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學一直在糾結,我70多了來學晚不晚?我告訴你,可以做”。
屏幕里是虛擬的書架背景板,沉穩的男聲娓娓道來。這是某社交平臺上的直播間,正在向老人兜售AI學習課程。主播聲稱,老人們免費學習AI寫文案、制作海報和視頻,等作品有流量后,就可以在賬號上賣貨。至于流量如何來,直播間的“老師”承諾,不用擔心,他們會幫忙推流。
在直播間所謂的成功學員案例中,一個老太太能夠月入8000,“可以給點錢給孫子上學,兒媳婦對她的態度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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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的評論區里,鮮花、愛心、大拇指滾動不停。有人問,“怎么才能跟你上課?”等老人們交完錢才發現,老師們已經消失了,只剩下幾千元的損失和一堆打不開的鏈接。AI熱潮下,看似離潮流很遠的老人也想探頭看一看。沒想到,頭一伸就掉入了早已布置好的陷阱。
也有老人因此獲罪。據媒體報道,一名62歲網民為學習流量變現,花費900余元參加線上AI培訓班,利用AI技術編造“8歲男童被醉漢打骨折”的虛假視頻,僅獲利0.13元后即被警方迅速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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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道江湖這么險惡呢?”緩過神來,李琳在社交媒體感嘆。如今,想到過去幾個月里,自己每天跟著屏幕里的“老師”認真做筆記學習的樣子,李琳就氣憤不已。
已經退休的李琳,這次要學的是AI。
她想,就跟當年短視頻似的,做的人都抓到時代紅利了,現在AI還沒那么普及,她沒準能踩到風口。她設想“以后有了孫子,自己說不定因為懂AI可以做一個育兒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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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老人也能學AI”
今年7月,李琳在微信視頻號上刷到一條題為“AI技術免費培訓搞副業”的視頻。提到AI,她想到了今年春節表演的宇樹機器人。她想,AI確實火,免費學學沒壞處,李琳點進去看了一會。
算法抓住了這次點擊,開始不停給李琳推送同類視頻。輪番轟炸下,李琳終于被影響了,多番對比后,她選擇了一家號稱“真正免費”的機構。“老師”保證,“0基礎就能學會,學完每月最少掙幾千,多的幾萬都有”。所謂用AI技術掙錢,是指通過AI生成圖片或視頻以獲取流量,有流量后可以接廣告。這樣的介紹,持續了2天。
等到第三天,老師表示,自己和合作方爭取了30個名額,能拿到幾十種AI程序,原價4.8萬元,現在只要1280元。等學員有廣告收入后,1280元會退回來。說完,他不僅曬了很多學員的后臺掙錢數據,還當場連線了那位“月入8000,可以給孫子學費,兒媳婦態度都變了”的老太太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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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新聞
李琳心動了。她原來是機電工程師,剛剛從單位內退,還不到60歲,正是“從單位過渡到社會”的時候。最終,在名額不多的催促中,李琳交了1280元,隨即被拉到一個群里。李琳發現,群里600多人基本都是老年人,自己在其中已經算“年輕人”,還有很多80多歲的老人。他們的資金似乎并不寬裕,有人在群里問自己靠打掃衛生、刷盤子湊學費,能不能分期付款。
晚上7點到9點,正是學員們兒孫該上晚自習的時候,這些老人們并沒有閑著,他們也在上課,學習一些基礎的AI指令。之前1280元打包價買來的AI程序,包括ChatGPT4.0、AI繪畫等。利用這些工具,他們要制作手機壁紙、搞笑視頻等作品。不過,作品有些簡單。李琳舉例,手機壁紙很土,“是我這個年紀都不會用的程度”。當有人質疑時,老師會“像說小孩似地懟回去”。
李琳做事一向認真,每天吃完晚飯后,就把自己關進書房,看著手機,跟著老師教的內容一點點記筆記。“老師說好幾個平臺都要分發,比如今日頭條發熱點推文,抖音發小說推文,快手就做短劇”,有時李琳甚至能忙到晚上11點多。但她畢竟上了大學,已經是其中悟性比較高的學員了,還有一些上了年紀則更加努力,“你想想七八十歲的那眼睛,就做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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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制作的AI短視頻
1周后,群里的老師開始推高階課。高階課學費2980元,“私教一對一陪跑1年,3個月必賺回學費”。李琳原本決定就此作罷,但電話開始不停響。七八通電話里,屏幕另一端的“老師”說得很誠懇,稱高階課的老師比他更厲害,是最好、最專業的,“還會給我們推薦資源。高階課老師自己1個月能掙二十幾萬,我們跟著五六千總能掙”。
在言語攻勢下,李琳決定一試,又交了2980元。她注意到,600多人里,共有300多人交錢買了高階課。“你算算這得有多少錢?”回頭來看,李琳意識到這些學費為老師帶來了巨額財富。
交完錢后,群馬上被解散,由私教老師一對一指導。上課的內容轉為制作短劇和將漫畫、小說變為視頻,聽上去有些技術,但實際是互聯網搬運工作,“將別人已經做好的短劇隨便換個頭,變成自己的”。私教要求李琳花680元再買另一個軟件,“說上面有許多小說和短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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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錢既然已經花了,這680似乎也沒有不再花的道理,李琳再次付款。但幾天后,李琳被徹底拉黑。
等李琳回過神來,發現在高中教數學的妹妹也在學AI。她的經歷和自己的一模一樣。
這樣的老人并不是少數,在黑貓消費者服務平臺上以關鍵詞“AI課”搜索,有1432條投訴,其中涉及到老人的共有105條。很多老人遭遇的騙局模式和李琳的基本相同。
發現自己被拉黑后,李琳找到第一階段上課的老師,老師告訴她,是企業微信需要更換人,再給了李琳另一個人的微信。沒過幾天,李琳又被拉黑,又被以同樣的理由給了第三個私教老師的聯系方式。
中秋節這天,李琳想著“要尊重一下老師”,給私教老師發去了中秋祝福的表情包。果不其然,她第3次被拉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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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小紅書賬號
幾天后,算法又給李琳推來了AI課程的直播視頻,同樣的老師,同樣的話術,同樣的直播間。
02
“重新回到世界里”
老人在直播間用“打包價”買AI創業,這些描述在年輕人眼中多少有些離譜,為何老年人偏偏一頭扎了進去?
申琦是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老人與數字社會多年。申琦注意到,2022年左右,智能副業、AI課程、甚至AI創業培訓班在銀發群體中流行起來。
2024年,申琦和團隊開始做一個老人與AI大模型的調研,把裝有7款大模型的手機和平板電腦送到了上海100位老人的手中。他們發現, AI對于老年人而言不僅是一種技術議題,更是一個情感議題。“它暴露了當下老年人在社會中的‘位置焦慮’,他們既害怕被時代拋棄,又渴望通過學習和行動,重新獲得價值感與連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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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琦也曾看過售賣AI課程的直播間,在她看來,那些話術傳遞的核心信息并不是“賺錢”,而是“被需要”。“老年人希望通過勞動、學習、再參與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其實和保健品騙局異曲同工”,但另一方面,申琦分析,AI創業騙局比傳統保健品騙局更具“時代偽裝”,保健品賣的是“健康焦慮”,而AI賣的是“時代焦慮”。
“當一個老人被反復告知‘你也能當AI創業者’,他不光是在追求財富,而是在追求一種被世界重新接納的感覺。”申琦說。
陳可覺得,母親就是想要重新回到“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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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半生》劇照
今年上半年,陳可注意到,來自己家小住的母親每天都在看關于AI的直播,“做飯的時候手機都放在旁邊”。想著老人可以接觸一點新東西,陳可沒有阻攔,只是告訴母親千萬別付費,母親保證,肯定不會。母親的微信沒有綁銀行卡,只是手里有些現金。幾天后,陳可父親來電,為了報AI課程,母親在老家用2000元現金換了親戚的2000元網上轉賬。
當陳可知道母親陷進AI課程的騙局后,并不忍心責怪。陳可的母親幾年前就買過那些宣傳有各類用處的化妝品、保健品,也因和父親產生沖突,“我爸甚至想摔了她的手機,讓她再也不要上網”。陳可攔了下來,在她看來,這是母親用她的方式在接觸新事物和社會,“不能把這條路也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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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牙
陳可母親今年63歲,“一直在為家里操持,伺候我爸和做家務,勤勤懇懇”。陳可讀初中時,母親也曾出去工作過,在她的印象中,那是母親最快樂的時候,“比在家里待著要笑更多,她工作很認真,甚至顧不上我和我爸”。
然而,幾年后,單位沒了,母親又回到家里,做飯、洗衣、掃地。等陳可生了孩子,母親再幫她帶孩子。陳可能感覺到,十幾年過去,母親一直期望能再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來證明自己。她也有過幾次嘗試,比如背著陳可的父親偷偷去到縣里的紡織廠,干了1個月,因為家里有事又只能回來;又比如去飯店的后廚幫忙洗菜、洗碗,最后身體吃不消,沒有干很久。
為了把母親從“縣城同事、我爸、家務的圈子里拽出來”,陳可過段時間就會喊上母親到家里來住一陣。只是父親不會料理家務,母親每次都不能待太久。陳可告訴本刊,雖然只有爸媽兩個人在家,但他們經常會因為小事吵架,其他時候交流不多。而她也有自己的小家要照顧,1個月左右才給母親打一次電話,“基本也就扯扯日常,不會說聊到各自的心情感受這種”。陳可還有一個弟弟,人在海南,能與家里聯系的時間更少。她明顯能感覺到,母親是孤獨的。刷手機視頻就變成了母親主動接觸外界和排解情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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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連美麗都復雜
但是,陳可也擔心,下次再遇到別的陷阱怎么辦?
陳可的母親,只是中國盯著短視頻的老年群體其中一位。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4年,50歲及以上的銀發短視頻用戶則貢獻了主要新增,占比為33.9%。北京師范大學的研究顯示,老年人平均每天使用短視頻應用達2.83小時。相比起中青年群體,老年人更加依賴短視頻。這也意味著,不太擅長識別現代技術和騙局的老年人長時間暴露在風險下。
據申琦解釋,短視頻、直播間之所以成為老年人的“精神避難所”,其實是一種被動的適應。“它提供了即時反饋、情感陪伴與社交幻象,彌補了現實世界中社交圈的萎縮和陪伴的缺席。可以說,他們不是主動依賴網絡,而是被現實推向網絡。”
在她看來,歸根結底,老年人不是技術的“問題用戶”,而是技術社會的“被忽視公民”。當他們在現實中被理解、被陪伴、被尊重時,虛擬的騙局就會失去誘惑力。這也是家庭、平臺和技術需要思考的問題。
03
注定“悶頭虧”
錢到賬后,對于銷售課程的公司來說馬上可以瞄準下一個目標,對老人來說,折磨才剛剛開始。
吳涵的母親今年66歲,一個人生活在廣東云浮的農村老家。8月開始,母親多次和她說想出去打工掙錢,吳涵覺得不太對勁,此前,母親從未打過工。10月,吳涵回家時,特意翻看了母親的手機,支付記錄先是,母親向3個不同的賬號支付了近5000元。
母親這才告訴吳涵,自己正在跟著課程學習AI,錢是從不同親戚處借的,想打工掙錢就是為了還錢。
吳涵厘清事件經過后,馬上搜索了母親付款的公司,分別是3家注冊地址在北京的科技公司。它們最早的注冊于2023年,最晚的注冊于2025年8月,注冊資本只有1萬元。吳涵先給12345市民熱線打電話投訴,工作人員回應她正在跟進。吳涵又打了公司注冊地的報警電話,警察去到注冊地才發現公司并不存在。
直到吳涵反復勸說,她的母親才明白這是個騙局。吳涵母親很難過,1個多月都沒睡好覺,常說“等過年掙到錢了要把錢還給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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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涵告訴本刊,母親一直在家料理農活。吳涵的兩個哥哥各生了兩個小孩,都在鎮上生活,母親想幫他們減輕負擔。平時則幫著別人上山除草,一天100元。“起早貪黑去做農活,手都裂了,一身水一身汗的,很辛苦”。幾年前,吳涵才給母親買了一部智能手機。“她只會打電話、發微信,這兩年才偶爾刷刷視頻”。
因為不懂如何打開鏈接,吳涵的母親一節課都沒有上。“但是公司卻說簽訂了合同,不能退錢”,吳涵說。實際,這份合同也很“荒謬”,上面只有吳涵母親的身份證和名字以及對方公司的公章,沒有任何關于合同條款的內容。
吳涵試圖尋找母親受騙的相關聊天記錄,發現都已經被“工作人員”引導刪除。“他們就告訴我媽說不能讓子女看到了擔心,等做成了再告訴子女。”
據浙江佑平事務所吳亮律師介紹,從法律的角度看,這類AI課程涉嫌虛假宣傳,“比如承諾零門檻、月入過萬保底收益、公司補差價等,無法兌現可以構成虛假廣告。故意編造學員收益截圖、虛假成功案例,可認定為欺詐性宣傳,提起民事訴訟。”如果虛假宣傳起訴成功,受欺詐的老人可主張撤銷合同、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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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于網絡
吳亮認為,網課銷售的平臺也應承擔責任。“根據《互聯網廣告管理法》的規定,平臺對明顯虛假或者高風險的廣告負有先審后播義務,”吳亮說,“《電子商務法》中也有表明,針對虛假宣傳,侵害消費者權益必須采取必要措施,否則承擔連帶責任。”
但在實際追繳過程中,困難重重。吳亮解釋,絕大多數人會嘗試通過市民熱線、消費者投訴平臺追回錢款。但是這些約束效力較低,“如果聯系不到公司的人,也就沒辦法往下推進”。
如果要民事訴訟,律師費也不低,“相比起被騙的錢來也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老人們不一定有那個錢”。即使決心起訴,證據的收集首先就不太容易。據吳亮介紹,想要成功起訴,需要有上課時的直播錄屏、承諾收益截圖、所簽合同等等。一方面,很多老人并不知道該如何錄屏,也沒有這樣的意識;另一方面,騙子也會盡量不留下書面證據,比如合同里不會涉及收益保證。“很難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吳亮表示,像吳涵母親所遇到的這類給不同公司分別付款,也是這類騙局公司的常見套路。這意味著需要收集老人與不同公司之間的完整證據鏈。而且“不同的公司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注冊,需要去不同的地方起訴,增加了維權成本。”
依照吳亮的經驗,這些公司往往新注冊、認繳資本很低,沒有辦學資質,“也是我們常說的皮包公司”。即使真走到了執行階段,公司也沒有財產可供執行。
還有一部分老人即使簽了合同,也存在很多霸王條款。本刊采訪的一位來自黑龍江的老人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他所簽的合同里表明,不予以退還服務款項的情形包括因乙方個人原因,如不想學、沒有時間、學不會、有其他事情耽誤等等,對方以此為由拒絕退款。吳亮解釋,這其實是屬于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或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只要能舉證證明其不合理,合同內容就是無效的。吳亮表示,“難就難在證明老人學這個東西很難,尤其是很多證據沒有保留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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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結果是,“很多老人只能吃悶頭虧”。
對有退休金的李琳來說,錢的損失還能承受,她也并不打算花費精力追究。但也有許多老人寄希望于AI賺錢來改善生活,發現被騙后,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有老人在黑貓上寫下自己的經歷:
“我于2025年8月27日在平臺購買了問今智遠AI課程,商家承諾能掙錢。于是我借了1400元購買了課程,結果是之前學的都簡單的AI操作,根本掙不了錢,后來又要求買私教課,我是一個農村60多歲的老人,家中老媽和老公都是腦梗病人生活不能自理,經濟十分困難,根本沒有辦法學下去,之前借的錢都沒有還。我現在要求退還學費為盼!
我是農民60多歲,生存都是一難題并且還多病吃藥。他(老師)仍勸導我借錢,現在借錢也是難事,最后還真借到了……21節課,全班都是上了歲數的老人。“
(應采訪對象要求,除吳亮、申琦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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