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號稱是清流云集，為何反倒會危害國家，最終斷送了明朝？

無錫東林書院的 “風聲雨聲讀書聲”，曾是晚明最響亮的清流符號。

萬歷三十二年，被罷官的顧憲成在老家重建書院，題下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的楹聯。四方學者聞聲而來，朝堂官員遙相呼應，一個以 “清流” 自居的政治團體悄然成型。

時人贊其 “扶危定傾”，后世卻多斥其 “亡國之黨”。這看似矛盾的評價背后，藏著晚明王朝崩塌的深層密碼。

一、起源：從講學場到權力網的變質

顧憲成
的初心，本是匡正官場風氣。

這位萬歷八年的進士，因在 “國本之爭” 中力諫立太子，觸怒萬歷帝，被削職回鄉。他目睹朝堂被齊黨、楚黨等地域派系把持，官員以私廢公，遂想以講學聚起正直之士。

初期的東林書院，確有清流氣象。顧憲成與高攀龍講學 “以明道為宗”，批評礦稅擾民，彈劾貪官污吏，吸引了趙南星、鄒元標等正直官員。此時的他們，更像一群有理想的士人聯盟。

但權力的誘惑很快改寫了軌跡。萬歷末年，東林黨人借 “京察”（官員考核）之機，大肆排擠異己。凡不依附者，不論賢愚，皆被貼上 “邪黨” 標簽。

浙江官員沈一貫只因反對東林黨主張，便被污蔑 “結黨亂政”。這種 “非我族類即異端” 的做派，讓講學場徹底淪為黨爭工具。顧憲成晚年哀嘆：“吾道之衰，始于黨同伐異。”

二、黨爭：比閹黨更致命的內耗

天啟年間，東林黨與閹黨的惡斗成了朝堂主旋律，但東林黨的黨爭邏輯，早已埋下禍根。

熊廷弼的冤案，最能暴露其本質。這位湖北籍的文武全才，萬歷二十五年連中會元、狀元，巡按遼東時就精準指出 “女真為心腹大患”，彈劾李成梁 “驅民棄地”。

可僅因他不愿依附東林，又在江南督學時破格提拔寒門子弟，觸犯了東林黨背后的江南士紳利益，便被東林黨視作 “楚黨異類”。即便薩爾滸戰敗后，熊廷弼臨危受命穩住遼東，仍遭東林黨人姚宗文污蔑 “治軍無方”。

更荒唐的是，當閹黨也攻擊熊廷弼時，東林黨竟選擇 “同流合污”。他們不顧遼東危局，合力將熊廷弼罷官，換上毫無軍事經驗的東林黨人袁應泰。

袁應泰到任后，輕信降人、疏于防備，短短數月便丟了遼、沈二城，自殺謝罪。遼東防線崩潰，東林黨卻忙著互相推諉，沒人關心關外數十萬百姓的死活。

時人評價：“東林非不為君子，然過激且依附者不純，終成黨錮之禍。” 這種只問派系不問是非的斗爭，比閹黨的專權更耗散國力。

三、財政：江南士紳的 “抗稅代理人”

東林黨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將階級利益凌駕于國家存亡之上。

明末戰事頻仍，賑災不斷，國庫早已空虛。萬歷帝開征礦稅、工商稅，雖有擾民之弊，卻能每年增收數百萬兩，支撐遼東軍費。

但這些稅收觸及了江南士紳的核心利益。東林黨人多出身江南地主官僚家庭，背后是蘇州織戶、揚州鹽商、松江地主組成的利益集團。他們打著 “為民請命” 的旗號，極力反對礦稅。

東林黨領袖李三才上疏稱 “礦稅苛政猛于虎”，卻絕口不提江南士紳兼并萬畝土地而不納稅的事實。萬歷帝去世后，東林黨立即廢除工商稅、礦稅，轉而加征 “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將負擔全壓給農民。

崇禎三年，兵部尚書梁廷棟懇請向江南富戶加征 “剿餉”，東林黨人錢士升立刻反對，稱 “加稅必致民變”。可當時江南的蘇州府，每年上繳的賦稅還不及明初的三分之一，而東林黨人家族卻富可敵國。

遼東守將祖大壽在奏疏中泣血直言：“士兵三月無糧，衣不蔽體，何以御敵？” 而江南的東林黨人正在虎丘宴飲，一首詩就耗費白銀百兩。

四、決策：道德綁架下的治國無能

崇禎帝登基后，清算閹黨，重用東林黨，可這群 “清流” 卻交出了災難性的答卷。

面對李自成起義，東林黨人陷入 “道德迷思”。有人主張 “招撫” 卻拿不出糧餉，有人高喊 “圍剿” 卻反對加稅。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兵臨北京，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東林黨人范景文怒斥：“國君死社稷，乃圣人之道，豈可南遷避禍？”

可當北京城破時，范景文卻投井自殺，而另一位東林黨領袖錢謙益，卻以 “水太涼” 為由拒絕投湖，轉身投降清軍。這種 “嚴于律人，寬于律己” 的雙重標準，貫穿了東林黨的始終。

更諷刺的是，東林黨人雖善談道德，卻對實際政務一竅不通。崇禎朝的東林黨內閣，竟連一份像樣的賑災方案都拿不出。有大臣建議興修水利，東林黨人卻以 “勞民傷財” 駁回，任由黃河決堤，災民遍野。

史學家孟森評價：“東林黨之禍，不在小人之害政，而在君子之自誤。” 他們以道德為武器打擊對手，卻用空談代替實干，最終將明朝拖入絕境。

五、回響：被歷史審判的 “清流” 神話

明朝滅亡后，東林黨的 “清流” 神話開始崩塌。

清初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記載，清軍南下時，江南士紳紛紛投降，其中東林黨人居多。而當初被東林黨打壓的熊廷弼，卻被追謚 “襄愍”，其 “三方布置策” 被證實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遼東方略。

乾隆帝讀明史時，曾批注：“東林黨人空談誤國，實乃明亡之罪魁。” 他看透了東林黨 “以黨爭掩其無能，以清流飾其自私” 的本質。

現代學者錢穆則指出更深層的原因：“東林黨代表的江南士紳階級，早已與王朝利益脫節。他們只關心自家田宅，哪管國家興亡？”

顧憲成或許不會想到，他創辦的書院會成為黨爭的溫床，他倡導的 “天下事” 會淪為階級利益的遮羞布。那些曾高喊 “殺身成仁” 的東林黨人，最終用明朝的滅亡證明：

真正的清流，應是 “茍利國家生死以” 的實干者，而非 “黨同伐異謀私利” 的空談家。當道德淪為權力的工具，當階級利益凌駕于國家之上，再響亮的 “清流” 口號，也救不了瀕臨崩塌的王朝。

如今，東林書院的香火早已斷絕，但那段歷史留下的警示從未消散：治國理政，最怕的不是小人當道，而是 “君子” 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