的成長之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

任糧長

在劉希仲眾多的身份中，最值得歷史學家關注的就是他的糧長身份。在明初，糧長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既是民，又與官聯系緊密，處于官民之間。在洪武年間，朱元璋甚至還會召見赴京的糧長，如果該人品行純良，能力出眾，朱元璋就會當場賜予此人官職。能夠擔任糧長之人，大多是一地的富紳豪族，劉希仲之所以能夠成為糧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繼承了王家的家業。

在王國平先生編撰的《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和蘇州博物館編著的《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志》中，姓名可考的糧長共有十五人：陳景詳、程啟南、金氏、管君士、吳敏達、王孟吉、姚克承、管士能、吳敏才、管惟學、陳景禎、陳均、陳允堅、夏彥仁和翁昱。在這十五人中無一人不是富紳大戶，程啟南是因為其妻“素饒貲產”，管士能家中是“力勤既久，居有廣室，業有恒產”，吳敏達其妻過氏治家有道，遂使“內政紛然，治之井井有條。以至紡績絲紅縫衣冪酒之事，靡不致勤，雖勞勤弗辭。自是家業日裕，甲于鄉里”，姚克承的祖父擅于經商，家中收入歲累過巨，吳敏才亦是因為“有司以其家素饒裕”，才選吳敏才為糧長的。

姚克承墓志銘關于糧長的記載

之所以只有富紳豪族才能夠擔任糧長，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大姓人家在鄉里素有名望，催征賦稅徭役時既熟悉情況，又能夠以身作則，一呼百應。當然，糧長雖與正式的官吏有別，但憑借著職權之便，依然享有不少特權，因此這也是不少富紳豪族愿意擔任糧長的重要原因。據《明實錄》記載，不少地區的糧長就有聽訟甚至獨攬司法的權力，如明朝監察御史張政言就在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上疏說：“（糧長）兼預有司諸務，徭役則縱富役貧，科斂則以一取十，詞訟則顛倒是非，稅糧則征斂無度”，可見無德糧長在地方上的危害。這些還只是法定權力之外的，糧長還享有不少法定特權，如犯死刑至流、徙等罪，皆可納款贖罪，即交納罰金抵罪。

另一方面，朱元璋之所以會選擇富紳豪族擔任糧長，豈會想不到這些地方豪族依然會與官府勾結，中飽私囊呢？但實際上，盡管糧長制依然無法杜絕腐敗現象的產生，但富紳豪族擔任糧長對于官府的好處就是，一旦賦稅徭役的征發出現了問題，這些富紳豪族無法從百姓那里催繳到充足的賦稅，那么他們就必須出家中所積填補上這些虧空。在劉希仲其妻的墓志銘中曾提及長洲縣的一次饑荒，這令他們心生不忍而出家中所積替鄉人支付了當年的賦稅，這固然是一種美德的體現，但即使他們并無慈悲之心，在官府的嚴厲督促之下，他們也可能在無所奈何之下選擇同樣的選項。

替鄉里百姓支付所欠稅賦常常寫入墓志銘中，借此來彰顯逝者的純良品格，但其背后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卻是糧長有義務替百姓填補稅糧虧空。如程啟南在擔任糧長后，其妻勸告說：“富有者，眾之怨也，富而不能施惠于人，此致怨之由；反之，怨何自而生？”所謂“施惠于人”應當就含有替人繳納賦稅之意，又如管惟學“嘗往役于公，百家之長、萬石之寄，愿出已粟以助賑濟，則凡幾巡矣”，這些以慷慨著稱的糧長事跡被立石刻碑以昭示眾人，在表彰其個人的同時，又蘊含著明初鄉里對糧長的道德約束與教化，它們無形之中在提醒著后來者，什么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糧長。

糧長在從官府手中接過了那象征權力的身份之后，相應地也面臨著昔日官府所需要面對的困境，拋去荒年不論，就算是在平常年份，也需要無時無刻與所謂的刁民做斗爭。如常熟金氏擔任糧長時，“民有猾悍逋稅者，熙遠不能不激于中而怒之”，后經金氏其妻的勸解，金氏才稍稍冷靜下來。也正是因為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困境，而官府又常常督之甚苛，因此糧長對于某些富紳來說無疑是一種負擔。如陳均在擔任糧長時“由是憂形于色，夙夜助勤靡寧。歲終，僅得先眾以完，乃躍然喜曰：‘今幸脫督餉者之笞辱，且吾年日就衰，縱死無憾耳。’其謹身類如此。”可見糧長一職對陳均身心的摧殘，再如吳敏才自擔任糧長后：“持心公恕，夙夜孜孜，上不虧于國賦，下不至于侵”。

也正是因為糧長擁有諸多職務利之便和面臨著諸多挑戰，能夠做到上不負國家，下不侵百姓的人則多為有司鄉人所敬重，如陳景詳在擔任糧長時，鄉里的情況就是“末民安其業，而稅賦無后期，役無濫煩，理人之是非情無枉抑，人多賢之”，其余如夏彥仁、姚克承、陳景禎、管士能在鄉里皆有名聲。但糧長制度的實質是將部分政府職能轉嫁到了基層百姓身上，這的確可以發揮部分“民治”的作用，但所謂“民治”的權力來源依然與傳統無疑，久而久之，所謂的“民治”就會愈發與傳統合流，沾染上傳統官吏的不良習氣。此外，盡管權力與義務皆轉讓給了基層百姓，但相應的配套設施卻沒有建立起來，職責劃分更是不明，擔任糧長所要付出的成本逐漸大于獲得，糧長制因此而日漸崩壞。在明初的洪武、永樂和宣德年間，糧長制尚能運行，此后日漸崩壞，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實行改革，“民收民解”改為“官收官解”，糧長制便名存實亡了。

夏彥仁墓志銘中關于糧長的記載

結 語

歷史無情也有情，在前仆后繼地湮滅在歷史中的眾生來說，劉希仲及其妻子無疑是幸運的，至少這個世上留下了他們于此于斯的痕跡，但這也并非是無緣無故的。劉家優良的家風蔭蔽劉曙、劉玨等后人，并在劉玨身上大放異彩，劉玨的成功又使得祖先之德得到彰顯，所謂的家風，從來都不是不可捉摸、可有可無之物，它蘊含于言傳身教之中。

碑刻的一個重要屬性就是閱讀性，從它立碑那一刻起，就意味著隨時都會為人所觀賞與閱讀，因此在立碑前，碑文的撰寫也會經過多道工序、多人之眼，直至確保被挑選進碑文中的每一件事都能反映逝者之德。因此，墓志銘所反映的有選擇的人生，是被建構的歷史。劉希仲的純良品性使他成為了糧長制的設計者，他的功績被勒石以記，其替鄉人輸糧納稅的事跡被從他的一生中挑選出來而加以贊譽，背后所隱含著的即對后世糧長的教化。劉曙之意起初可能并不包括于此，但劉曙等人在按照彼時主流價值觀塑造劉希仲形象時，又在無意之間成為了彼時價值觀的宣傳工具，這自然更加有利于后世糧長制的維持。

附錄：

附錄一：

劉希仲墓志銘

劉希仲，以宣德二年十二月七日卒，以今年三月□□葬于金鵝鄉業字圩之原。其孤曙以未能昭揚先德，日夜疚心，于是以沛郡朱初之狀拜而請銘。按狀，希仲諱寔，姓劉。氏世居蘇之琴川人，大父諱三甫，父諱彥英，母張氏習有善□。希仲幼聰，敏于學，習禮，尤曉音律。事親，能致其曉；愛兄弟，能致其友，?交朋友，重信義，倜儻有志，宗族器重之。長洲縣著姓王通甫氏，見其舉止不凡，遂館于甥室，通甫喜曰：“吾得佳婿也”。家事無巨細，一切委之。希仲事外舅外姑如事父母甘□之奉，恭敬之禮，朝夕唯謹，既歿。衣虔葬祭皆合乎禮。永樂癸未，有司以希仲為糧長，遇荒歉，民無以輸租，徵科稍緩，郡縣皆責之。謂其妻女曰：“民□□甚，又何思加箠椘以逼迫乎？盍斥吾之所有以代輸之”。于是鄉里皆賴之以安，而希仲無德色也。居鄉?間恂□，謹厚治家，嚴而有恩，內外斬□，人無間色。晚年家事付之于子，幅巾黎杖，盤桓親舊間以自適。一旦中風□作，遂至不起，卒于丙午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王氏先卒，子男一，即曙也，娶吳氏。孫男二，曰玨，娶高氏，曰璧，女二曰素，適周瑛，曰洲清，在室。曾孫女一，貞奴，尚幼。嗚呼！有濟人利物之心，特患?旦而所施，不慱耳然，隨其所?而□以順乎天。其不謂之在人，君子也哉！曙有學，有守克繼父志者也，銘曰：

□積厥躬親延子嗣，我作斯銘以昭后世。

前朝□大夫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尤安禮撰。

附錄二：

劉希仲妻王氏墓志銘：

翰林院五經博士廬山陳繼撰文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庶吉士東魯孔友諒篆并書

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長洲劉希仲之妻王氏歿，其子曙以武陵顧易先生所著行狀，遣人走千里之外至京師，乞銘其母之墓吁。曙可謂能子矣，為子而欲顯其親，揚聲于永久者，君子當成其志也，銘可以靳乎？按狀主，氏諱洲貞，父諱通甫，母秦氏，世居蘇之長洲金鵝鄉也，自曾大父以下，皆讀書習禮，力耕畎畝，求祿以耀于世。王氏少貞靜，動止恭詳，剪結刺繡織纴縫紉，不教而能。既長，父母愛之，欲其長在左右，遂婿于名門，得琴川劉希仲，即辟甥館以延之。希仲巨姓，世有哲人，目染耳濡，洽乎禮義，而其志崇行潔，不偶常流，蔚然有故家風度，通甫喜曰：“吾雖無子，幸得佳婿，是亦猶有子矣”。及通甫歿，希仲治業益昌，門第益大，惠于人，義于鄉。永樂癸未，歲澇兇荒，民苦饑饉，糧賦莫□所出，有司督貢之。希仲適為糧長，曰：“視民之若是鳥，忍加□□□督責哉”。王氏輔之，即出篋笥所積以振，民賴而安。奉母□□□□老，不衰于宗，省甘旨之奉，未嘗使人為之，雖?富饒，不以□□□，即惟□勤，自將相夫，余四十年而未見有暴戾怠惰之氣，見從□色于于□，其可謂有常矣。生子男一人，即曙，猶秀拔偉杰，聰敏好學，年二十余，即可代父理家，□官□養親志，故希仲得與王氏偕樂于田圃而不知，年之駸駸，入□高□也。曙娶吳氏，有婦行，孫男二，一曰玨，曰璧，玨娶高氏；女二，□素，適周瑛，洲清，在室。洪武戊申二月三十日，其生之歲也，壽□六十，其享之年也。歿后六十二日，壬寅其葬之日也，業字之原。其□之斯也，銘曰：

事其親敬且誠，相其夫柔長且貞。于□碩人庶用昭于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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