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母的空心病，正在傳給孩子丨專訪梁鴻

“這一代父母，認知是建構在一個吃飽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礎之上。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更多孩子可能是在想：我怎么活著才有意義？如果孩子找不到自己的價值，天天刷題，他可能覺得毫無意義，所以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就崩潰了。”

在當下社會，似乎存在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一方面，父母們前所未有地追求親子之間的“尊重”和“平等”，科學育兒的理念成為主流，大家都在努力摒棄祖輩不合理的教養方式；但在另一方面，由親子沖突釀成的悲劇卻頻頻上演，不斷刺痛我們的神經。

當我們的社會在高速發展，父母的認知看似在不斷升級時，為何我們悉心呵護的孩子，其心理與情感世界卻變得愈發脆弱？在“愛”與“教育”之間，究竟哪里出現了致命的錯位？

作為一個母親，作家梁鴻也觀察到，“生病”的孩子越來越多了。那不是來自身體的疼痛，而是各種各樣的心理創傷。于是在過去三年，她將目光投向了許多因為情緒問題而失學、休學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學和抑郁邊緣掙扎的孩子，寫成了《要有光》一書。

《要有光》

作者：梁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25-9

也許每一個飽經家庭傷痛的東亞孩子，都能從中看到熟悉的、習焉不察的語言或行為暴力。尤其是那些在崩潰邊緣的爭吵，模式是那么熟悉，利刃般的惡言一遍遍循環，卻沒有人知道從哪里能夠一刀切斷。

梁鴻最初關注到這個議題，是因為自己的孩子在慢慢長大，她也在同步經歷著育兒過程中的迷茫和痛苦。

但當她環視周遭，發現并不只是一兩個孩子的問題。根據《2022-2023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抑郁癥患者中在校學生占比高達50%，18 歲以下人群占 30%。第一次面臨孩子發病的家長，大多病急亂投醫，他們苦惱于孩子的陰晴不定，只能輾轉各地求醫，或者到處聽課和買課，不確定哪個心理咨詢師有奇招。

一個巨大的疑問在梁鴻內心萌芽。在她的童年時代，就連上學都很艱難，讀書是她唯一的出路。但現在念書的條件如此之好，孩子們怎么就連學都不愿意上了？

念書成為一些孩子的負擔。（圖/《年少日記》）

這也讓她想起當年寫“梁莊三部曲”時，遇見過的那些孩子：有些孩子跟著爺爺奶奶留守在老家，有些孩子跟著媽媽漂泊在異鄉。這些孩子都慢慢長大了，他們過得還好嗎？

梁鴻想聽聽孩子們的故事。當她網上發出征集后，雅雅是第一個呼應她的孩子。雅雅曾是眾人口中“別人家的孩子”，打小成績優異，但在升上高中后，因為成績下滑而變得極度焦慮，情緒低落，不時會大哭大叫，還有傷害自己的行為，最后躲在家中不愿意見任何人。

雅雅的父母對此都束手無策。一開始，雅雅的母親反應非常情緒化和災難化，“我大哭，她比我哭得還厲害。我沮喪，她比我更沮喪，她臉上生無可戀的絕望神情讓我更加絕望。”——雅雅告訴梁鴻。

父親的表現則是爆發式的，有一次甚至跪在地上向雅雅磕頭，叫喊著：你快點好，我們都受不了了。

看起來，一路走來的雅雅吃了很多苦，很多時候只能自救。但讓梁鴻驚嘆的是，雅雅一直是非常敞開的狀態，愿意親自剖析自己和家庭的關系。雅雅覺得，如果她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或許會有一點意義，因為能給他人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就是人生除了做題，還可以有別的。

一些女孩的童年，充滿原生家庭陰影。（圖/《女孩》）

雅雅還帶梁鴻進入了一個未曾接觸過的世界——“阿叔補習班”。這是一個曾在某中部城市十分出名、以“收留差生并承諾學生考上高中和大學”為口號的補習班，阿叔本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十多年來，阿叔招收了幾百名學生，梁鴻也在他的補習班上看到了眾多家庭樣本。盡管每個病態的家庭是千差萬別的，但梁鴻還是能從中看到某種普遍的“致病因子”。

中國家庭，到底缺失的是什么？她要去尋找這些東西。她想知道，是什么困住了我們的孩子，讓他們置身于無盡的漩渦之中。

最初，梁鴻給這本書起名為《別吹滅那光》。這來源于雅雅2023年10月11日所寫的日記。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她給自己的祝福是——“雅雅，你有從頭再來的勇氣，有不被定義的自由。你可以成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無法成為你。別吹滅那光。長大快樂。”

梁鴻很喜歡“別吹滅那光”這句話，但她又能深切感受到一個孩子卑微的祈求，覺得太心痛了，干脆改成《要有光》，更敞亮也更堅決。

以下，是新周刊與梁鴻的對話。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病灶

《新周刊》：在書中，你對比了“濱海市”、“京城”、“丹縣”三個不同地方的青少年問題，你覺得它們的社會根源和表現形式有何不同？

梁鴻：像“京城”這樣的大城市，可能在家長高度控制、高度推動的情況下，孩子們會有情緒問題的爆發；在“濱海”這種中等城市，可能家長會把孩子送到補習班里，大家有一個群體戰爭，家長和孩子在認知上有巨大的差異，雖然他們會供養孩子，但是在骨子里是有某種冷漠的；而在“丹縣”，可能更多是親子之間的親密關系難以形成，因為很多留守孩子都是在父母缺席的情況下長大，親密關系是缺失的，他們有內在的創傷。

所以我特意分成三個部分來寫，是因為我察覺到雖然他們同樣是抑郁焦慮、休學厭學，但他們背后的根源是不一樣的。

《新周刊》：家庭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的病灶，也是藥方。在青少年陷入抑郁的家庭，通常存在哪些典型的互動模式？
梁鴻：我覺得每個家庭是不一樣的。雅雅生病之后，媽媽說“我也病了，我比你病得還嚴重”。在雅雅的成長過程之中，媽媽一直是個弱者的形象，這也造成了雅雅在生活中誠惶誠恐。

在京城里，吳用的媽媽可能是另外一種，就是不斷推動孩子報補習班、參加競賽班，她以為自己是非常愛孩子的，安排得嚴絲合縫。在這個過程中，家長會非常自信，認為我對孩子是1000%的好，但是孩子有沒有感受到愛呢？

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有自己非常獨特的那種——比如冷漠、冷嘲熱諷，但是如果一定要抽象出一個詞，就是對孩子的“不理解”，很少或者從來沒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并對自己的行為高度認同，很少去反思。

習焉不察的語言暴力。（圖/《年少日記》）

《新周刊》：“病恥感”是阻礙很多家庭尋求幫助的重要原因。你對此有哪些觀察？抑郁的學生是否遭遇污名化？
梁鴻：是的，中國社會對“精神病”這三個字有非常大的病恥感。那天在“濱海”市的時候，精神科醫生張殊就講道，如果一個家庭里有個精神病人，大家都會繞著走，認為這個家是很可怕的。

在我們的文化氛圍里，假如孩子因為抑郁焦慮，待在家里不上學，幾乎所有的家長都會捂得嚴嚴實實，不讓別人知道。我覺得這也是病恥感的一個巨大表征，這就導致父母和孩子之間無法對話、父母和社會之間無法對話，甚至不敢去找醫生，每個人都把自己壓抑到極致。

情緒疾病實際上就像感冒一樣，但是因為有的小孩可能有軀體反應，比如說胳膊顫抖、反應遲鈍等，在我們的文化氛圍里面，我們對此是恐懼的。這導致我們從來不想真正去求醫，甚至連朋友都沒法說。

反而是一些孩子挺落落大方的，像雅雅、敏敏、吳用，他們在學校里都不會隱藏自己，反而說“我在吃藥”。實際上，我覺得下一代是有新的認知的。

《新周刊》：書中是否觸及到代際創傷的傳遞？父母自身在成長中未被療愈的傷痕，如何無意識地復制到下一代身上？

梁鴻：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缺失。比如說像我自己，我的母親去世很早，我就會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把我的愛更多地給到孩子，我覺得一定得讓我孩子享受到母愛。但是把加倍的愛給孩子，也許會成為孩子的負擔，這也是一種創傷的傳遞，其實孩子會意識到你的焦慮、你的緊張、你無所不在的眼光。

再比如說像敏敏，她觀察到姥姥打姥爺，會意識到好像媽媽也在傳遞這種暴力。這種性格的問題一定會有傳遞性，因為親密關系太近。要打破這種循環的關鍵，在于每個人要有自我反思，你不能無意識去往下傳遞。

典型家庭訓話。（圖/《狗十三》）

《新周刊》：在書中，母親的發言比父親要多得多。“父親”的角色處于一個怎樣的位置？當代父親們普遍面臨著怎樣的失語？
梁鴻：可能每個父親也不一樣，但對于孩子生病，大部分父親還是選擇一種視而不見的狀態。他們可能不會認為自己的孩子真的生病了，有的人可能反應遲鈍，因為他并不真的關注孩子的情緒。我原來寫到一半，突然發現好像父親太少了，但在我的采訪對象的敘述里和生活里，父親確實很少陪伴，確實是有相當一部分父親是缺席的。

現在社會上也有一種偏見，認為都是母親在那瞎胡鬧，都是母親的錯，是因為母親嘮叨、因為母親過于控制孩子、因為母親怎么樣……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這后面有個缺席的父親，如果父親也在，母子之間是不是就不會被綁得那么緊？所以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父母天生就愛孩子嗎？

《新周刊》：中國家長為什么如此習慣自我感動，喜歡報恩教育？
梁鴻：說實話，如果從一個純粹的親子關系來說，報恩是對的。一個人對你好，你也不能沒有任何回饋對不對？但是當你用這種思想去要求孩子的時候，就變成了“債務投放”，要求孩子得還債。我們的愛實際上就變味了，變成一個利益來往，它讓我們的愛變得有償、變得有限。

報恩這個詞本身沒什么大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直接施加到孩子身上，更不能把它作為一個價值觀來要求孩子，我覺得這樣我們的撫養就變得毫無意義，只不過是投放“一筆錢”，到老了你還給我，這何談是愛孩子？你的所有的行為只是為了你這筆錢投放得更好而已。

《新周刊》：為什么無論雞娃還是快樂教育，都會出現不理想的結果？
梁鴻：如果你的思想一直不改變，不管雞娃還是快樂教育，到最后都是一樣的。你完全放養孩子也有問題，我們說給孩子減負，并不是不管孩子，讓孩子自生自長對吧？我們日常生活中肯定還是要關注孩子，我們要的是一種對話的空間，一個敞開的、明亮的空間，而不是說我不管你了，你自生自滅。

實際上你做好一點，就是關注孩子的情緒變化，傾聽孩子在想什么，慢慢就可以改變很多了。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案在等著。

《新周刊》：我對書里的一句話還印象挺深的，張殊醫生說“父母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我覺得很準確。
梁鴻：是的，那天我們跟張殊醫生聊天，她說其實這一代父母，認知是建構在一個吃飽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礎之上，價值滿足基于這一點。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更多孩子可能是在想“我為什么要活著”“我怎么活著才有意義”？

如果孩子找不到自己的價值，天天刷題，他可能覺得毫無意義，所以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就崩潰了。大人什么都走在孩子的面前，補習班安排好、吃喝拉撒安排好，只要你好好學習，根本沒有給孩子形成自驅力的可能。

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沒有給他提供愛、溫暖、快樂，傳遞的全是焦慮，全是“你一定要成功”。所以我覺得孩子不是空心病，家長才是空心病，而我們把這種空心病傳遞給孩子，讓孩子根本沒有機會去培養一個豐富的心靈。

東亞家庭成功學。（圖/《年少日記》）

《新周刊》：書中花臂少年的爺爺也讓人印象深刻，相親、成家甚至被認為是一種解決青少年精神問題的路徑，很荒謬。
梁鴻：對，當時我們在丹縣的花臂少年的爺爺家，王振醫生他有一個非常大的擔憂，就在我們去之前，他的爺爺已經打電話問孩子什么時候能出院，他想給孩子相個親。

首先，王振醫生不覺得這個孩子現在應該出院，因為孩子還處于剛剛恢復的狀態。其次，出院之后誰來監控孩子吃藥？當時孩子已經是精神分裂的狀態，他必須堅持吃藥至少兩年。按照當時的狀態，有可能以后一生都得吃藥，如果他不持續吃藥，就很容易犯病。

但是我們在跟爺爺聊天的過程中，發現爺爺所有話語都是支離破碎的，他不知道孫子怎么生病的，因為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孩子的父親也在外面打工，奶奶在孩子13歲時就去世了，所以這個孩子非常孤獨，相當于一個人在社會上游蕩，誰也不知道孩子在生活中經歷了什么，之后就生病了。

在這種情況下，爺爺一心覺得，我得給孩子成個家。因為當醫生問，你能不能堅持監護孩子吃藥的時候，爺爺就說我還要出門。在這樣一種意識里，孩子成家就好像解決了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觀念，因為這支隊伍會有一個女性。

你能感覺到他觀念的固化，他是把孫子作為一個問題來解決，他結婚了，他自己成一家人了，我們都可以不管了，對吧？所以你聽起來覺得非常匪夷所思，但是對他來說，又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思路。

《新周刊》：寫完這本書之后，你覺得父母一定是愛自己的孩子的嗎？
梁鴻：我們經常會不假思索地說“父母都是愛孩子的”，其實謹慎反思一下，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是不是太輕易地把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抹殺掉了？

比如說敏敏的媽媽，當她打敏敏的時候，她是愛敏敏的嗎？肯定不是，她是在泄私憤。孩子已經抑郁到不能出門了，家長還要擔心她第二天能不能上學，這是愛孩子嗎？當我們無視孩子的情緒問題，說他們“矯情”“都是慣的”“到農村干幾天活就可以了”，這是愛孩子嗎？

所以我們要有所辨析，父母并不是天生都愛孩子的。有很多父母，一旦孩子成為差生或者脫離期待，愛就變得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對這句話一定要非常警醒和反思，我們不要認為我們的愛是完全無私的、是完全奉獻自己。每個人的人性都是有限的，我們要認識到有限之后，再慢慢往前走。我覺得小孩實際上會更早意識到，而我們還處在自戀之中。

玩一分鐘，

父母就覺得這孩子墮落了

《新周刊》：當代青少年所面臨的獨特壓力源，與上一代相比有何本質不同？
梁鴻：我覺得這一代實際上壓力更大了，優績主義變得更加鮮明，競爭變得更加緊迫。我們那一代，因為可能很多孩子已經失學了，能考上個中專、大專或本科都非常開心，但這一代孩子，所有的家長都是你要考個好大學。AI也會帶來一種新的焦慮，因為中國的教育是以反復刷題、提高準確率作為基本形式，現在AI一出來，這一切還有意義嗎？我們的教育方式，如果再不改變可能真的不行了。

《新周刊》：在學校層面，你認為我們可以建立哪些更日常、更易觸及的支持系統，為不同的孩子兜底？針對青少年的心理支持資源存在哪些缺口？

梁鴻：其實國家已經有一個政策，大致1000個學生要配有1個心理咨詢師，很多學校也是按照這個政策在布置。但是要知道，專業的心理醫生根本不夠，連醫院里的醫生都不夠，何談學校？這是一個真實的巨大缺口。

另外很多學校沒有心理老師的編制，所以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班主任兼任，比如某個班主任學過一些心理學知識，然后回去當兼職的心理咨詢師，但那意味著他還要上課，是吧？小孩有心理問題去找老師，但心理咨詢室關著門，老師還在上課，這其實是很難的。

這都是非常具體的問題，政策有了，如果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那么這個政策可能也很難去執行，很難起到真正的作用。

心理醫生和老師都存在巨大缺口。（圖/《年少日記》）

《新周刊》：今天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的童年主要有哪些不同？更多的功課和屏幕、更少的大自然和玩伴，會如何影響他們？
梁鴻：我這兩天才慢慢理順一個思路，我們經常說，現在的孩子各種設備很多，比如手機、電視、平板，各種信息量也非常大。但是孩子從上幼兒園開始，我們就給他們報補習班，到了學校，從早到晚也是在學習狀態，沒有時間讓孩子交朋友，到大自然當中玩。一年可能就一次春游，有的還被取消了，對吧？他們對大自然沒有任何的情感，地理知識都是用來背、用來考試的，不會激發他們對現實大自然的愛。

在這種情況下，小孩子只能待在家里、只能打游戲，他們沒有玩伴。在書的第二章，三個家長是好朋友，但突然意識到她們的三個孩子沒有成為朋友，因為孩子們根本沒時間見面，只能是孤獨的個體。所以并非孩子有網癮，而是我們給他們的生活空間就那么小、那么窄。

《新周刊》：在你看來，什么樣的童年才是快樂、豐沛和有益的？
梁鴻：首先，我覺得有父母充分陪伴的童年是快樂的，然后父母不能是功利的。我們不能只讓孩子背英語，也要帶孩子走入大自然，去觀察一片山、種一片地、曬曬太陽發發呆，我覺得這樣的童年會是健康的，也是豐沛的。

但這樣并非就是讓孩子躺平。我們的思維很容易滑向二元對立，快樂和躺平是兩個概念，快樂和完全不管也是兩個概念，快樂和學習不好也是兩個概念。

為什么家長把孩子逼得連個時間縫兒都沒有，因為我們讓孩子玩一分鐘，就覺得這孩子墮落了。就是因為我們這種非常功利化、工具化的思維，才使得孩子生病。

我們一旦把孩子置于二元對立中，就很難好好地陪伴孩子，你會不斷焦慮，他這個小時本來應該背10個單詞，怎么在玩手機？他今天本來要上舞蹈課，怎么到山里玩去了？那不行，下次不敢玩了，差了今天這一趟，我們就落后于別人了。

無法松懈也無法享受休閑的孩子。（圖/《年少日記》）

《新周刊》：書名為《要有光》，那我們在追尋的光到底是什么？
梁鴻：我覺得是每個人各得其所，然后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相對精神穩定地生活和學習。能考上北大清華當然非常棒，但如果你的孩子剛好沒有那么愛學習，那為什么一定要強迫孩子去做這件事？也許他在另外一條路上走得很好，我們要用相對放松的狀態跟孩子交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然后我們共同往前走，這樣才會有所謂的追尋的光。

比如說我就是一個超市的收銀員，我就一定過得不如人，就一定是失敗的嗎？我在認真生活、認真收銀、我認真對待我的顧客，難道就沒有尊嚴嗎？把這些東西都打破了之后，我當一個收銀員同樣是非常開心，同時也非常受尊重，這樣可能所謂的光自然都在了。

題圖 | 《年少日記》運營 | 鄧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