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慘淡，但這就是舒淇的《女孩》

一個多月前，舒淇憑借首次執導的電影《女孩》，斬獲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11月4日，電影上映四天后，票房僅200多萬元。

但這個票房結果，或許也在舒淇的意料之中。

因為它太平淡、太“作者”了，她站在了商業的反面——別人激烈、聳動，追求極致的情緒表達和腎上腺激素情節，而她一一規避、拒絕這些。

舒淇，以舒淇的方式，拍了一部只有她才能拍出來的電影。

壹

舒淇害怕她籌措十年的故事《女孩》過時。

當時是2023年，她以評審身份參加威尼斯影展。連日觀看數部影片，突然被一種“緊迫性”攫住，遂于工作結束之后，驅車至米蘭，在酒店閉關，用13天完結了這個斷斷續續寫了10年的劇本，并在之后的一年，攝制完成。

“再不拍《女孩》，那《女孩》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女孩》了。”舒淇說。

因為這個發生在37年前的故事，以及故事所講述的“女性依附著男性而生活”的時代命題，離當下越來越遠；加之當下的觀影方式、營銷方式及觀眾對高強度情節的渴求，使得舒淇心中的《女孩》有點脫離大眾，或格格不入。

她要趕在自己尚有決心不會屈從于任何外在力量（如出品方、觀眾審美等）而歪曲故事的時候，一鼓作氣把它拍出來。

其實舒淇的擔心，在商業層面已經成了讖語，票房慘淡便最直接的證明；但在內容層面，只要還有家庭暴力，還有扭曲的家庭關系和壓抑的成長環境，這類影片就永不過時。

電影有兩類角色：一個受害者，一個施暴者。

受害者是影片主角林小麗，一個生活在家暴陰影下的中學生，一個“你怎么笑起來還是那么苦”的女孩。

施暴者則是她的父親，一個在修車廠干活的酒鬼，動輒打罵老婆女兒，不允許家人忤逆他的意志。

受害與施暴的這層關系，若交由某些懂市場、懂觀眾的青年導演來拍，施暴、受虐、抗爭及抗爭失敗的情節，嘶吼的、飆血的、濺淚的場景，很容易想象和設計，但舒淇不這么拍。

甚至全片，父親和女孩都沒有直接的肢體接觸和眼神交匯（除了在女孩夢境里，父親恐怖的大手像蛇一樣盤臥她的臉）。

舒淇更高明，只用了一個巴掌，就把這種關系拍了出來。

巴掌是女孩母親打的——女孩上學忘記帶午飯便當，母親趕去學校送飯，把她喊出課堂，當著師生的面，掌摑她，辱罵她，然后離去。

明明父親是家暴男、酒鬼、施暴者，為什么舒淇把家暴的動作，給了母親？

因為母親是一個被扭曲了的受害者。

去學校送飯前，她體面地換衣化妝。可酒鬼丈夫卻質問她，化妝干嘛，要去偷嗎？女人頂嘴，男人便把她按到床上，撕扯衣裙，強奸了她。她甩到女兒臉上的一巴掌，或許是在控訴：要不是你忘記帶飯，我又何至于化妝，何至于受辱？

可女孩為何忘記帶飯？

只因昨夜父親又一次酒醉回家。她本能地蜷縮進臥室的塑料衣柜，拉上拉鏈，坐在暗中，瑟瑟發抖。當父親走進來，詰問她為何關門時，要不是母親在臥室喊了句“明天不要上班嗎”，父親會做出什么來，觀眾自可想象。

女孩顫抖著手，調錯了鬧鐘，躲進衣柜睡了一夜。醒來時，將要遲到，由于慌亂這才忘記帶便當。

這層嵌套式的施暴與受害關系鏈條中，誰是罪魁禍首，不言自明。

“巴掌”過后，還有一個“秋千”鏡頭，將這種嵌套傷害關系拍得更加深入。

當時，還在念書的母親，坐在秋千上哭。只因她的父親說，沒有女孩這個年紀還在讀書。他要她去當學徒，并且賺的錢，有剩的得寄給他，且她的人此后不必回家。

當一個女孩從秋千上下來，她的青春就被剝奪了。她像受驚的兔子，來到車站，哭得渾身顫抖。這時，座椅旁一個男人落座。這個男人就是日后她的酒鬼丈夫。

原來，母親也有一個把她推入深淵的父親；原來，母親曾經也是一個女孩，一個像自己一樣，失措無助、時時刻刻處于恐懼之中的女孩。

貳

故事的結局，被母親推走、推遠、離家而去的女孩，多年后回家，面對母親端來的一碗加肉加蛋的面條，哭得泣不成聲。

母女同框，貌似和解了，但女孩心里的創傷還在。舒淇說，《女孩》的主題從來不是和解。因為真正經歷過那種害怕到窒息，以致于畢生活在陰影里的人，是無法痊愈的。

舒淇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恐懼深夜，恐懼高樓電梯，恐懼密閉空間的受害者，一個帶著傷疤、沒有童年和幸福可言的女孩。

電影里女兒蜷縮衣柜以躲避酒鬼父親，父親母親視女兒為出氣筒、人肉沙包，皆是舒淇的切膚之痛。尤其她的母親，總是無緣無故打她。有一次，她母親去片場探班。攝制組說，這場戲請母親回避一下，因為拍的是舒淇挨揍。母親笑道：她小時候，我打得更兇啦。

是玩笑，也是真實。

可舒淇卻說，她一直很理解父母，也很早就原諒了他們，甚至于她能理解，母親“為什么當初會這樣子”。

圖自舒淇的“新世相”采訪視頻

寫劇本時，拍電影時，她還沒有這種感受；直到她像觀眾一樣，看完《女孩》后，她突然理解了。電影的神奇之處正在于此：

舒淇以導演的方式，消化童年的傷痕，重新認識父母。

她本名林立慧。父親酗酒，脾氣暴躁；母親十八歲時就生下她。他們根本就不懂怎么帶小孩。哪怕她再懂事，干再多家務，還是免不了各種打罵。到中學時，窘困的家境已不支持她讀書，遂輟學求職。后來年僅16歲的她，被一紙合約推到鏡頭前，拍寫真、廣告，既安頓自己，也貼補家庭。

某一天，她離開臺灣，趕赴香港，正式踏入演藝圈。“因為再不離開的話，我可能就跟我媽媽一樣了。”

舒淇早期作品電影劇照

她媽媽，或者說電影里的母親，都是被困住的人。她們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這樣的一個矛盾體，恰恰是電影里最令人深思，也最令人嘆息的角色。

作為女兒，她尚有余力，通過學校、朋友、螞蟻、白云、樹洞、海風和橫沖直撞地模仿大人抽煙喝酒，獲得臨時的解脫與釋放；但母親呢，兩個孩子絆住了她，對丈夫還存有依稀的愛，這些東西使她深陷地獄，無路可逃。

母親是一個連自保尚且不能為之的，或許比她的女兒更可憐的女孩。女兒知道，舒淇也知道。所以她們不恨母親。

那父親呢？制造地獄的人，他的暴力來源何處？

舒淇試圖說明，父親也不是一味地惡。

他出場第一句臺詞是咒罵別人太囂張；他的工作是靠著他父親生前的關系，“恩賜”給他的；他處在時代劇變的風口，經濟騰飛的前夜，卻無能為力；他是一個能對妻子說“對不起”的人。盡管不值得同情，但或許他的本性不是暴力狂，至少有可能不是暴力狂。

只是父親做不到。他太軟弱，太無能，除了暴力，沒什么東西能維持他還算是個男人的幻覺。

這些舒淇都看到了，也拍出來了。所以她暗暗地理解了爸媽，也原諒了他們。

一部電影若只有施暴與受虐的對峙關系，則只是愛憎分明的類型片而已；可當一個創作者，越過對峙的表面，結構性地思索，他們何以變成這樣時，電影就會成為一帖止痛劑，它很難根除病灶，但至少撫慰人心。

對舒淇等曾陷入家庭深淵的女孩來說，哪怕是這一丁點微末的遲到的撫慰，也是珍貴的。

叁

出身貧寒，語言不通，初到香港的舒淇，只能順從娛樂圈法則，拍攝片方制定的影片，比如王晶導演的《玉蒲團之玉女心經》和王晶編劇的《紅燈區》等艷情片。加之她早年為模特時，拍的寫真，一度使得舒淇二字，成為茶余飯后的私密談資，被部分粗鄙之人視為“污點”的存在。

可以說，20歲前舒淇的娛樂圈闖蕩史，等同于另一種形式的“原生家庭”。

舊的家庭，依附于地理位置和親緣關系，離開便能擺脫；而新的家庭，牽扯著盤根錯節的利益、人情，個人的事業與理想，以及冰冷的法律合約，她逃不走，只能“修復”——用一部部影片重塑或者說恢復舒淇真正的形象。

與爾冬升導演、張國榮、莫文蔚合作的《色情男女》便是舒淇修復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她在片中飾演內心純潔，為生活所迫去拍情色片的女演員。該片讓大眾認識了不一樣的舒淇，她也因此獲得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

這年她才20歲。

《色情男女》劇照，張國榮與舒淇

后來，她與黎明合作拍攝《玻璃之城》，與成龍、梁朝偉等合作拍攝《玻璃樽》，角色迥然于過去的艷俗色彩，而變成深情又脆弱的港大女生和憧憬愛情的純潔鄉村漁女。

那些年，舒淇幾乎同香港眾多大牌導演、男星都有過合作。她早已越過了早期的性感、懵懂與某種身不由己，躋身于光明的電影大道。

2001年，舒淇正式結識她的人生智者、導師侯孝賢，拍攝了《千禧曼波之薔薇的名字》，飾演一個多變而迷離的臺北女孩，周旋于兩個男人之間而心力交瘁。2005年，兩人合作《最好的時光》；十年后，兩人又為世界觀眾獻上一部《刺客聶隱娘》。

《刺客聶隱娘》劇照

侯孝賢導演40來年，其中一半時間，給了舒淇。據傳，侯孝賢患病前籌劃的影片《舒蘭河上》，仍由舒淇主演。

她是侯孝賢這位電影大師眼里的迷離女孩、青春少女、癡情藝旦、創作歌手和孤寂的俠女。是侯孝賢讓她被全世界看見，也是侯孝賢讓她去當導演，拍一部只有她才能拍出來的電影。

“你可以自己寫，從你最想說的話開始。”侯孝賢如是叮囑，并且兩次有意無意地催問她劇本的進展。

舒淇“最想說的話”是什么？在打破娛樂圈這個“原生家庭”的桎梏后，她最想說的，或許就是曾讓她夜不能寐、耿耿在心的真正的“原生家庭”——她要給那些同樣“沒有童年”的女孩，獻上一劑止痛藥，給那些不知如何帶孩子的父母，擺出一個血的故事，以作善意的提醒。

她的拍攝方法是侯孝賢的，“讓人物自由地去飛翔”，不去設定演員的方向，而是追隨演員的特質去走。

她的拍攝關懷又是很舒淇的——只有從地獄爬出來的女孩，才懂得保護尚未走出來的女孩——她放棄所有商業類型片的營造法則，把本來可以凸顯撕裂、對抗的沖突情節，變成校園的秘密花園、河邊的蒼翠草坪與青年摩托車上迎面而來的風。

這樣做有點任性，但可能比商業片更加深刻。因為拍一個激烈的家暴場景，只是一時的喧囂，一時的流量，而若是拍出一個個時刻驚懼、時刻膽怯，哪怕長大亦無法忘懷、無法治愈的人生，才更加震撼人心。

舒淇拍攝《女孩》的初衷，就是希望不懂愛的父母們可以懂得怎樣去愛自己的小孩。究竟怎么愛呢？

不是在秋千架前，丟下行李，驅趕女孩棄學離家；而是要站在秋千后，扶著女孩，把她蕩向陽光普照之處。

撰文 李瑞峰 編輯 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