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翰帶8個團投奔八路軍，為何55年授大校？死后百位將軍來送行

1940年，隨著部隊的持續壯大，八路軍129師進行了大擴編，一次性擴編出9個旅，分別為新1旅至新9旅。

在這九名旅長中，有三位建國前犧牲，兩位被授上將（楊得志、韓先楚），兩位被授中將（韋杰、徐深吉），還有兩位僅為大校（尹先炳、張維翰）。

其實按照常理，八路軍的旅長在1955年要評將官并不難，只是兩位大校當時身上都牽扯了一些事。

尹先炳是劉鄧大軍的主力戰將，在朝鮮鬧出桃色事件，影響非常不好，因而被撤去軍長職務、級別降為準軍級、軍銜由中將改成大校。

張維翰就比較冤了，他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羅列三條“罪名”，定為軍中“大老虎”，差點被開除黨籍。是北京軍區要求重新調查，才讓他有獲得軍銜的機會。

說起來張維翰的人生非常傳奇，他哥哥是國民黨軍閥，他本人也曾在國軍之中很有權勢。

但是，在國難當頭的抗日戰爭時期，張維翰看出誰才是真正為國為民，就果斷帶著麾下八個團都投向了八路軍，實屬大功一件。

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后，張維翰曾遭遇過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很多人依然尊敬他。在他病逝時，有上百名將軍前來送行，也是一大殊榮啊。

張維翰1906年出生于河北邯鄲，家中五個兄弟，他排在第四。

二哥張維璽很有志氣，清末報考東北武備學堂，畢業后成為北洋陸軍20鎮40協80標3營下的排長，而3營營長就是大名鼎鼎的馮玉祥。

此后張維璽跟著馮，從小軍官做起，一路升至第六方面軍總指揮、第17路軍總指揮等職，是馮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因為二哥的發跡，張維翰9歲時前往北京進入第16混成旅軍官子弟學校學習（后改名為育德中學）。

在這里，張維翰與同學彭雪楓結下深厚的友誼，包括后來在開封政訓學院和北平民國大學，兩人關系都極好。

在彭雪楓的影響下，張維翰思想也變得進步，哥哥曾托關系安排他去牟平縣當縣長，但他看不慣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41天后就辭職不干了。

這時的張維翰一腔熱血，希望能夠改變這個國家。九一八事變后，張維翰在濟南成立北平民國大學同學會，不斷吸納進步人士、開展愛國運動。

1936年，日寇侵華的腳步加快，張維翰便投身在山東省第六專區保安司令范筑先麾下，成為范的秘書。

后來張維翰還娶了范筑先的侄女范書瑜為妻，關系更加緊密，逐漸地，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引起了老同學彭雪楓的注意。

1937年5月，彭雪楓邀請他到北京一敘，在交流的過程中，彭雪楓發現張維翰對共產黨有著傾慕之情，便順勢提出自己可以幫忙介紹入黨，張維翰爽快地答應了。于是，張維翰開始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事業。

全面抗戰爆發后，軍閥韓復渠為保存實力，多次不戰而退，使山東大量領土淪喪。

范筑先堅決不隨從這種行為，表示要以己身保衛國土，張維翰隨即配合他一起整編部隊，在山東29個縣都建立起抗日武裝，準備跟日寇血戰到底。

這個過程中，張維翰也在努力培養黨員，有數十位骨干在他影響下信仰共產主義，為后來魯西北根據地的建立、鞏固打下好基礎。

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犧牲，舉國為之悲痛。張維翰因深得范筑先信任，又是范筑先的侄女婿，因而被擁立為新的司令長官，繼續率部在魯西北抵抗日寇。

當時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鐘麟為拉攏張維翰，專門派人送來少將師長的委任狀，但張維翰看不慣國民黨的做派，毅然選擇拒絕。

不久，張維翰帶著8個團加入八路軍，成了一支共產黨武裝，為紀念范筑先，他對外宣稱己部是129師筑先縱隊。

之后張維翰率領筑先縱隊在魯西北艱苦奮戰，直到魯西行署先遣縱隊趕來會師，兩部合并為129師新8旅。

這個新8旅陣容非常豪華，首任旅、團級干部，除了張維翰是大校外，其他參與授銜的人都是將官。（副旅長王近山中將；參謀長高厚良、22團團長田厚義、23團政委李大清都是少將）

張維翰無論是跟同時期的其他旅長比，還是跟自己這個旅的其他干部比，軍銜都遠遠落后，也是令人唏噓。

為何會如此呢？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一是他后續建立的戰功較少，1943年張維翰奉命回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十六支隊學習，沒有參與抗日后兩年的戰事。

解放戰爭他也主要在后方工作，未曾到一線領軍，1948年3月時才擔任冀南三地委武裝部長、1949年8月才擔任邯鄲軍分區司令員，這個晉升速度，已遠遠落后于昔日的部下。

二是建國初期張維翰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定性為“大老虎”。因為二哥張維璽曾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當時有人就謠傳張家是邯鄲的“四大家族”。

隨后針對張維翰的污蔑也來了，說他出身官宦人家，是靠政治投機上位、對社會主義事業多有破壞。沒多久，張維翰被逮捕，跟張青山、劉子善關在一個監獄。

河北省軍區將張維翰關押年余，為他列出了三項罪名：一是政治上麻痹，放縱反革命分子；二是曾用19萬發子彈換取百姓糧食；三是鋪張浪費舊幣970萬元（合新幣970元）。

最初省軍區還打算直接將張維翰開除軍籍、黨籍，不過北京軍區覺得這個處分太重，要求河北省軍區重新調查。

經過漫長的審問走訪，最終省軍區將張維翰的處分改為“撤銷黨內職務、行政級別降低兩級”，在1955年，張維翰身上帶著這些定性，因而導致影響了軍銜。

否則，按照他帶隊投向革命的貢獻，應該還是能被照顧授予將官的。在重新分配工作時，許多同志都勸他把“官司”弄清后再上任，這樣職務能相應提高不少。

但張維翰說:“我這一生對得起革命，問心無愧，我得先去工作，相信組織總有一天會對我作公正結論。”

后來張維翰擔任過解放軍軍事體育學校副校長、國家體委陸上運動司司長等職，1963年7月就早早離休。

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張維翰熱情不減，當時各地都在編錄革命的發展歷程，可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資料少之又少。張維翰得知這個消息后，立即著手記錄。

他將自己和范筑先等人開辟魯西北根據地的經過寫了下來，共計20余萬字。此作完成后，張維翰取名為《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介》，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填補了該區域革命史的空白。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組織恢復他的名譽，1979年10月11日，張維翰病故于北京，享年73歲。

雖然他的職務和軍銜都不算突出，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勞苦功高，許多老戰友、包括李聚奎在內的上百位將軍都不遠萬里趕到北京參加追悼會。

129師的老領導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等人也有出席并送了花圈，張維翰的最后一程，也是非常榮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