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孝乾叛變，吳石犧牲之后，沒想到李克農還留了最后一張底牌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槍聲響起，吳石與朱楓倒在血泊中。他們的犧牲被臺灣當局當作“肅清共諜”的終結號角，毛人鳳當著蔣介石的面，揮舞著一份印有1800多個名字的名單，自信宣布：“共匪在臺的地下組織已全軍覆沒。”這一刻，整個臺灣陷入白色恐怖的高峰。

蔡孝乾供出的名單幾乎揭開了所有潛伏者的身份。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一一倒下，臺灣地下黨幾乎斷線。但李克農心里有數：還有一張牌，沒人知道。那他是誰？他憑什么能在特務眼皮底下活下來？這張“底牌”究竟藏得多深？又是怎么在最黑暗的時刻撕開一道光？

1931年，李克農親手安排一名年輕黨員“叛變”投靠中統，這人名叫程一鳴。他偽裝成忠誠的反共干將，甚至參與李公樸、聞一多案外圍調查。1949年隨軍去臺，任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專管政治審查。這可是個看人身份的活兒，別人查共產黨，他卻偷偷護著自己人。

當他看到蔡孝乾供出的名單后，兩個他親自發展的聯絡員赫然在列。程一鳴連夜“審查”兩人，以“證據不足”之名將他們悄悄放出，還用貨車送到鄉下躲避。這兩個生命，也許就因為他的一句話而保住。

與此同時，臺北的另一處房子里，另一組人也在悄悄行動。這支代號“心理學講座室”的小組，位于廈門街113號，表面上是一對“兄妹”合租，其實是于非和蕭明華，中共中央社會部直屬的秘密情報人員。

他們的身份太普通了，一個是北平師大心理學教授，一個是臺灣師范學院教師，可就是這兩個人，成了最后還在運作的情報小組。

蕭明華表面上講課，實則暗中發展進步青年，用課本夾帶暗號、用課堂傳遞信息。于非則以“國語日報編輯”的身份在文化圈活動，觀察并策反有價值的國民黨軍官。

他們之間有個約定：窗外竹竿上若無衣物晾曬，就是生死信號。1950年2月，特務突襲家中，蕭明華冷靜地取下竹竿上的旗袍，等于發出了“危險勿靠近”的警告。

她被帶走后，在獄中堅持了278天，電刑、老虎凳、骨折都沒讓她開口。她用送出“七顆魚肝油”的方式告訴于非：“‘七’就是‘去’，快走！”她還用家鄉話告知哥哥“母親病重”，實則讓組織立即斷線撤人。

1950年11月8日，她走上刑場，年僅28歲。于非沒有離開。他知道，任務還沒完成，情報必須帶回大陸。他找到了小組另一位核心成員——蘇藝林，此人是國防部三廳的中校參謀，能接觸到兵要地志圖。

3月的一個深夜，蘇藝林趁同事家中突發狀況，將鑰匙托付于他。他立刻聯絡于非，兩人攜帶微型相機潛入檔案室，拍下臺灣全島的軍事部署、潮汐、暗堡等核心機要圖紙。

這些膠片被封進防水袋，由于非偽裝成商人，經香港中轉送回上海。這份情報，后來直接用于解放海南島和舟山群島的作戰部署。與此同時，程一鳴也沒停下。他把美軍在臺灣的駐軍人數、M41坦克數量、防空雷達布點、甚至是金門增兵計劃都一一掌握。

他用米湯寫密信，干后看不出字跡，需用碘酒顯影。這些信，托做茶葉生意的朋友帶出臺灣，轉交北平。一次，他的信差點被海關查出。程一鳴強作鎮定，以“這是寫給母親的信”為由與海關爭執，硬是保住了內容。

為了不被懷疑，程一鳴常常在會議上大談“肅清共諜”，私下卻對著地圖發呆。他說，最怕的不是暴露，而是斷了和組織的聯系，辜負了吳石、朱楓那些犧牲的同志。1964年，程一鳴以“公干澳門”為由，帶著《金門防御部署圖》、特務名單、五支無聲手槍起義歸來。

蔣經國得知后，當場摔電話，連夜清洗整個情報系統。臺灣對大陸的間諜網多年未能恢復。就在程一鳴完成任務、于非安全返陸時，蘇藝林和蕭明華分別犧牲。蘇藝林被捕后，面對酷刑依然高喊：“你們出賣的是國家，不是我！”1950年6月29日，他英勇就義，年僅36歲。

她的遺骨直到1982年才送回大陸，埋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于非親筆在墓碑上寫下三個字：“歸來兮”。那不是詩意，更不是懷舊，而是對一個誓言的兌現。

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謝漢光的黨員，在深山中藏了38年。他頂替失蹤村民的身份，種地、采藥，直到1988年才重返故土。當年他剛翻出辦公室后墻逃命時，特務已經踹門而入。而背叛一切的蔡孝乾，卻活到了1982年，享受少將級待遇，住著特務給他蓋的房子，有完整的葬禮。

這對比，不禁令人心寒。可正是因為有程一鳴、于非、蕭明華、蘇藝林這些人，臺灣地下黨沒有全軍覆沒。李克農的“底牌”，不是某一個名字，而是一種信念、一種意志、一種把生命押上的忠誠。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們撐起了唯一的光。

歷史，總有人在黑暗中點燈。李克農留下的這張底牌，不只救了幾個人，更是撐住了祖國統一的希望。正因有他們的堅守，才有今天山河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