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在北京大興？人稱“九爺”，15歲被捕，兩次偷渡臺灣要錢

有一個笑話是這么說的，在一間隱蔽的別墅內，軍統機要密電處的全體十名人員圍坐在會議室內，個個神情肅穆。密電處長嚴厲的掃視一圈，開口說:“我們之中，隱藏著一個國民黨特務”。

是的，相比起我們的敵后戰線，在國民黨干所謂“諜報工作”實在是太悲慘了。

今天我們要說的這個人，他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個名叫鈕益惠的老人，他當年就是情報機構“軍統”的小特務。

現在這個人會出現在北京大興區的楊北村養養花、遛遛鳥，人們也會稱呼他一聲“九爺”。

年輕人絕對不知道，他可是一名出了名的“老罪犯”了，在他的一生中，足足有33年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更加讓人驚訝的是，這個年過六旬的老人居然還曾經兩次偷渡到臺灣，想要“討個說法”，但是非常悲慘地每次在臺灣都遭遇了牢獄之災。

有這種經歷，真的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這個人的一生，實在是稀里糊涂地就過去了，糊里糊涂，唏噓感慨，有趣又可嘆。

連他自己都說，“我覺得自己像個小丑。”

一、“小特務”鈕益惠

那是在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在寒冷冬天的某個夜晚，有一批被囚在天津軍管會看守所的國民黨特務。

被捉到的一個“軍統”的情報組長秦應麟面帶絕望，知道自己的任務已經徹底失敗。

這個人很有名，他在1950年受當時的國民黨當局“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派遣，從臺灣潛入到大陸開始為他們收集情報，沒想到，這個人短短幾個月就被捕。

1950年9月1日，這個所謂的“總隊中隊長、老牌軍統特務、骨干中的骨干、智勇雙全的秦應麟”，就這樣突然被捉住了。

迷茫絕望之際，他在監獄中走到同為獄友的一名15歲的孩子面前，面帶悲傷，緊緊抓住了這個“同事”的手，嘶啞地說道：“小九，我們幾個人中，只有你最小，等將來，恐怕也只有你可能回到臺灣。”

秦應麟悲憤說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去了，記得一定要問問他們，問清楚這個‘王永祥’到底是個什么人！究竟是誰派來給我們送錢的！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啊！”

后來，在這一夜的囚室中的十幾個人，也確實是只有這個叫做“小九”的孩子最終活到了回臺灣那一天。

這個“小九”就是鈕益惠。

在老年已經看淡一切的年紀，卻又被人們稱呼為了“九爺”。

但是他不知道，他偷渡回臺灣之后，等待著他的卻是各種各樣的非議，這個“說法”，他討到了嗎？

我們把時光回溯一下，回到剛剛建國的那段令人振奮的時光。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終于翻身做了主人，全國上下一片沸騰。

但是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個大家族并不多么開心，這戶人家姓鈕，鈕益惠就是出生在這里，因為在家中同輩中排行第九，所以人們都叫他“小九”。

小九鈕益惠大概知道家人們為什么不開心了。

因為那之前，他的父親和哥哥都曾經在國民黨的軍隊中任職，他的大哥鈕益培還擔任過國民黨第五補給區副官處二處上尉副官，還身兼多種職務。

鈕家這個家庭也從郊區搬到了市區的東單牌樓的新開路戊字41號。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鈕益培等人逃去了臺灣，連帶東單牌樓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按照法律規定沒收了，一家人就又回到了通州的垛子村。

后來，鈕益惠回憶道，“那時候我們家的大院子里停著好多的小車，我都隨便開，大米白面更是從來都不缺。”

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還想著長大了以后，要像哥哥鈕益培那樣，“每天都穿著馬靴，多威風”。

總之，鈕益惠的大哥逃往臺灣之后，鈕家也就逐漸敗落了。

但是鈕益惠萬萬沒想到，就在1950年4月的某一天，鈕益培突然寫信，信上居然說道，自己從臺灣回來了。

這真的是稀罕事。

信上還寫著，讓鈕益惠按照信上說的時間，準時去雙橋火車站去接人，自己這個很久不見的大哥要在家里放一些“行李”。

那天，十幾歲的毛頭小子鈕益惠趕著一輛驢車，前往了雙橋火車站，隨著行李一同回家的，還有一個叫孫毓清的人。

等回到了家之后，鈕益惠才知道拉回來的這個東西，原來是個“電臺”。

這個孫毓清自然不必多說，他其實就是毛人鳳組建的“天津特別組”的一員，他們就是國民黨滲透進群眾之中的特務，而且這個組織在大陸的首腦就是前文“悲憤”的秦應麟。

這個孫毓清有過在美國接受特務訓練的背景，而且鈕益惠的哥哥鈕益培也是這個“天津行動組”的骨干成員，他們在這里從事所謂“黨國敵后工作能否開展成敗之關鍵”。

在鈕家，不僅僅是鈕益培這個大哥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而且鈕益惠的大姐夫梁錫增、三姐夫劉景惠也被帶進了這個組織。

那個時候，鈕益惠的家里突然“熱鬧”了起來，而且，因為鈕益惠的家位置非常隱蔽，這個電臺就在他的家中建立了起來。

當時還小的鈕益惠也不知道他們在密謀什么東西，最后只知道哥哥鈕益培一直讓他在門口“警戒”，也就是在站崗放哨。

鈕益惠沒有多想。

因為在他的認知中，鈕益培，也就是他的“三哥”，在家中最有文化，上的是最好的育英中學，還曾經在保定上過陸軍學校。

而且，他知道鈕益培還做過國民黨參謀總長陳誠北平公館的副官，甚至在那個年代還經常開汽車回家，都是“道奇”或者“雪佛蘭”，所以，鈕益惠知道，哥哥干的一定是“大事兒”。

據有關人士披露，當時以鈕益培為主的“天津特別組”的敵方特務，主要就是在搜集我黨我軍有無進軍臺灣和抗美援朝的動向。

他們也在刺探中蘇關系、高級民主人士與高級起義投誠人員的動向，以及物價、金融、幣制等方面的情況。

這些人其實也更希望能夠得到我黨和國家軍政領導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車牌號及參加重要活動的信息，以供國民黨的“保密局”特務行刺之需。

二、被捕

后來，他們幾個人就被抓了，當時公安部已經捕捉到了電臺的訊息，但是沒有具體的位置，然后，一個叫做“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帶著“特別組”成員需要的錢，卻帶領我們的公安找到了電臺的所在地。

這個王永祥，就是前文中秦應麟至死想不明白的人物。

那時候，鈕家人已經收到了秦應麟的來信，這封信上只有十個字。

“生意沒辦法做了，趕緊收攤吧！”

他們知道要出事兒，提前把很多東西都燒掉了，甚至把電臺也放在了泡菜壇子中。

年幼的鈕益惠和哥哥鈕益培帶回來的人孫毓清逃走了，沒想到一走就是整整33年沒有回家。

當時孫毓清也知道大事不妙，孫毓清對著鈕益惠說道，跟我去臺灣吧，跟我去臺灣“為國盡忠”，他們決定先分別乘車前往孫毓清的故鄉山東，然后再“想辦法去臺灣”。

沒想到，鈕益惠剛剛登上一輛前往濟南的汽車，最后給他的，卻是一副冰冷的手銬。

那時候15歲的鈕益惠滿腦子都是“不背叛別人”的思想，他自己都不是“天津行動組”的成員，卻打死也不說別人的下落。

但是小小鈕益惠的倔強卻沒有保住任何人。

最后，他們所有人都被一鍋端，最后，鈕家人都受到了應有的審判，那時候，那一段從帶回電臺后的日子里。

鈕家人的飯桌上就很少有過笑臉，他們也在飯桌上說過：“這部電影一旦被發現了，那么誰也活不了，誰都活不了。”

鈕益惠因為年齡太小了，而且也沒有深度參與這個事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因為拒不服從，死不悔改，根據法律，仍舊需要服刑。

他要面臨長達33年的牢獄生活。

但是鈕益惠心中仍舊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給他們“送錢”的那名叫做“王永祥”的人究竟是誰，究竟想要干什么。

為什么自己這個“團伙”因為這個人，就這樣全部伏法。

三、前往臺灣討說法

在獄中，鈕益惠經歷了自己難忘的歲月。

他自己居然也偷偷“琢磨”過，本來鈕益惠的刑期只有十年，就在1959年的時候，刑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鈕益惠自知外面正值困難的時期，他覺得自己出去了，還不如待在監獄里，于是，鈕益惠居然在監獄里組織起來了一個“暴動集團”，揚言要給父兄報仇。

這個愚蠢的行動當然失敗了，最終，他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但是后來又被改判無期徒刑。

鈕益惠是個混不吝的“小爺”，他覺得自己都麻木了，就是怎么高興就怎么活著。

他依然有難受的事情，尤其是母親來探望的時候，他回憶道，自己的母親從村子里背著二十多斤的吃的，舍不得坐公交車，一步一步走到了監獄。

他的媽媽問他：“判了幾年？”

鈕益惠：“無期。”

媽媽問自己的孩子：“什么叫無期啊？”

那時候鈕益惠心中酸楚，因為自己剛剛加刑，但是不想告訴母親自己判了無期，只是說道：“就是……什么時候改造好了，什么時候回去。”

媽媽激動地看著自己的兒子：“那你快點改造，我在家等著你。”

自己的母親走后，鈕益惠就告訴自己的親戚，自己誰也不想見，誰也不見。

不是自己不想母親。

也不是母親不想自己。

就是他怕別人見了自己也倒霉。

1983年的正月二十二，鈕益惠已經48歲了，他仍舊頑強地活著，而且還因為表現不錯，獲得減刑，在這一年，他出獄了。

出獄之后，在四哥鈕益海的帶領下，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發現這里早就已經物是人非，最后在父母的墳地上，大哭不止。

他也做過汽車裝卸工，也搞過一些家具生意和牛羊肉生意，賺了一些錢，還買了三間房宅基地，娶了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女子。

但是鈕益惠心里一直有一塊心病，不斷地“抓撓”著他，那就是想要去臺灣討一個說法。

他想要揭開當年的秘密。

不死不休。

在1999年的時候，鈕益惠又找到了親友們，借了整整幾萬塊錢，從福建出發，然后前往臺灣。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到了臺灣之后，他輾轉找到了“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但是找到相關負責人之后，沒想到他們卻說：“你來也白來，你一分錢也拿不著。”

這是怎么回事兒呢？

只見這里的人說，他們的“國防部”有通知，他們部門想要的證明，鈕益惠永遠也要不回來。

后來，鈕益惠就被關在了警察局中，后來又被送到了位于新竹靜廬的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

他又被當作犯人關起來了。

那時候鈕益惠經常挨打，還是把一個人叫到了屋子里，蒙上了眼睛，一共有四個警察每個人有一個電棍，分頭打人。

而且他們在關押的時候，哪怕是吃飯的時候為了方便剔牙留下一根小骨頭，他們被發現之后，都要被打得半死。

他還沒有放棄，曾經申請給當時的臺灣所謂“軍情局長”寫信，寫明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足足寫了好幾萬字，寄出去之后，還是石沉大海。

過了整整十個月，鈕益惠終于狼狽不堪地回到了祖國大陸。

他還是沒有放棄，雖然那時候撥打臺灣的電話有高昂的費用，但是他還是鍥而不舍地撥打著。

最終，臺灣的所謂“立法院”承認了他“烈士家屬”的身份。

2001年2月24日，鈕益惠再次前往臺灣。

這次，他已經有了經驗，首先去的地方是臺灣的報社，當時的報社記者接待了他，而且還寫了一篇關于他的報道。

當時的臺灣“立法委員”也幫助了他，幫他給臺灣的“軍情處”寫信。

鈕益惠還需要等待回復，他想了一個辦法，找了一個乞丐乞討用的殘疾人診斷書，然后在復印店復印了一份，把日期和姓名全部改成自己的。

這樣，自己就有了一個“合法身份”，他在臺北火車站的高架橋下找到了一個存身之地，但是因為防止警察盤問他，他還裝著啞巴。

等來等去，鈕益惠居然只等來了“三千美元”的救濟金，這樣鈕益惠不能接受，他沒想到自己家族的“苦難”居然只值這么點錢。

最后返回北京的時候，結果還是得去所謂的“大陸人民處理中心”，還是經歷了凄慘的遭遇，毒打、暴戾的監管人員，暗無天日的日子。

待了半年，他又回到了大陸。

他還是沒有搞清楚那深受困擾的問題，因為他已經看出來了，自己從來沒有被自己辛苦付出的人們看在眼中。

鈕益惠還和老伴兒生活在租來的平房小院中，他還在嘗試找北京方面起訴自己要回自己宅基地的問題，這源自自己八十年代買的宅基地與其他人產生糾紛的問題。

鈕益惠還不滿足，還在不斷地往臺灣的“軍情局”寫信打電話，就是想要一些生活費用。

他沒有要到。

因為“軍情局”否認他們應該對鈕益惠負責，因為這個人只是“當年失事殉職同志之弟”，并不是正式人員。這個時候，鈕益惠卻還經常看鳳凰衛視的臺灣新聞，還說是這是“盡自己精神黨員的責任”，話語中多是自嘲。

甚至馬英九競選臺灣地區“總統”成功的時候，他還給發出了一份傳真，后來還收到回信，讓鈕益惠去參加“就職典禮”。

鈕益惠準備遛遛鳥、逛逛街、養養花。

他覺得背地里，臺灣的各種部門一定煩死他了。

鈕益惠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長嘆一口氣，只說道：“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小丑。”

這可能真的是他一生的寫照了。

那個令他們失敗的“王永祥”，其實就是毛人鳳派過來給他們送經費的，王永祥拿著銀行匯款到天津交接，然后組長秦應麟派人去銀行取錢。

結果，他們所謂的“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就被一網打盡了。

有趣又悲涼。

我們破獲了“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案”，也暗中注定了鈕益惠他自己悲涼異常、又萬分別扭的一生。

這就是鈕益惠的故事。

你怎么評價他呢？

他的一生是不是實在太過悲慘了？當時如果沒有走錯這一步，是不是也不至于到這步田地吧？

（全文完）