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士早苗今日闡述日本經濟政策，未來經濟走向引關注！

今日，高士早苗在國會發表講話，期間其首次闡述了自身經濟政策的主要邏輯方向，簡單而言：高士經濟學不是安倍經濟學的簡單模仿，日本國家經濟政策已經發生改變，未來將走依托財政紀律強化、產業戰略升級與貨幣環境轉型的新型經濟施政路徑，QQE之類的激進經濟策略已經錯過實施環境！

由此，在其講話中，她透露出了5個關鍵變化因素，接下去我為大家通過一文詳細解析下，看看能否管中窺豹，一覽日本未來經濟走向！

一、財政政策：從擴張轉向結構性緊縮，但短期刺激必須遵循長期紀律！

高市早苗，本次明確將公共預算盈余和降低債務 / GDP 比率作為核心目標，這與安倍經濟學 “靈活財政” 形成鮮明對比，不過實施過程是否能夠如愿是個問題！

從講話中看，她主張摒棄 “財政民粹主義”，通過中長期結構性改革優化財政結構，將政府凈債務率納入逐步下降軌道，并計劃通過稅制與社會保障一體化改革拓寬財源。然而，為應對當前高通脹，高市計劃推出13.9 萬億日元補充預算，包括取消臨時汽油稅、發放電費補貼等措施，這可能導致 2025 財年赤字擴大至 GDP 的 6.8%，與財政紀律目標形成沖突，此處非常類似特朗普當選后一方面推進DOGE、一方面推進《大而美》法案！

其次，日本的防衛費占 GDP 比重將從 1.8% 提前至 2%以上，并可能進一步提升至 3.5%，接近一個國家戰備傾向的4%標準值，這將新增 10 萬億日元財政負擔。

但若通過增發國債解決，可能推高長期利率并加劇日元貶值風險。此外，產業政策投資（如半導體領域每年 1 萬億日元）與減稅措施（如食品消費稅歸零）又會進一步擠壓財政空間，若無法通過經濟增長擴大稅基，債務率下降目標將難以實現，而日本現實的增長主要依靠半導體、汽車、精密制造！

不過，她這次提出的日本當前應該以初級財政盈余為目標的政策，倒是在全球獨樹一幟，如果能被驗證有效，將推進西方高債務經濟結構國家的施政路徑發生轉移。但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政府追求利潤，可能導致政府投資不足，損害未來競爭力。

相比之下，全球趨勢是通過加大增長性投資提升國力。日本若嚴格追求初級財政盈余，可能喪失國際競爭力，面臨衰退風險，但或許也可能避開AI大泡沫崩盤時代，要知道在1930年1970年的兩次西方大規模經濟危機中，日本相對的經濟損失是最少！

二、貨幣政策：從寬松轉向正?；?，但節奏受制于政治與市場博弈

當前，日本央行維持利率在 0.5% 不變，但市場普遍預期 2026 年 1 月將加息 25 個基點至 0.75%。高市雖主張 “政府應確定貨幣政策方向”，但表示 “具體工具選擇權歸屬央行”，顯示其試圖通過溝通而非行政指令影響決策。此外，美國財長貝森特也公開敦促日本政府應該給予央行政策空間，這也加大了后續加息預期，而一旦加息，或將會引發貨幣升值，導致科技股DCF估值下降，并可能抑制企業投資并加劇財政負擔，日本這種高負債經濟體需在抗通脹與穩增長間平衡。

不過，日本核心 CPI 已連續 49 個月同比上升（2025 年 9 月為 2.9%），高市此前的表態一直是認為當前通脹為 “成本推動”，反對貿然加息。

但“高市交易” 已經推動日元短期貶值至 153 區間，不過好在中長期日元存在升值潛力，美日利差可能收窄的趨勢還是存在的。而且，若日本央行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吸引外資流入，支撐日元匯率；反之，若政策滯后，日元可能進一步走弱，加劇輸入性通脹。

三、產業政策：從市場導向轉向政府主導！亞洲戰略產業博弈升級！

高市提出設立 “日本成長戰略會議”，計劃每年投入 1 萬億日元支持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 17 大領域，目標是通過政府主導的投資實現 “名義增長率超過國債收益率”。

具體措施包括：對 Rapidus 等企業提供高額補貼，推動 2nm 制程芯片量產；與美國簽署 5500 億美元投資協議，涉及稀土冶煉、能源等關鍵領域。

并且，為了給新產業充能，高市力推核電站重啟及下一代核反應堆研發，計劃 2040 年將核能發電占比恢復至 20%，并減少對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補貼。這一調整旨在提升能源自給率（目標 30%-40%），但面臨地方政府反對、新建機組成本高企（預計單座核電站投資超 1 萬億日元）及核廢料處理難題。

而這種產業政策的效率風險，作用在巨額投資的半導體等產業身上時，就可能形成 “政策依賴”，況且，AI和半導體泡沫下，當下國際競爭激烈（如臺積電、三星的），但長期投資回報依然存在不確定性，況且，高士對美投資協議中的利潤分配條款（成本回收后美占 90%），也引發了外界對日本產業外流的擔心！

四、勞動力市場：從保護轉向彈性化，但改革阻力與社會矛盾加劇

日本當下工資增長水平很快，但依然缺乏有效勞動力，為此，高市計劃放寬勞動時間限制，允許企業在員工 “自愿” 前提下延長工時，并研究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措施。

而過去被日本視為禁臠的農林水產領域，也將轉向市場化導向，取消大米產量干預，通過減產穩定價格，這些改革會顯著提升日本企業的競爭力，但或許也會加劇社會矛盾。

可高士沒辦法，2025 年，日本勞動力參與率計降至 59.5%。勞動力市場改革若無法有效提升生產率，可能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此外，實際工資連續 3 年同比下降，也削弱了消費能力，制約了內需擴張。

五、經濟增長：從低增長轉向名義擴張，但實際動能恐長期疲軟

高市提出 “力求名義增長率超過日本國債收益率”，這意味著需通過通脹與實際增長的雙重提升實現目標。

但實際上2023 年日本名義 GDP 增長率為 2.1%，國債收益率為 0.57%，已初步滿足條件，今年的通脹疊加關稅和債務問題，打亂了原有的路徑，可如果政策還在奏效，那2025 年名義增長率可能升至 3.5%，國債收益率或升至 1.2%，仍維持正差，這樣的話，日本的經濟信用依然可以得到保障。

同時，我們也看到，日本經濟增長依賴出口與政府投資，但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抑制出口。內需方面，實際工資下降與消費信心低迷制約增長。若產業政策無法帶來生產率實質性提升，名義增長可能僅依賴通脹，難以持續，也就是我們說的“數據繁榮”。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內閣的經濟政策調整，標志著日本從 “安倍經濟學” 向 “戰略財政主義” 的轉型，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結構性改革重塑增長動力，同時通過財政緊縮與貨幣政策協調控制債務風險。

然而，日本的政策實施空間其實并不大，可以走，但中間不能錯！展開報表，財政空間有限、央行獨立性制約、產業政策效率存疑，以及執政聯盟的脆弱性等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若高士無法在 2026 年春季預算審議中展現改革成效，就可能陷入 “政策空轉” 困境，日本經濟或還將延續 “低增長、高債務” 的長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